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要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至少需要五年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邵善波】
本年9月号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混乱图谱》（The Scrambled Spectrum of U.S. Foreign-Policy Thinking），作者为阿什·让（Ash Jain），此君来头不小，现时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顾问，之前担任过大西洋委员会斯考克夫特政策与安全中心理事，以及该委员会的民主秩序中心总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资深从业员，长期从事整合民主国家力量的工作。
在上述文章中，阿什·让认为历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存在六种思维，分别回应“美国之于世界扮演何种角色”这问题。六种思维中，四种属于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ts），两种属于非国际主义（Non-Internationalists）。阿什·让此文对于我们了解美国的国际战略思维，很有帮助。
阿什·让（Ash Jain），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顾问
六种思维的说法
四种属于国际主义的思维是：
1. 单边国际主义（Unilateral Internationalists）
2. 民主国际主义（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ts）
3. 现实国际主义（Realist Internationalists）
4. 多边国际主义（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ists）
两种非国际主义的思维是：
1. 退缩派（Retractors）
2. 克制派（Restrainers）
阿什·让这种划分法其实既不准确，也不正确。
阿什·让说的“国际主义”，指的是赞成和支持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国际事务又主要指美洲以外的事务，因为对于美洲事务，美国历来都积极和全面地介入。作为第一种思维的“单边国际主义”，实际指美国居于独大、首要和主导的地位，具有与之相应的行动自由，美国所采取的单边行动不受联盟和国际协定限制，美国从这至高无上地位争取自身的利益。
作为第二种思维的“民主国际主义”，基本上与单边国际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不同，都是以美国为首，积极介入和主导全球事务，分别只在于民主国际主义以“民主、自由”包装，在扞卫民主的前提下，与其他民主国家协作，推动共同价值及民主秩序在全球的发展，维护美国和世界安全，甚至在此目标下不惜介入其他国家的内政。这种民主国际主义思维在美国的两党领导人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
作为第三种思维的“现实国际主义”，不以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为前提，而是重视实力，讲求力量的对比和平衡。此种思维认为美国应实事求是，承认自己的力量有限制，应把力量用于切身的战略，以保持地区以及全球的稳定，维护美国的既有利益。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提出的“进攻型现实主义”属于这种思维，不同之处在于其态度更为积极和进取，更为不轻言退让。
至于国际主义的第四种思维“多边国际主义”，其实和第三种的“现实国际主义”有共通之处，都认为在条件具备时，实行单边主义，尽量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当判断到实力不足时，改为采取多边国际主义，面对现实，接受新的力量平衡，在多边的前提下重建国际秩序，基辛格博士便是这种观点。换言之，第三和第四种思维都是现实主义者，具备实力时，会顽强地坚持单边主义、美国优先，实力不足时，转而接受多边主义，如何选取，视乎对各方实力对比的判断。
刚刚去世的美国政治家、前国务卿基辛格，被认为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践行者
阿什·让说的“非国际主义”，指的是美国应收缩其对外国事务的介入，这种主张因所持理由不同而分为退缩派和克制派。前者认为美国介入外国事务对美国没有好处，介入的成本也过于高昂；后者认为美国已经力不从心，财力上无法再支撑美国在全球范围介入，因而要克制。换言之，这两派都认为要大幅减少甚至放弃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就是放弃二战之后建立的单边主义，接受多边主义。阿什·让认为这种思维在目前的美国仍是少数派，但力量在增长。
阿什·让以上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中上属精英对美国外交政策未来动向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但他的六分法有含糊不清之处，例如将退缩派和克制派称为非国际主义，并不正确，因为即使鼓吹退缩、克制，也不等于排斥美国继续参与国际事务。故此，阿什·让分析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美国是否坚持其霸主的地位，是的话美国会倾全力维持单边主义，如果美国选择放弃独大的立场，则需要转移到接受多边主义。采取这样的二分法，对弄清楚问题较有帮助。
美国的所谓“孤立主义”
有意见认为，美国最终会回到“孤立主义”，即所谓Isolationism。对此，我们不妨作点历史回顾。
美国的所谓孤立主义，并不是指只关注自己本国的事务。在二次大战前的一段颇长时间，美国奉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但这种孤立主义其实是山头或地盘主义，基本态度是排斥外来势力介入美洲大陆的事务，而当时排斥的主要是欧洲的势力，同时劝戒美国国民不要涉足欧洲的混乱局面，认为这样做只会吃力不讨好，对美国没有益处。这种孤立主义态度到了二战美国带领盟国取得胜利并成为全球老大后，才自然而然地放弃，其间没有发生过多少争议和讨论。
美国的“门罗主义”，不过是霸权的遮羞布
时至今日，美国要回到门罗主义已经不可能，美国的经济已发展到以金融活动为主，覆盖全球，要收缩回到本土或缩小到有限的范围，完全不切实际。即使在19、20世纪时作为美国后花园的中南美洲，目前情况也大为变化，美国对此地区的影响力和管控力已大不如前，中国在拉丁美洲已开始活跃，换言之，中南美洲不再是由美国独霸的地盘。故此，美国可以因应收缩派、克制派的主张而减少介入全球事务，但要回到孤立主义是不可能的。
