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读：影响美国信息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引言

经济学研读：影响美国信息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总的来说，美国的科技发展速度和质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八七〇年-一九四〇年，美国处于大众传媒发展的黄金时期，日益丰富的生活娱乐和精神文化需求，使美国主要的耐用品消费逐渐由家具、家具用品、马车等，转为汽车、大型计算机、通信和娱乐设备等产品。

一、信息技术的进步

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转向发展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催生出多种多样的新技术，现代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产业得到高速发展，计算机的性价比呈现出持续的指数化增长，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的性价比每年增长达20%。

这使得当时美国的日常商业操作基本已经实现计算机化。一九六九年，五角大楼的高等研究项目署成立ARPANET研发团队，旨在将远距离的计算机进行互联，截至一九七一年已经有超过20个链接点或节。

一九八一年八月，世界最大的跨国电脑公司IBM的第一台个人电脑IBMPC机诞生，八十代初的许多学者、作家以及其他涉及写作的人群已经开始使用个人计算机。不仅如此，互联网的崛起扩展了个人计算机的使用场景，专家学者已经能够使用个人计算机发送电子邮件。

互联网的出现和计算机的广泛使用，逐渐将美国人连接在一起。九十年代初，美国网景公司网页浏览器出现，以因特网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为电子商务和网络搜索的出现和发展提供契机，人们进入崭新的数字革命时代。

信息技术在总名义GDP中的份额急剧增长，进入二十一世纪，研究重点已经转向改进大型计算机的数据中心和便携式设备电池寿命等领域，为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同时。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融合更给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有学者在对数字经济的阐述中指出，信息、计算机及通信技术的融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丰富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使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得到深化，其影响从微观基础的创新，通过中观产业发展，进一步渗透并影响整个经济领域乃至整个社会领域。

具体来看，数字经济时代能够突破传统物理时空的限制，具有极大的外部性，渗透并重塑着社会生产、生活和工作方式，成为驱动新经济的主导动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首台计算机发明，在之后的一九五七-一九八四年间，大型计算机价格每年下降约20%，个人计算机中在一九八四年后每年下降20%-30%，计算机得以迅速普及。

一九九三年，美国政府宣布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信息传输效率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大幅提升。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技术迅速渗透应用到各个经济部门，也为丰富的金融创新提供足够的基础条件，出现电子商务等新形态的市场。金融服务行业与IT产业的融合持续加深，在二十世纪已经完成三次电子革命。

而且为适应网络经济的发展和应对以货币市场存款账户、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股份等为代表的创新产品，带来大量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世界上第一家网络银行“安全第一网络银行”等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涌现。有学者指出，互联网银行的扩张和加速推进，促使一度被金融机构垄断的金融服务得以革新。

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在银行业的应用为银行服务开拓全新的分销渠道，并激发新银行模式的发展，还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技术进步和发展也促使美国货币体系内发生创新，互联网的到来将美国货币体系推向以技术为基础的未来，为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接受铺平道路。

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不仅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技术成本下降使高速网络和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应用得到普及。这些技术和产品的出现，深刻改变着传统金融的思维和运行模式。互联网货币基金、余额宝等新的产品和市场应运而生，人们的支付方式开始发生改变。

尽管，在经济中纸币的总价值仍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但现金的使用趋于减少。在二〇〇八年，60%的支付以纸币结算，但是到二〇一八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28%，预计到二〇二八年，这一比例将降至9%。“无现金社会”正在形成。数字经济和信息科技发展孕育着数字货币的诞生。

在新技术、自由主义思潮等因素的催化下，货币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随着形态上发生从“有”到“无”的演进，货币由金属主义进入货币名目主义阶段，货币的内涵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随之而来的是，被各国央行广泛认可的以流动性水平划分的货币概念层次受到冲击。

“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等新型货币形式归类不清，以及会带来的货币政策监控困难的等新问题涌现。同时，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各国央行乃至民众都对未来的货币形式提出更多的期许，技术的日新月异为货币的演进提供现实条件，更具有功能性的货币呼之欲出。

二、政治经济基础

世界货币体系的局限、地缘政治斗争升级以及人们对金融普惠的需求等现实因素，为人们改变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提供思想基础，产生对“去中心化”货币体系的美好想象，为私人数字诞生提供理由。

私人数字货币的流行，又引起各国央行对保护法定货币权力的警惕，也成为国家间进行权力竞争的新工具，甚至新的“金融武器”。当今世界货币体系是在一九七六年“牙买加协定”和《IMF协定第二修正案》基础上形成的。

一九七三年后，随着黄金非货币化，美元中心汇率制度取消，浮动汇率制度开始合法化，国际货币体系开始信用“锚”时代，完全的信用货币时代由此开始。脱离美元硬“锚”的约束，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开始根据通过膨胀率、GDP等指标由央行通过各种信贷渠道投放。

但同时，也使货币政策更具有主观性，带来信用的相对性和安全资产供给过大弹性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不断激化，政府为实现激经济增长、解决财政困难和政治的目的，滥用货币发行权，增发货币，导致信用过度扩张，最终诱发金融危机。

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恢复速度缓慢。美欧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主要依靠信用扩张支撑经济增长，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普遍的政策范式。其中美联储在二〇〇八年-二〇一四年间先后执行三轮QE，二〇一四年底退出QE时资产负债规模已经达到4.5万亿美元。

美元的信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公众的不满情绪加深。COVID-19疫情持续蔓延，对美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都造成严重的冲击。美联储为稳定市场情绪，防止流动性枯竭和大型金融机构破产而触发系统性金融危机，二〇二〇年三月，美联储宣布全面量化宽松政策，具体行动主要由零利率和无限量QE组成。

总计向市场投放4.3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随之急剧膨胀。截止二〇二二年六月，美国的CPI指数同比上涨9.1%，打破近40年的历史记录。无节制的流动性释放，正在使全球经济陷于更大的不确定之中，也将一定程度影响新一轮全球货币之间的权力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