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和埃及的民族和宗教之冲突：“精英”阶层是焦点

文|探古论今人

编辑|探古论今人

前言

在剑桥费茨威廉博物馆地下室的“罗马和古苏丹”区，隐藏着一块刻有阿拉伯文字的大理石墓碑，它是为了纪念公元256年去世的一位女性阿尔胡珈。

这座建于阿拉伯军队进入埃及230年后的墓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见证了埃及社会在阿拉伯人统治的头两个世纪所经历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在区域认同不断强化的背景下，阿拉伯穆斯林定居者和埃及人之间的日益融合刺激了宗教和种族标记的强化，以照亮日益不分的民族和宗教的黑暗，并区分不同的社会群体。

吸纳地方精英

到达埃及不是波斯入侵的结果，而是公元9世纪早期从伊斯兰帝国东部迁移的移民浪潮的一部分。

这些新来者，就像阿尔胡珈的家庭一样，显然往往处于社会经济阶梯的上层，这是因为波斯军队和管理干部开始在整个哈里发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在埃及，由于8世纪末以来该地区内部长期斗争，旧的阿拉伯穆斯林精英似乎遭受了特别严重的损失。

“埃及”精英构成了不同的群体，一些从征服时期开始共存，另一些则是后来到来的。

土著埃及人继续在该省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他们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除此之外，还应加上阿拉伯人和其他群体，他们随征服者来到埃及并在埃及定居，最终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埃及省级精英的移民阶层。

最初以城市为基础，但从8世纪下半叶开始也定居在农村，这些阿拉伯家庭和他们的伙伴形成了该省行政权力结构的骨干，直到9世纪初。

9世纪，官员和文士，还有商人、朝圣者和冒险家从东方来到埃及定居。

波斯移民占据了埃及政府的中心位置，排挤了埃及家庭，这些家庭随后与当地适应了埃及文化的精英结盟，与他们共享基于当地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利益。

在早些时候，非穆斯林行政人员从其他省份，特别是叙利亚，被带到埃及，以服务于穆斯林大法官。

资料来源

对于地方精英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学资料中几乎没有有用的信息。

它们主要关注发生在城市法庭上的事件，通常将复杂的历史过程归因于单个个人的行为。

产生于政治和知识中心的这种文学叙述，也过分关注宗教问题和忏悔政治，扭曲了日常互动的社会现实和群体之间的战略选择。

此外，阿拉伯文学资料是在它们所报道的事件发生几个世纪之后才产生的，虽然它们无疑包含了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的信息，但不可避免地混入了后来的观点和偏见。

文献资料来源主要是科普特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纸莎草纸和石印纸，以及以涂鸦和墓志铭形式出现的阿拉伯铭文，它们服务于一个非常不同的目标。

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有限制的，它们的受众受到其直接环境、特定应用程序和目标用户圈子的限制。

埃及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那里无人居住的干燥沙漠将莎草纸文件保存了数千年，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大规模挖掘。

在中东、欧洲和北美的收藏包含了成千上万的文件，保存了各种各样的日常活动和关注的书面残留物。

早期，埃及的文物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尼罗河流域有限的居住区域被广泛探索，特别是在欧洲收藏家和学者的兴趣被激发之后，尽管大多数游客对伊斯兰时期的手工艺品不太感兴趣，但许多物品最终都成为了收藏品。

被征服之下的个人成功

一般来说，政权更迭意味着更换最高的行政人员，同时为较低阶层进入新的帝国结构提供机会。同样，阿拉伯人对近东的征服似乎也为当地精英中有进取心的成员提供了机会。

因为发生在阿拉伯人接管前10年左右的波斯入侵，分散了拜占庭帝国晚期的国际精英，那些极端富有的家族也一度衰败，这时对于地方精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文献记载确实包含了一些埃及人在征服期间加入阿拉伯军队的轶事证据。

但埃及人的文献记录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埃及人在征服后立即接管了该省的穆斯林民政管理部门的中心职位，而所有的军事责任都从他们身上移除了。

在较低的层次上，埃及精英成员继续在行政和财政基础设施中担任重要的行政职位。

借用彼得·布朗的说法，这些“小大人物”将成为埃及穆斯林统治的主要支持者，最初，也就是说，在前两代人期间他们是新政权的执行者，最后，他们披上伊斯兰的外衣，成为参与者。

同样，中央和省的官府也很沉重，依赖于埃及抄写员和秘书的技能。

阿拉伯人对埃及地方精英的持续依赖并不意味着没有人事变动，他们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以忠诚的仆人的形式提供专业知识、能力和稳定，以便一方面确保新政权的安全，另一方面确保稳定的收入。

保持分离

尽管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似乎并没有破坏人们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但新秩序立即通过引入一种新的语言，以及新的财政、军事和行政机构而显现出来。