孤立主义或去国际化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选项，核心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坚持以及能否维持其独大的地位。在美国人眼中，若要维持其在全球独大的局面，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即根源于此。
美对华的几个主要传统思维
美国与中国的往来始于清末，和欧洲国家如英、法、德、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等相比，美国是相当迟才介入中国事务。作为后来者，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时主要是争取最惠国待遇，分享其他西方国家的特权和好处。自此之后，美国的对华外交思维大致包括以下几种倾向。
1. 传教的热情：清末、民初时大量美国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些人对中国普遍存有好感，或悲天悯人的情怀。传教工作有挽救他人的心态，出发点是善良的，虽然效果和后果不一定好，手段也不一定正确。
这种热情可说延续到当今，但不再是围绕宗教，而是想将中国推向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希望将中国变得和自己的一样，成为西方大家庭的一份子。这种思维在当下的体现，就是高度肯定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认为中国是落后和独栽的，以美国例外（独特）主义为出发点，向全世界特别是中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及政治制度，这与早期传教士的热情很相似。
2. 重商主义：大约在传教士来华的同时，美国亦到中国开展商业活动，主要是贸易，包括贩卖、运输鸦片。当时美国在华的最核心政策，是保证美国商人能够在中国得到与欧洲国家商人平等的地位，重点是争取最惠国待遇，这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因为在商业上美国的在华势力比不上欧洲国家，所以这时期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只是个陪跑角色，没有领导地位。
3. 有这么一群人，数目虽极少但也不应被忽视，他们经过接触而热爱过中国和中国文化，现在将这些人被叫做Panda hugger（熊猫恋者）。这种人不多，在美国社会上没有多少影响力，但也不应被忽视。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二战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局势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积极介入。民国初期，美国的往来对象自然是国民政府。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因应抗日的需要，美国全面支持国民政府，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排斥，甚至企图将之纳入支持范围之内，作为打败日本的团结对象。在日本投降、美苏冷战开始后，局面急速转变，美国改为支持撤退到台湾的国民政府，全面反共。在这情况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归纳为：
1. 冷战下的全面反共：新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友，自然被美国视为对手、敌人。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建交，才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图自《外交政策》
2. 因应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这种思维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延续，即使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也没有放弃，完全消失，毕竟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因为历史原因及现时的情况，这种立足于意识形态的冷战思维在现今的美国社会有广泛的认同及支持，目前应是美国对华的主流态度。
3. 最后也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实际上是以美国至上主义为出发点来处理对华问题，即美国认为自己的体制及文化是最好的、最先进的，应该作为全世界的领导及模范。更因为其目的、动机是崇尚的，故不应受到任何规限。这其实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面对现实时要作调整的话非常困难，美国的上层现在正面对这样的情况。
美国目前的对华攻势
美国目前针对中国而发动的攻势，分布在几个主要方面，下文分别评估一下。
1. 科技：锁定在高端芯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这三方面。高端芯片因华为P-60手机的出现，美国败像已现，但中国离量产高端芯片尚远，这方面的技术差距还是很大。但这短板只影响消费商品，对军工的作用不大，因为军用器不像手提电话，大小不是那么重要，不一定需要太高端的芯片。
但缺乏高端芯片，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有较大的影响。不过，人工智能目前的高速发展才刚刚开始，前景并不明确，可能是多方向发展，不是个零和游戏。故中美在这方面的竞争，最终鹿死谁手，很难预测，很可能是遍地开花，各领风骚。在量子科技上，目前在计算的应用上是美国领先。在通讯应用上，则是中国领先。故在这些范畴，谁人胜出，什么是胜出，可能也难以分辨。
2023年3月3日更新后实体清单涉华相关实体，来源：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2. 军事：中国在这方面采取的是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方针，立足自己的国力及科技，不受美国政策的影响。美国拖慢中国的科技发展，对中国在军事力量某些方面的发展会有一些间接的影响。中国不寻求在全球范围的军事领先，但中国在其周边地区的优势，美国也难以改变。在这范畴，也难以定出客观的胜败标准。
3. 贸易：因为全球化，中美在贸易上有大量往来，不少是互相倚赖、互相利用。两者在贸易上磨擦很多，分歧也不少，但难分高下，故此贸易不是决定两国竞争成败的因素。
4. 整体经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速度有所放缓，但在五到十年内总体超越美国是无可置疑的，虽然一些美国人在口头上对此不承认。对这样的前景，美国其实非常担心。其实，从购买力来看，中国则早在2014年已超越美国，现在已是美国的1.3倍。在实力比较上来看，购买力才是重要。
