看看其他城市的招商血泪史，才明白合肥有多难学
最近合肥政府风投火了。
从中科大到京东方，再到长鑫，合肥政府几乎逢赌必赢，赌京东方拿出了全市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甚至地铁项目都停了，最后赌出了全球面板龙头，赚了100多亿，然后拿100多亿赌长鑫，上市浮盈超过1000亿。
一起火了的还有合肥×建，短短半个月，股价翻了一倍，据说背后的逻辑是：
城市品质建设是科技崛起的附加物，就像深圳科技崛起后的城建变化。
几乎一夜之间，合肥突然出现在了聚光灯下。尽管合肥成功了，但是“合肥模式”注定不能复制：
当年深圳有多难学，今天合肥就有多难学。
01 先入洞房，后领结婚证
在合肥大火的同时，还有一大堆城市，眼巴巴地望着合肥，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2017年，老罗还没直播带货，那时候，成都市和南昌市争着抢老罗，最终成都成华区满满的诚意打动了老罗。成华区基本放弃了对6亿国资的基本保障，直接打款，投了个锤子。相比之下，南昌市要求为国资垫底，保障5年后回购股权。
然而仅仅一年过去，锤子宣布裁员三成，罗永浩和彭锦洲相继离职，锤子凉了。后来知情者透露，当时投锤子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
仅凭一份锤子科技的商业计划书，成华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迅速作出了投资决策。
不幸的是，6亿国资打水漂并非成都故事的全部。
为了和重庆市抢格罗方德，成都市高新区在尚未跟格罗方德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仓促投资12亿美元，建了占地1138亩的中国最大半导体厂房，道理很简单：
先入洞房，后领结婚证。
此前，格罗方德因为要求以旧设备按照新设备的价值入股，被南京和重庆先后拒绝。到了成都也没能例外，这是国资监管的基本红线，就这样，84亿的格芯工厂回到了娘家手里：
投资没谈拢，分手费也拿不到。
后来，政府找了很多家晶圆厂去考察过，但是发现工厂质量存在很多问题，漏水、断电、漏气的问题时有发生，没人敢接盘。
去年9月，一篇名为《TowerJazz接盘成都格芯》的独家报导使格芯工厂再次成了焦点。
当时，多地政府都在与以色列芯片巨头塔尔（TowerJazz）洽谈，除了成都、南京、宁波，还有令人眼红的合肥。
高新区破釜沉舟，不惜血本也要把项目抢过来。
血本的具体内容是，花了84亿建的格芯工厂，以10多亿人民币的价格卖给塔尔。而且塔尔不用着急付钱，一年只要付两三千万的象征性租金，什么时候“觉得想买”了，随时支付10多亿就可以把工厂拿过去。
84亿的工厂，不到2折卖，不知算不算“崽卖爷田心不痛”。
不过就是这样，成都最终还是没能留下塔尔。今年2月，塔尔与合肥签订框架协议，建设12吋模拟芯片代工厂。
02 所过之处皆烂尾
塔尔落户中国的意愿早已有之。2017年成都拉拢格罗方德时，塔尔宣布与南京德科码合作生产8吋晶圆——南京德科码是当时无数乘着半导体投资东风而起的公司之一。
2014年9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第一期规模就达到1387亿元，迅速引爆了全国半导体投资热。
这样的背景下，李睿为带着德科码登场了。
2016年初，李睿为在南京和淮安两地同时取得了突破。
南京德科码号称投资30亿美元，“建成后将填补中国 CIS 产业的空白”，淮安德科码（德淮）计划投资450亿元，立志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一片红红火火之中，淮安德科码率先启动。
动工就要花钱。按照最初的规划，李睿为出资4000万。但在李睿为几次推脱之后，淮安好像明白了：
他根本没打算出钱。
次年1月，李睿为从淮安德科码退出，并起诉淮安，要求对方不能再使用“德科码”这个名字。后来淮安赔了钱，改了名，这事算两清了。
从始至终，与德淮志同道合的似乎只有淮安政府。实际投资的46亿，几乎是地方政府独立支撑的，这个耗尽淮阴区整整两年全额财政收入的明星项目，终于在原淮阴区委书记接受调查之后，彻底崩盘。
46亿哪去了？
整个德淮工程，连草坪、工牌都是提前内定好的，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 为了维持一个大部分是裙带关系的日本团队，总共支出了3.5亿元； 德淮的消费很奢华，每个月仅烟酒费用就高达几十万，整个淮安的高档KTV，德淮几乎全都是VIP，高管一顿年夜饭就能吃掉200多万…
或许淮安不是“养不起芯片”。但46亿砸完了，却只留下一个一事无成的德淮、数亿无力偿还的债务和成百上千封的举报信。
南京德科码的剧本和德淮类似。
这一次李睿为不是没出钱，但“从头到尾也只投了100万，这100万可能还是从德淮拿过来的赔款。”
于是当南京德科码花钱的速度超过政府投资时，问题就爆发了。
2017年，塔尔宣布与南京德科码强强联手，合作生产8吋晶圆。
8月，德科码向塔尔一次性支付1800万美元技术授权费，耗光了南京德科码的现金流，次月南京德科码就开始欠薪。直到年底，政府又到了一笔钱，才补发了2个月薪水。2019年再次向塔尔支付900万美元后，干脆直接“全体休假”，可谓：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最后一个倒霉的是宁波。
2019年初，李睿为到宁波注册了“承兴半导体”，“从宁波拿了700万投资之后又不管了，现在这个项目也黄了。”
