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邓公推倒毛主席决策,老将们忧心忡忡,邓公:出事,我负责
1965年,在毛主席的倡议决策下,新中国废除了建国以来实行的军衔制度,获得了绝大部分人的赞成。
然而到了1988年,邓公却主动提出要恢复军衔制,并放出话来:出了事情我来负责!
那邓公为何要更改主席的决策,这背后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量呢?
新中国军衔制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得人民解放军军队体制与世界接轨,确立正规化与逐步完成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为了给经历了数年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军人该有的荣誉,朱德总司令在1950年提出了要建立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
在他的倡议下,中央军委决定在次年试评,并建立全军的干部等级制度,到了1952年,我军评定的干部等级从上至下分为了: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军区司令员、政委、军委等一直到副排级共9等21级。由此全国各大军区,基本实现了干部的级别统一。
1953年,全军开始细化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完善军衔授衔规章以及军衔鉴定,制服式样与肩章款式以及标志的区别。
当时是由聂荣臻总参谋长牵头担任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推动军衔实施的工作事务。
到了1955年的1月,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全体干部的军衔评定标准进行了统一的规定,正兵团级可以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可为中将;正、副军级可以评为少将,以此类推,直到副排级可被评为少尉和准尉。
当时由中央确定元帅和大将军的名单,中央军委授予上将、中将、和少将,各大军区授予校级军官,一层推动一层,很快在1955年国庆前夕,全体官兵的军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热闹非凡,当天在这里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军衔和勋章授予仪式,周恩来总理则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以上的军衔命令状,颁布给了驻守在北京的军官。
这两天,各大军区司令员也在代表周总理授予各驻地的军人军衔典礼。
这次授衔一共有64.4万名军队干部,被授予准尉以上的军衔,准尉及尉官共计60.8万余人,校官3.2万人,将官和元帅一共1052位,而这其中就包括了令人津津乐道的开国十大元帅和开国十大将军。
元帅名单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
大将名单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无一不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在革命的道路上浴血奋战,是他们和许许多多为国牺牲的战士一起打造了共和国的辉煌,铺平了新中国的建国之路。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被授予将军军衔的人员中,还有贺炳炎、彭绍辉等八人在战争里失去的一条手臂,被大家尊称为“独臂将军”,当毛主席在亲自为他们授予军衔和勋章时不禁感叹:从古至今,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培养出独臂将军这样的人才来!
于是在当年的国庆节典礼上,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受阅部队,全都身穿“五五式”军装,佩戴新制的军衔肩章、领章出现在了天安门前,而崭新的军装加上威武的军容,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热烈关注。
消失的军衔
1955年,军衔的出现是对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的肯定,也是军人荣誉的一种体现。
可如此具有积极意义的大事,却为何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被毛主席亲口给废除了呢?
虽然军衔制度的出现大大提升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程度,但是到了1958年的军委会议上,有很多将领就开始对军衔制度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不符合我军实际情况的体系制度,其主要原因有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是很多军官在当初授衔时就被评低了,大多数低了一到两级,少部分甚至被评低了三到四级,这就导致了编制的军衔评定标准表到了后面,根本无法继续执行,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到了1960年,不得不再次出台了修订版的军衔表,里面将军官的职务下限压低了两级左右,但依旧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
其次是关于军衔的晋升制度并不完善,由于准备仓促以及各种地区实际情况不同等原因,军衔晋级制度根本无法得到贯彻实施,最典型的就是条例规定少尉晋升至上校的时间为2至4年,但是大部分军官并不能按时晋升,尽管后来将晋升的年限再次拔高一年,但依旧有着相当多的军官不能按时晋升,这让他们产生了极大的意见,特别是数年来没有一个少将以上的高级军衔晋升,这种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极不正常的。
还有军衔的差距,并没有在待遇方面给予不同的对待,其他国家的军人都以军衔的区别来确定待遇的差别,军衔是全部获得酬劳的重要依据,但是我军却在军衔评定后,依然只以职务的高低作为待遇的评定标准,而军衔成了一个摆设的空架子。
最后是军衔的外在区分并不清晰,因为只有佩戴不同的军衔标志,才能加以区分,虽然容易看出人员等级上的差别,更有利于军队的统一指挥与上下级管理,但是在当年却被认为不利于同志的团结,所以导致许多军官不敢佩戴军衔,军衔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物罢了。
基于以上几种情况,呼吁取消军衔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到了1964年夏天,为了宣扬保持我军发扬艰苦战斗的朴素传统,增强地方军民的团结性,贺龙联名罗瑞卿一同向毛主席请示减低军委干部的工资,毛主席也大手一挥表示“减掉!”。
之后,贺龙又接着请示问是不是把胸前的军衔牌子也一起取消算了,毛主席也立刻表示赞成,还说:我早就想把这个牌牌搞掉了,以前没有它,我们总是打胜仗,有了它之后怕是要打败仗了。
于是在,1965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从当年的6月1日开始生效,从这一天开始,解放军全体官兵脱下了具有象征性的“五五式”帽徽、肩章、领章和其他标志符号,戴上了红色五角星的帽徽和领章,至此持续了不到十年的军衔制度宣告结束,高级将领与基层士官之间单从外表再也看不出明显区别。
直到23年后,又在邓公的口中被重新提了出来。
再现共和国军衔
1988年,邓公为何要推倒毛主席的决策,坚持要恢复军衔制度呢?