5. 地缘政治：这其实是个拉帮结派的问题，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强的基础，本钱很多。美国近期孤立、打击中国的举动，也有一定成绩。不结盟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虽然通过“一带一路”、睦邻等，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有进展，但这些关系的政治内涵薄弱，远远比不上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及文化影响力。这方面我方会长期处于下风，当中存在很大的差距。
6. 软实力：中国在这方面仍然相当落后，一段时间内难以扭转。但这一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不会左右中美搏奕大局的结果。
综合上述的观察和分析，在中美这场斗争中，美方难以取得明确的胜利。对于什么是“胜利”，可能也没有清楚的指标。故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美国才会接受现实，放弃一国独大的单边主义？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醒觉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醒觉，应始于华为在5G技术上的突出表现，时间约在2015年。当时美方的主流反应是承认自己已失位，在移动通讯这关键的核心技术上落后于中国。美国随之迅速制定应对策略，跨越5G, 直攻6G，企图取回领先地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则是既轻视，又有幻想。以为将中国纳入全球化的话，中产阶级就会在中国壮大起来，中国就会变成像美国一样的自由民主国家。美国现在已承认，这是个错误的推测与认知。
美国统治阶层长期有一种战略思维，即不能容许有同级数的竞争者（peer competitor）出现。什么是同级数的挑战国家？标准的定义是该国达到美国经济能量的三成。在2014、2015年时，面对中国的崛起，这种思维迅速成为美国高层的主识，认为一定要将中国压下去，不能让中国超前。所以特朗普展开贸易战，拜登上台不单止不收敛，反而加码。
美国人的民族特性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美国人崇尚竞争、好胜、不认输的性格，这令美国难以接受和中国平起平坐。但美国人同时有一弱点，即不能接受美国人死亡，如果某一政策引致不少美国人死亡，则无论这政策的目标有多崇高，也会迅速失去美国民众的支持。吊诡的是目前中美之间的斗争尚未有涉及人命，因此，美国与中国的斗争也就难以结束。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要点，是美国虽然是全球霸主，但一般民众对外交问题并不关心。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只有3%的美国人将外交政策列为他们明年最关心的议题，是九个选项中最少人关心的一个。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统治阶层在对华政策这问题上，是牢牢地控制着美国民意动向的。
美国下一步会如何走？
中美领导人在旧金山的对话，被广泛认为令两国的关系有所缓和，但大家同时都明白，中美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美国的一些多边主义者如接受中国崛起、主张共存的John Thornton、Stephen Roach等（也应该包括基辛格），积极建议及推动双方高层开展密切的对话，或共同建立常设的协调、沟通机制，但在目前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建议得到美国高层接纳的可能性非常低。有变化的话要等到明年美国大选之后，还要看看大选是什么结果，以及中美之间未来的互动情况如何。
中美领导人在旧金山见面后，同意两国进行沟通、对话，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讨价还价”的互动，但针对的都是片面、具体的实务问题，不涉及双方的整体关系。对两国的整体关系，目前不可能用讨价还价的方式进行谈判，只能对诸如台湾、贸易、军事、科技、地缘政治等具体、个别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谈，过程也会是复杂、困难而漫长的。要处理双方的整体关系的话，首先要美方放弃一国独大的单边主义，改而接受多边主义，这才会出现谈判的可能性。
结语：多边主义的未来
从以上的观察及分析，可得两点结论。
首先，要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放弃对中国的打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估计不会少于五年，可能是十年到二十年。
其次，美国的打压可能有两个结果，一是美国经由打压争取到时间，自强不息，再次变得“伟大”，能够维持其全球独大的地位。普遍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只有当前的美国当局例外。二是美国未能压倒中国的持续发展，本身元气大伤，同时未能解决内部的种种矛盾，最终被迫接受“美中共管”的倡议。
不过，对这种安排，中国很可能不接受，在Chiamerica这观点提出的时候，中国已经表示不会接受。这样的话，不可避免地全球将走向“多边”的局面。但也应该指出，多边是个极不稳定的结构。双边即两个头头的稳定性相对会好一些，但也不容易维持，难以长久。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经过进一步的动荡、变化后，出现三边（美、中、俄）或五边（美、中、俄、欧、印）的可能性很大。这将会是混乱局面的延续甚或恶化，而不是个由混乱到和平与稳定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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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邵善波】
本年9月号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混乱图谱》（The Scrambled Spectrum of U.S. Foreign-Policy Thinking），作者为阿什·让（Ash Jain），此君来头不小，现时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顾问，之前担任过大西洋委员会斯考克夫特政策与安全中心理事，以及该委员会的民主秩序中心总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资深从业员，长期从事整合民主国家力量的工作。
