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认同意识的强化：北魏士人选拔

北魏拓跋鲜卑部建立政权以前，他们都生活在幽都北部，那里地广人稀，一大片都是草原，都是靠畜牧为生，打猎为业，民风非常淳朴，没有文字，记录事件还延用古老的刻木纪契的方式，这种落后是汉人所不耻的。

而同时期的汉人政权却比北魏要先进很多，他们有“秉礼以整俗，遵王以垂训”的一套体系，让北魏人望尘莫及，即使北魏政权不想用汉人这套完备的文化体系，自己却搞不出一套更好的来。

他们民风彪悍，汉人被他统治后，也就是北魏皇朝自从拓跋珪建立政权时起，就急需要有一套系统的建设国家、人才选拔和士人任用的准则系统供他们参考。这时候，汉族这个具有高度文化意识的统一整体对北魏的政统场域就太重要了。

北魏之后不管是政权利用还是统治参与，亦或是任用人才、选拔人才一步一步地都参用汉人的文化传统。

一 北魏汉族士人的地域来源与身份

在北魏立国之前的几十年前，中原大地的道统其实已经非常衰落，整个北方的政权没有上下秩序可言，基本是官不官民不民的混乱状态，当时也没有一个强大的体系出来整顿这样的混乱。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北魏胡人政权一旦介入，并持开放的态度吸收人才，将那些接受过文化与政治教育的汉族士人到自己的身边，得到这帮人才的大力支持下，那么北魏政权便很快就能够将政权稳固下来，甚至在稳固的基础上进行再度扩张。

像前秦辅国将军王猛，自幼饱读兵书，为人严谨，才华横溢，有勇有谋，他为前秦平李俨、灭前燕，定五公，是前秦时候的栋梁之才，王猛这样的汉族士人，不管是名望还是功业来到北魏这里，直接就是北魏的一强大助力。

那么，拓跋部历经多年征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接纳了许多汉族士人的加入，也就是北魏统治下的汉族士人的地域来源主要是哪种呢？

依据时间顺序主要来源有两种：

一 拓跋部在北方征战时吸收的汉族士人。北魏建国以来，因为连年征战，有归顺有受降的汉族士人群体源源不断加入。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风俗汉化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这都是北魏统治阶级在利用汉人才能、接受汉人礼教时不知不觉润物细无声的情况下的产物。同时，这也是北魏获取汉族人才的一种手段，在用人才的过程中慢慢被中原文化同化。

二是 来自南朝的汉族士人。在南北朝的大背景下，南朝当时并不太平，遗留下来的晋室后裔在南朝政局变动时整日惶惶不可终日。

北魏人的做法相比其他野蛮政权更让南朝人有好感，所以南朝士人一部分归顺后，在自己的同伴中宣传后大家就都归附北魏，同时南朝中原文化对北魏的影响进一步加强。

北魏政权建立后，北魏统治阶级在听取了汉族士人的建议后通过征辟及考核等方式，也得到了大量汉族士人人才的加入。

像当时雄才辈出的四大名门望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他们在依附北魏政权后，纷纷让自家有才之辈去应征，众多人才在政治场域中激烈角逐，加上荫庇制度的各代沿袭，征如考核在人才选拔中地位卓然。

这使得中央集权制度下北魏朝堂之间汉族人才百花齐放。这些汉族士人来自全国各地、教育背景都有不同，他们为北魏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和文化变迁战略等方面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思路与手段。

由此可以看出，汉族士人人才众多，对北魏政权系统建立影响的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北魏政权能够与江左抗衡并在后续可以大刀阔斧的持续性改革，都有赖于它在中原大地建立起足够的群众基础有关，也因为北魏的不屈一格用人才而大大减少了胡汉之间的矛盾，这同时也标志着北魏中原文化认同意识的思想性强化。

二 北魏汉族士人群体的职能赋予与身份演变

对北魏鲜卑政权来说，汉族士人的加入是一种非常有必要的外来资源。封建政权对外来资源的利用，一般经历三个阶段：外器之用到政治敕使再转为革其风俗与文化。这个过程体现了北魏对中原文化认同的淅进性。

北魏刚开国之时，根基还浅，整个政权的重点还集中于征战与巩固疆土。所以，这个时期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汉人军事人才。