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队中的等级矛盾,全体海陆空士兵以及公安队伍全都穿着一样的制式服装,头顶一颗红心帽徽,领章则是绣着革命的红旗,代表着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战斗精神。
但是之后又随之而来产生了更多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到外交领域的出使和招待上,导致我国和其他国家无法按照既定的礼仪标准完成对接招待,好几次都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情况。
更让人忧心的是,在对越的自卫反击战中,由于部队的整编和打乱,导致每当出现作战指挥员伤亡后,新的指挥员无法力压众人完成指挥权的交接工作,这也就出现了指挥的混乱和瘫痪,一度出现了战场形势的巨变。
没有健全的等级制度,也看不出外在的明显区别,军官的成长和军队的指挥以及外交上的矛盾,使得大家不得不又想起了之前的军衔制度。
于是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就有人在9月的全军工作干部会议上,提出要恢复军衔制,经过会议的讨论,在同年的11月,总政治部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首次正式提出军衔制的恢复。
到了1983年,中央军委正式成立了全面恢复军衔制度的工作小组,由总政治部牵头,以杨得志、萧克、王平等人为主要领导,开始研究和制定军官和士兵的部队服役条例,各军区负责起草文职干部和预备役士官的有关条例。
而在此期间,又有许多老兵和将领将当年的军衔制问题提了出来,害怕重蹈覆辙,同时这个举动,还违反了毛主席的亲自决策,万一出现不良后果,那么将要承担重大的过失浪潮。
对于这种情况,时任中央军委总书记的邓公亲自解释:这一次的军衔制度不同于1955年,这是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需要,便于军队管理,提升军队作战指挥,实现军队正规化所必需做的工作,同时还能提升军人的使命感,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也更方便。
而邓公看到大家如此畏惧不前,更是掷地有声地说道:新的军衔制度是建设我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一定要搞出来,你们不要怕,出了事情我来负责。
之后,为了表现出推动新的军衔制度的决心,邓公自己也以身作则推掉了自己的军衔,这表明,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军职的同样不能授衔,这为新军衔制度中,推动军队文职改动起到了相当好的带头作用。
而在吸取了之前军衔制度的失败和借鉴外国的先进做法,再结合我军实际情况,把军人的工资跟随军衔制度一起改革,处理好现役、退休军官之间的关系,均衡各方面的利益后,一个准备8年之久的,全新的军衔制度横空出世。
1988年4月,邓公亲自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让我军第一次出现了文职队伍,随后更是在7月的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当天,邓公予以公布并批准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里程碑。
同年9月,中央军委再次在中南海举行了上将级别的授衔仪式,由此带动全军一共授予将军军衔1452人,校官18万人,尉官40.5万余人。
当年的国庆大阅兵上,时隔23年之后,人民解放军又再次换上了新的服装,佩戴新的肩章和军衔标志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也标志着我军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表面上来看,邓公推翻了毛主席之前的决策,但在每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应该实施更适合的政策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而这也不正是毛主席思想中最重要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宝贵精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