在上述文章中，阿什·让认为历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存在六种思维，分别回应“美国之于世界扮演何种角色”这问题。六种思维中，四种属于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ts），两种属于非国际主义（Non-Internationalists）。阿什·让此文对于我们了解美国的国际战略思维，很有帮助。
阿什·让（Ash Jain），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顾问
六种思维的说法
四种属于国际主义的思维是：
1. 单边国际主义（Unilateral Internationalists）
2. 民主国际主义（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ts）
3. 现实国际主义（Realist Internationalists）
4. 多边国际主义（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ists）
两种非国际主义的思维是：
1. 退缩派（Retractors）
2. 克制派（Restrai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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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让说的“国际主义”，指的是赞成和支持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国际事务又主要指美洲以外的事务，因为对于美洲事务，美国历来都积极和全面地介入。作为第一种思维的“单边国际主义”，实际指美国居于独大、首要和主导的地位，具有与之相应的行动自由，美国所采取的单边行动不受联盟和国际协定限制，美国从这至高无上地位争取自身的利益。
作为第二种思维的“民主国际主义”，基本上与单边国际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不同，都是以美国为首，积极介入和主导全球事务，分别只在于民主国际主义以“民主、自由”包装，在扞卫民主的前提下，与其他民主国家协作，推动共同价值及民主秩序在全球的发展，维护美国和世界安全，甚至在此目标下不惜介入其他国家的内政。这种民主国际主义思维在美国的两党领导人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
作为第三种思维的“现实国际主义”，不以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为前提，而是重视实力，讲求力量的对比和平衡。此种思维认为美国应实事求是，承认自己的力量有限制，应把力量用于切身的战略，以保持地区以及全球的稳定，维护美国的既有利益。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提出的“进攻型现实主义”属于这种思维，不同之处在于其态度更为积极和进取，更为不轻言退让。
至于国际主义的第四种思维“多边国际主义”，其实和第三种的“现实国际主义”有共通之处，都认为在条件具备时，实行单边主义，尽量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当判断到实力不足时，改为采取多边国际主义，面对现实，接受新的力量平衡，在多边的前提下重建国际秩序，基辛格博士便是这种观点。换言之，第三和第四种思维都是现实主义者，具备实力时，会顽强地坚持单边主义、美国优先，实力不足时，转而接受多边主义，如何选取，视乎对各方实力对比的判断。
刚刚去世的美国政治家、前国务卿基辛格，被认为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践行者
阿什·让说的“非国际主义”，指的是美国应收缩其对外国事务的介入，这种主张因所持理由不同而分为退缩派和克制派。前者认为美国介入外国事务对美国没有好处，介入的成本也过于高昂；后者认为美国已经力不从心，财力上无法再支撑美国在全球范围介入，因而要克制。换言之，这两派都认为要大幅减少甚至放弃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就是放弃二战之后建立的单边主义，接受多边主义。阿什·让认为这种思维在目前的美国仍是少数派，但力量在增长。
阿什·让以上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中上属精英对美国外交政策未来动向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但他的六分法有含糊不清之处，例如将退缩派和克制派称为非国际主义，并不正确，因为即使鼓吹退缩、克制，也不等于排斥美国继续参与国际事务。故此，阿什·让分析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美国是否坚持其霸主的地位，是的话美国会倾全力维持单边主义，如果美国选择放弃独大的立场，则需要转移到接受多边主义。采取这样的二分法，对弄清楚问题较有帮助。
美国的所谓“孤立主义”
有意见认为，美国最终会回到“孤立主义”，即所谓Isolationism。对此，我们不妨作点历史回顾。
美国的所谓孤立主义，并不是指只关注自己本国的事务。在二次大战前的一段颇长时间，美国奉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但这种孤立主义其实是山头或地盘主义，基本态度是排斥外来势力介入美洲大陆的事务，而当时排斥的主要是欧洲的势力，同时劝戒美国国民不要涉足欧洲的混乱局面，认为这样做只会吃力不讨好，对美国没有益处。这种孤立主义态度到了二战美国带领盟国取得胜利并成为全球老大后，才自然而然地放弃，其间没有发生过多少争议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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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主义或去国际化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选项，核心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坚持以及能否维持其独大的地位。在美国人眼中，若要维持其在全球独大的局面，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即根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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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这么一群人，数目虽极少但也不应被忽视，他们经过接触而热爱过中国和中国文化，现在将这些人被叫做Panda hugger（熊猫恋者）。这种人不多，在美国社会上没有多少影响力，但也不应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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