此时的汉族军事人才一般不允许参与政治文化活动，只职责只是集中于军事与统帅等外器层面。即使是被皇帝宠信的汉人也被鲜卑族人所摒弃并诬害，只要有一点细微差错，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像崔逞，汉族士人，辅国有功，却因为在天兴初外交辞令不当被赐死；邓渊博学多才，对于朝堂事物尽心尽力，却最终被太祖无端怀疑而赐死。

这个时期，北魏政权对中原传统文化认知非常薄弱，对汉族士人态度也没有太大转变。直到太武拓跋焘时，汉人参与政事才慢慢增多，甚至参与“修撰国史”且让汉族士人崔浩参与修史活动的主笔，这足以看出拓跋焘对崔浩的依赖。

太武帝相对于开国初期，对汉族士人已经十分宽容了。甚至高允还被“敕以经授恭宗”，作为具有知识与才学的汉族士人辅佐太子，可谓受到的礼遇之优厚了。而王慧龙因为战功赫还被太武帝授龙骧将军之衔，领荥阳太守，在任十年间功绩昭著。

此时的汉族士人不管是在中央与地方还是文治与武功等多个场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身份已从北魏的被治理者，转变为北魏的实际治理者了。

因为汉族士人身份话语权的提高，为后面的孝文帝除胡服、改姓易文、迁都洛阳等埋下了伏笔。

朝堂上汉族礼教和风俗习惯一直在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鲜卑王室，最终以势不可当的趋势将仙贝皇族与中原文化同化。

能够同化也主要在北魏王朝对汉族士人的规范性选拔与规模化任用有关。如果只是像早期一般“收留”“利用”而已的话，北魏汉化改革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汉族士人这个身份演变，得益于北魏政权对其政治身分的赋予，这个身份提高了汉族士人的政治地位。这是北魏人才选拔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北魏政权中原文化认同意识强化的一条重要线索。

三 民族融合视角下的北魏选官制度

鲜卑族部落在没有建立北魏政权时的用人标准，基本看部落血脉与武力功业。也就是说，因为拓跋氏当时并没有用合理的用人制度来治理部落的观念存在。

他们一味征战其他部落，抢夺牲畜和自然资源，只要整个部落能够有吃有喝就行，不需要依赖固定的制度或者手段来治理。

但是北魏建立后，道武帝就发现了如果还随意任用官员的话，会影响一个政权的活动及治理情况。所以，具有北魏特色的选官制度就这么诞生了。

北魏在中原传统文化的渗透下，同时选官制度在诸多汉人的多种意义下，北魏政权开始系统性地慢慢尝试转变选官制度的方式，由武功治国转为多样化选拔。

北魏前期设立有九品中正选官制。这个选官制度为后来的朝堂官秩的合理演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一方面说明了北魏很难消除相对固化的门第制度，另一方面也说明鲜卑统治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中原文化了。

中正选官制度，一方面需要中正官本人是个德高望重之人，也就是中正要出身高门。被选中者不管是地位还是舆论亦或是功名等都是选拔人才的重要参考依据。

这种选拔制度看上去很不公平，但对北魏初期中为巩固鲜卑贵族和中原士族的关系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使得当地地位很高的士族更加支持拓跋氏的统治了，而这种稳定性是一个新生外族政权所扼待需要的。

寒门士子虽然也有德才兼备之人，但北魏政权刚刚建立 ，用这样的人才并不能调和当时鲜卑族与中原士族之间的矛盾需要。所以，中正选官制的施行是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定的。

北魏政权在建国之前，拓跋鲜卑一直是马背上的民族，驰骋沙场 的将领不是拓跋王室就是鲜卑贵族，在以战功评定官职地位的时期，汉族士人毫无疑问被排除在外，这非常不利于民族融合与政权的发展。

中正选官制度正好迷补了这个缺点，对汉族士族起到了安抚的作用，虽说这样做鲜卑贵族权力空间会有所宿小，但却是缓解胡汉矛盾的一大利器。

在这一背景下“方司格”应运而生。因为到孝文帝时期，胡汉矛盾不可调节，“方司格”应对这个情况产生，“方格司”确立了鲜卑贵族在中原的地位和声誉也使汉族士人更自然地参与朝堂政治中。自此，两族更好地融合，矛盾得以大大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