7世纪时，阿拉伯人在埃及农村的存在是有限的，仅限于临时停留，与当地居民的互动很少。

士兵和其他官员为了安全和行政任务暂时在全省各地定居，而其他人则出于商业原因访问。

他们与地方行政当局的中央当局的责任和关系在征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

阿拉伯语被用来与这些土著官员交流，但至关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希腊语和科普特语仍然完全融入了行政系统。

因此，埃及的行政官员和官僚机构可以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所有来自首都的通信都用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传送。

换句话说，地方行政人员没有必要为了在政治经济体系中充分运作而阿拉伯化，同样地，地方行政人员仍然来自于与他们管理的地区有经济联系的埃及土地贵族阶层。

出于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有很好的理由在被征服者和征服者之间保持距离。

阿拉伯士兵忙于不断的征服，为此他们一直定居在驻军中，根据第二个哈里发的决定，被征服的领土被保留在臣民手中。

这些土地产生的收入通过记录所有有权根据其在穆斯林社区中的社会地位获得津贴的人的地万在征服者之间分配。

这种制度让阿拉伯人可以自由地战斗，决定津贴数额的特权登记簿受到严密保护，目的是为有限的征服者群体维持津贴。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被纳入，这一体系在移民、自然扩张和皈依的压力下越来越大。

征服者和臣民之间的这种分离避免了对抗，但也肯定是出于阿拉伯人害怕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实践似乎还没有完全具体化的时候，在占多数的埃及人中失去独特的身份。

总的来说，新统治者没有将他们的宗教强加于非穆斯林埃及人，也没有歧视非穆斯林埃及人，甚至没有在他们之间制定严格的界限。

命名方式的变化

在这两个强大的民族相遇时，阿拉伯人和埃及人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出现在文献中个人的命名方式上。

这种对比在双语文本中最为明显，但在个别的阿拉伯语、希腊语和科普特语文本中也可以发现，这些文本明显反映了不同的抄写传统。

阿拉伯文本通过姓名和父姓来识别个人，而在希腊和科普特文本中，头衔被用于分类。

部落关系出现在特定的情况下，例如，在法律文件中识别证人，在个人名单中用于行政管理。

一份阿拉伯墓志铭写于公元 652年，上面保留了死者的名字“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哈伊尔·哈吉里”。

互动的增加和阿拉伯人在埃及农村的存在，要追溯到8世纪初重大的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行政改革之后。

在纸莎草纸和铭文中用来描述埃及居民的形容词显示了阿拉伯穆斯林统治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行政机构变化

公元700年左右，埃及的行政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埃及地方行政官员的地位产生了直接影响。

最重要的是，公爵的中层行政层消失了，一个新的穆斯林官员阶层接管了这个省的较低层次的行政管理。

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实施彻底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使得官僚忠于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选民。

显然与帝国范围内旨在集中控制和增加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改革有关，这些措施也旨在加强行政控制和提高效率，从而增加各省的财政收入，在村庄一级，非穆斯林埃及人继续担任书记官、首领和税吏。

尽管如此，行政改革还是产生了影响，比如科普特人税收收据的书写方式。

作为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测量了土地，对牲畜进行了调查，对居民进行了人口普查，更好地登记应税货物和人员有助于向土著居民征收更高的税。

这些措施是成功的，正如8世纪初财政大量盈余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

掌管这些事的官员，都有阿拉伯的名字，他们使用阿拉伯语，甚至他们的办公室发布的希腊文件也采用了阿拉伯语的格式和风格，带有伊斯兰印章和其他身份标志。

与此同时，希腊文和科普特文继续在衡平法院使用，这些人事变动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非穆斯林人员继续在埃及穆斯林行政当局的最底层服务。

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在不同的办公室里来回走动，通常是沿着晋升的轨道，从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再到更重要的地方，这增加了他们对中央当局的依赖，他们个人对中央当局负有义务。

笔者观点

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征服，毫不意外地对埃及被征服前的地方精英及其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角色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征服者继续雇用埃及地区官员管理省行政部门，确保顺利接管国家。

能够利用这些团体的当地知识和联系，以及他们在各自社区的权威和影响力，是新政权取得成功的关键。

阿拉伯征服者一旦在埃及省建立了控制权，就必然会在埃及的行政和军事组织上留下他们的印记。

在阿拉伯人接管后的几年里，建立了一个行政网络来支持这一努力，此外，随着阿拉伯人的统治越来越稳固，实现更深远目标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巩固和扩大了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

了解阿拉伯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又保留了当地名流的合作，是我们理解他们成功地从征服社会转变为穆斯林帝国的关键，也是理解两个民族和宗教的关键。

参考资料：

《埃及与中东》 陈建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阿拉伯世界教派冲突及其影响[J]. 王晓丽.国别和区域研究,2017

埃及发展转型的教训与启示[J]. 田文林.阿拉伯研究论丛,2018

《中东史》哈全安,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