去年年底，媒体大肆报道李睿为失联，说他“所过之处皆烂尾”。记者上门时，李睿为面带笑意：
会对南京项目负责。
03 这么一个项目来得不容易
2017年5月26日，已远赴北京经商的胡耀红，在前往北京南站乘坐高铁时，突然被铁路公安逮捕。
故事始于5年前。2012年10月，安徽霍邱县委刘书记叫来了县长和副县长。书记说，市里介绍的央企华润集团老总来了，在霍邱建设城市综合体能够投资十几个亿，让他们参与接待。
霍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交通区位优势不突出，招商引资难度大，华润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来霍邱投资是非常难得的事：
这么一个项目来得不容易，全县各级领导、各部门肯定全力以赴。
与县主要领导接触后，项目进展异常顺利。国土局热情接待了“央企华润集团下属公司”的老总胡耀红，尽管名片上写的是华润国际，不过没人在乎：
上面安排下来的，国土局照着做就行了。
年底，为了让“重大投资项目”顺利进行，霍邱县的政府考察团赴南京考察，他们的任务是，到央企华润的华润国际公司看看。
按照胡耀红名片上的地址，他们找到了一栋高档的大厦，但物业讲没有这家公司。政府办主任王俊打电话联系，胡耀红说在忙事情。下午，他们去南京政务中心查，也没有查到名片上“华润公司”的信息。
这次考察，给霍邱县政府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王俊在县委常委会上作了汇报，汇报的大概意思是，胡耀红接待比较差，他们没有见到胡，原因是
胡耀红是央企华润集团的高管，可能有点耍大牌。
会上也有质疑胡耀红央企身份的声音，但“总体上还是认为他的确是央企华润，只不过不是总部的。”
最终，招商引资的焦虑和对资本的无限渴望淹没了怀疑，项目继续快速推进。
胡耀红顺利拿到了126亩地开发苏润城市广场项目，实际地价是122万每亩，按照80万每亩结算，相当于对项目建设的一种“奖励”。这一政策与“土地出让金返还”类似，是国务院明令禁止的，但还是那句话：
这么一个项目来得不容易。
这样一个“央企”大项目，最后却被证实是一个包装的山寨企业。事情曝光后，当地政府回应：
该项目已基本完工，县政府在经济上没有被骗。
04 被骗也是国家的钱
类似的荒唐事，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运动中，非但不是孤例，而且似乎已经成了常态。
广西凤山县，同样是国家级贫困县，招商引资引来了一个“千万富翁”，全县上下异常兴奋，特事特办，立即立项，结果被骗了140万元。
福建霞浦县、清流县，同样是贫困县，在光伏产业寒冬之际逆势扩张，被骗3.8亿元。
福建诏安县，一个10港元注册的公司骗过当地政府，拿到近300亩土地。
河北邯郸，招商引来假“现代”，对方在现代集团出租的写字楼办公，就骗过了当地政府，最终6亿财政配套补贴打了水漂。
偌大一个县，乃至一个市，被骗子骗得团团转，从中能看到的只有地方在招商引资上的饥不择食，以及面对国有资产流失、百姓利益受损时的事不关己。
正因如此，庞氏青年才能在全国跑马圈地，画下几百亿的大饼，然后留下一地鸡毛。
正因如此，一些人廉价甚至免费取得了本属于全民的资源，通过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先富了起来。
通过招商引资，主管官员可以获得升迁的筹码，参与的官员可以获得相应的物质激励，于是欲望完全压制了理智，官员们上下一心，全心全意“为老板服务”。
比如山东菏泽一度有300多个驻外招商机构，1000多人常年在外专门招商。比如某省招商团在香格里拉酒店举办早餐会，40人花了4万元，人均1000元。一位参会的香港亿万富豪说：
一顿早餐花1000元，我不掏钱都觉得心疼。
项目招来了，结果纳税人的钱进了少数人的腰包，供应商拿不到货款，员工拿不到血汗钱。
不能否认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加速发展的良好初衷和成效，然而更多的，却是在政绩冲动之下装睡，或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寻租：
名，我所欲也；利，亦我所欲也。
05 唐僧肉谁不想吃？
风险投资的高风险特性，决定了这种投资并不适合政府。
共享单车烧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是战战兢兢、恐怕失败的投资人，而不是“允许失败”的政府官员。
即便成功如合肥，在每一个重大投资决策面前，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赌对了，千亿市值、十万就业，赌错了……不好意思，合肥没有错。
所以一个合肥站起来了，同时却有无数个城市倒下了。
如果官员做风险投资，那么激励与考核也应当按照风投的模式进行，同时也要切断权力，避免官员用掌握的权力促进自己所投项目的“繁荣”。
这时候，官员还是官员吗？
例如庞氏青年的水车项目，南阳政府要协助落实一半订单合同。政府不仅是项目的投资方，还是项目产品的购买方。
为了政绩的投资，注定是无法理性的。
赌赢了是一个故事，输了又是一个故事。不过赢也好，输也罢，反正都不是自己的钱。
到那时，纳税人的血汗钱就会变成唐僧肉，谁都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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