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夫妻生活的两口子，妻子以处子之身怀孕生子，身心俱疲难回首

说起来谁会相信，我是以处子之身来迎接我期盼已久的孩子的。想到这里，泪珠从我的眼角滚出，滴落在手术台上，那是身痛的泪，也是心痛的泪；那是辛酸的泪，也是幸福的泪……

充满爱情的婚姻中没有夫妻生活

我和丈夫相知相识，缘于单位的一次专业培训。1992年，商业系统全面推行新的会计记账办法，我是一家商场的会计，被单位派到市财校进行强化培训。给我们讲课的岳老师，平时不苟言笑，讲起专业课却津津乐道、口若悬河，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为人稳重，挺有才气。

培训结束后，我感到实际操作中采用复式记账有些棘手，就打电话找岳老师。那天，岳老师刚好没有课，他就骑自行车来到我们单位，帮我现场解决难题。这样交往了几次，同事们私下里窃窃私语，说我和岳老师在恋爱。他们甚至当着岳老师的面，拿我俩开玩笑。岳老师听到这些玩笑话后，脸红得像关公似的。他虽然比我大五岁，但我觉得他为人实在、本分。

这一年12月底，会计到了最忙的时候，有些问题我还是搞不懂，又借机求助于他。那一天，我们相处了较长时间，直到夜幕降临时才往家里赶。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骑着自行车冒雨赶路。突然，我在一个拐弯处“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岳老师赶紧停下来扶我，而我却站不稳了，右脚麻木得像没有了一样。岳老师看情况不对头，立即把我扶上他的车，推着我去医院。当时我感到一股暖流滚过全身……

来到医院时，我们都被淋成“落汤鸡”，急诊科医生一看，就开了一张单子说：“骨折了，准备住院吧。”岳老师也不多说什么，他跑前跑后替我办住院手续，又把我往病房背。不知内情的医护人员，把我们当成一对儿，当时已是深更半夜，我无法通知父母和单位，只有靠岳老师了。记得他背我去拍片时，我浑身疼得发抖，双手抱着他厚实的肩膀，心中稍许有些安慰。等拍完X光片，医生又替我打石膏，那是一种钻心的疼。岳老师始终扶着我，协助医护人员。我则紧紧抓住他的臂膀，恨不得抓进他的肉里去。

接下来，是一瓶又一瓶的静脉滴注。不久，更麻烦、更令人尴尬的事出现了。当两瓶1000毫升带有消炎、消肿药的点滴注入血管以后，我的小便就憋得很。当时，病房里的女病人和她们的家属都酣然入梦，岳老师坐在椅子上，靠在病床的一端，也传出轻微的鼾声。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按了呼唤铃，过了好一会儿才走来一位睡眼惺忪的小护士，她一看针未打完，又听说我要小便，就气鼓鼓地说：“你不是有人陪床吗？”不容我解释，她扭身就走了。

与护士说话的功夫，岳老师已经醒来，他猜测到我的难处，试着扶我上厕所，却没有成功。到这个时候了，我也顾不了许多，就让他拿来便盆……

我在医院一躺就是三个月，病友们看到岳老师的表现，说我有福气，找了个好男人。其实，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承诺，自从他帮我小便的那时候起，我就铁了心要嫁给这个男人。

1993年5月1日，我和岳老师一道迈进了婚姻的殿堂。然而，我们的新婚之夜却上演了更为尴尬的一幕：在粉红色的灯光下，我和丈夫相视而拥，轻音乐像遥远的流水声，仿佛很远又仿佛就在耳边……我看见丈夫泪流满脸，他不停地在我耳边说：“对不起，对不起。”

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我为丈夫的无能和无助感到失望，他生理和心理上的障碍，使我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那一夜，他哭了，我也哭了，我们只是整夜地呢喃，以至于早晨起床了，眼睛还有些红肿。一位来家里看我的女友，见我憔悴的表情，与我窃窃私语，她笑着对我说：“悠着点嘛，要爱惜身体，往后的日子长着哩。”

听完女友的话，我内心一阵酸楚。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的婚姻虽有爱情，却没有夫妻生活。

不堪回首，那辛酸的求医岁月

婚后，为了治愈丈夫的障碍，我们踏上了漫长的求医之路。我们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强烈的虚荣与自尊心，使我们产生了又想治病、又怕人知的心理。所以，求医之路上洒满了屈辱和辛酸的泪水。

第一次看病，是我们婚后第三天。我和丈夫来到中山市的一家大医院。丈夫虚报姓名和单位，看男性专科。医生说，像我丈夫这种情况，属先天性发育不良，即幼儿期，治愈的希望从理论上讲是有的，但实际上很难，可以采用外科手术再造，能否成功没有把握。丈夫一听，满脸通红，扭头就跑出了诊室。我还想咨询一些情况，谁知医生看我丈夫拂袖而去，也有些生气，对我说：“要是没结婚，吹了拉倒；要是结了婚，离婚也来得及，不然的话，几十年的生活，怎么过嘛。”听了这话，我也气得跑出了医院。

听说中医治百病，我又鼓动丈夫去看中医。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一位看起来还可靠的老郎中，医生说丈夫这毛病有得治，但要慢慢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偷偷往医院跑，偷偷地抓药，连煎完的药渣，也十分慎重地扔进垃圾箱，害怕被邻居发现。丈夫虽然天天晚上服中药，但他的功能还是没有改善。因为那些中草药的作用，丈夫有时浑身憋得难受，嘴唇、脸上都起了水泡，却依然不行。

后来，他一看到满满一碗中药水，就想吐、就想哭，一个人呆在房里哀号：“饶了我吧，你找别人去吧……”这时，我也跟着流泪，两人就相拥而泣，很久很久之后，丈夫又含泪服下那碗药水。后来，我惊奇地发现，丈夫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整个人瘦得不成人形，而且因长年服药，肝脏也受到损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放弃了中医治疗。

中西医久治无效，我和丈夫都很失望。那天晚上，丈夫看我把平时煎中药的陶罐给扔了，一言不发地坐在客厅里发呆。直到夜深人静时，他才走进卧室，对烦躁不安的我说：“我太自私了，我不能害你一辈子，我们分手吧……”听了丈夫的话，我也曾想过这样的结果，早一天解放自己。但是回想起我们一起受苦受难的日子，我怎么能为了满足欲望而背弃爱情呢？

由于我始终未怀孕，我们的隐秘还是不胫而走。开始，我向单位保证婚后3年不要孩子，一时被树为榜样。3年过去了，我已是快30岁的人了，再不要孩子恐怕说不过去，有人就猜疑地问我：“怎么回事嘛。是你不行还是老公不行？”我一时无言以对，恨不得钻到地下去。

丈夫在单位里压力也挺大，他是个大老爷们，怎好承认自己无能呢，就对他的同事戏言说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有一次，我母亲和邻居发生口角，我未能生孩子竟被邻居数落出来辱骂母亲。老人一气之下，找到不中用的女婿讨说法。丈夫“扑通”一下跪在老人面前，乞求说：“妈，饶了我吧，学校里几千人，您老叫我把脸往哪儿搁呀？”过后我认真的和母亲谈了一次，她流着泪点了点头。

从维护丈夫的形象和自尊方面考虑，我处处忍气吞声，代他受过。有一年“三八节”前夕，单位组织所有女工去体检。我担心暴露自己的处子之身，就在卫生巾上涂上鸡血，在妇检时，佯称月经来了，坚决不让医生看下身，总算混过这一关。回到家里，我打开热水器冲凉，冲着冲着，忍不住大哭一场。丈夫知道我情绪不对，也知道我伪装月经的事，他像我以前伤心时一样，轻轻地走到我的身后抱住我……

后来，听人说按摩疗法也挺管用，我就劝丈夫去试试。这种治疗多半是在私人诊所里进行的。听说那些治疗，或许对功能障碍有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丈夫觉得对生理缺陷导致的功能不全毫无帮助。促使我们放弃治疗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诊所的医生企图对我非礼。那天，医生让女护士替丈夫理疗，把我叫到办公室“谈心”。他对我说：“也不是不能治好，关键看怎么理解，如果你怀孕了，你老公不是治好了吗？”

我问这话是什么意思，眯着眼的医生已凑到我跟前。我一气之下给了他一个耳光，知道这里的治疗也是骗人的，立刻叫走了丈夫。不过，这个骗子的话提醒了我：丈夫的病治不好，但我可以生儿育女呀！

绝对隐私：我以处子之身孕育孩子

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我决定生养一个自己的孩子。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丈夫，他也十分赞成。我们想通过高科技的帮助，来完成这一正常夫妻能够完成的工作。

1997年5月，我和丈夫来到广州一家不孕专科医院，期望孕育一个试管婴儿。医院对丈夫作了检查后，觉得成功率极低，原来丈夫精液中的精子奇少，甚至到了无法采样的地步。

这时，我们又了解到有关“名人精子库”的报道，我又动了当妈妈的心思。丈夫听完我的想法，沉默良久才说：“这让我很难接受？你让我如何面对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

我也理解丈夫的心情，论智商，他不比“名人”差多少，论身材长相，他也在英俊男儿之列。如果我用了别人的精子怀孕，即使生下孩子，对我来说是当妈妈心愿的满足；对他而言，却是看到孩子想起痛的折磨。所以，这一条路，我们也放弃了。

1999年4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一家医院可以让丈夫这种情况也可以传宗接代。我和丈夫都兴奋不已，立即千里迢迢赶到那家医院。主治医生对丈夫进行检查后，也认为人工取精难度大，只能通过睾丸穿刺，在显微镜下找出精子细胞，从而达到怀孕的目的。在对我进行检查时，那位医生说：“你的状态很正常，你真不容易。”听了这话，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内心百感交集。对丈夫进行睾丸穿刺时，第一次取出的精细胞只有几个，而且在显微镜下显出病态，只好放弃。经过药物治疗十几天后，进行第二次穿刺，虽然也只有十几个，但质量要好一些。起先，医生准备把丈夫的精子直接输入我的体内，可惜精子太少太弱，医生担心不能成功。于是，采取了“试管婴儿”的治疗方案。

那天，我躺在手术台上，任凭医生把一个成活胚胎置入我的子宫内。说起来谁会相信，我是以处子之身来迎接我期盼已久的孩子的。想到这里，泪珠从我的眼角滚出，滴落在手术台上，那是身痛的泪，也是心痛的泪；那是辛酸的泪，也是幸福的泪……

2000年3月2日，我终于顺利分娩，产下一个 3100克的男婴，这是我和丈夫生命的结晶，也是我们婚姻中的爱情洗礼。

如今已过半生，我们夫妻恩爱，孩子健康，只有我们俩了解这过往中的心酸和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