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茜·弗雷泽：我一个犹太人因为支持巴勒斯坦而被德国抵制，真是神经病！

编者按：近日，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数十所美国高校爆发了亲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制造流血惨剧的示威游行。美国警察不顾学生的反对和大学教职员工的阻止冲入校园逮捕学生，多名支持学生行动的教师也遭到警察暴力对待和拘捕。

知名哲学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原定于今年五月被聘为德国科隆大学的阿尔贝特斯·马格努斯讲席教授，但她突然被科隆大学校长乔伊布拉特·穆克吉（Joybrato Mukherjee）取消了聘任，原因是她去年秋天签署了一封支持巴勒斯坦的声援信。

在雅各宾网站发表的这篇访谈中，弗雷泽首次发表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作为一个犹太人，弗雷泽认为犹太教和犹太文化正在被以色列政府歪曲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这是对真正的犹太文化和犹太民族的背叛。而德国政府所采取的无条件捍卫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正在损害德国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民主政治自由。

南茜·弗雷泽

【翻译/ 赵丁琪】

汉诺·豪恩斯坦：科隆大学取消了您的阿尔贝特斯·马格努斯讲席教授职位。这涉及到什么问题？

南茜·弗雷泽：讲席教授职位的工作本来包括为期数天的访问，以及一个本应致力于学术交流的公开讲座。我决定就我目前正在撰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三张面孔》一书发表演讲，这个话题与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没有直接关系。为了写好这些演讲稿，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顺便说一句，我还买了一张昂贵的机票。

汉诺·豪恩斯坦：你能告诉我你被抵制的经过吗？

南茜·弗雷泽：几天前，我收到了科隆一位教授安德烈亚斯·斯佩尔（Andreas Speer）发送的电子邮件，他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他告诉我，他刚刚从大学校长那里听说，他对我在11月份签署的“哲学家支持巴勒斯坦”（ “Philosophy for Palestine”） 声明表示担忧，并希望我澄清自己的立场。我心想，真是神经病（what a nerve）!我对中东的看法关他什么事？我是个自由人，我想签什么就签什么。

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过于跟他们对抗。于是，我回信说，当然，关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涉及的各方都承受着很多痛苦，包括我自己作为犹太人所经历的痛苦。但有一件事是不可能有分歧的。我引用了这所大学的校长在其大学官网上所发表的声明中的一句话，即开放和相互尊重的讨论的重要性。因此，我告诉斯佩尔先生，请向校长保证，在公开和相互尊重的讨论方面，他绝对可以信赖我。

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了结此事。但事实上，就在一两天后，我收到了校长的一封直接电子邮件，说他别无选择，只能撤回邀请。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名，而且在我们随后的沟通中没有否认，所以我被取消了邀请。

汉诺·豪恩斯坦：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公开信中使用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的措辞？还是信中邀请读者参与的抵制以色列机构的活动？

南茜·弗雷泽：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收到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校长确实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和视频聊天账号，他说会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观点。我还没有回复。这是公共事务。我认为我们都需要记录在案。所以，这将由他来澄清。现在，该大学的网站上也有一份声明。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像是烟幕弹。这显然违反了大学自己的既定政策，也违背了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这个名字所蕴含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就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无论有人给出什么复杂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一程序没有违反这些价值观，在我看来都是空洞的。这也向这所大学里的所有人和全世界的学者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如果你敢于就某些政治话题发表某些观点，你在这里（德国）将不受欢迎。这对人们的言论自由和政治产生了寒蝉效应。

汉诺·豪恩斯坦：当你说这违反了学校的价值观时，你是否打算采取法律行动？

南茜·弗雷泽：我考虑过，这不是我的当务之急。我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首先，我想让人们相信，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愤慨的事例，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当今德国的一个广泛的趋势。德国大学和艺术机构的掌权者，以及德国联邦政府中那些可能在这方面怂恿他们的人，应该三思而后行。他们显然违反了全球共同的学术规范，坦率地说，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规定。这将对德国学术界造成巨大伤害。

汉诺·豪恩斯坦：考虑到最近德国这些年发生的由于引发“公愤”而被抵制事件，你似乎并不孤单。玛莎·格森（Masha Gessen）、加桑·哈吉（Ghassan Hage）、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其他一些人，都遇到过你这种情况。他们中的许多人和你本人一样，都是犹太人。你对此担心吗？

南茜·弗雷泽：我自己不担心。我现在呆在纽约，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包括我所在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校长唐娜·沙拉拉（Donna Shalala）。她给我写了一封非常有力的信，开头有一句话说得好：“阿尔贝特斯·马格努斯会感到震惊的！”

她指出，德国大学抵制新学院的一名学者尤其令人担忧。新学院不仅拯救了逃离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学者个人，还为延续在德国被消灭的批判理论体系创造了空间。新学院和以及我个人对这一思想体系都作出了贡献。因此，这是对新学派的侮辱，也是对我的侮辱。但更重要的是，这违反了学术自由的准则。

汉诺·豪恩斯坦：你认为这是一种趋势吗？

南茜·弗雷泽：是的，我非常担心。我认为这是一场席卷德国的大趋势，紧随其后的就是奥地利。这是非常有害的。我还认为，让德国人了解犹太教的复杂性和广度、犹太教的历史和观点非常重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签署了无条件效忠以色列的承诺，这就是德国人的责任——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国。

考虑到以色列目前的状况，这是对犹太教作为一种历史、一种视角和一种思想体系的最重要和最有分量的方面的背叛。我说的是迈蒙尼德、斯宾诺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海因里希·海涅和恩斯特·布洛赫的犹太教。

汉诺·豪恩斯坦：你能具体说明一下你的意思吗？

南茜·弗雷泽：以色列政府正在将犹太教贬低为民族主义，而且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正在践踏并基本上摧毁了加沙地带。顺便说一句，我刚刚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我没有“悔改”。这封信是反对以色列的“学术破坏”，即破坏加沙的学校和大学。

一百多名教授在那里被杀害。九位大学校长被杀害。我刚才提到的人的名字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还有很多。想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吧，他曾被邀请担任以色列国总统，但他拒绝了。这些人的犹太人身份使他们捍卫普遍权利，而不是狭隘的部落身份。

汉诺·豪恩斯坦：你的一些批评者认为，你实际上并没有被抵制，而只是被取消了某种荣誉。

南茜·弗雷泽：有些德国人忍不住嗤之以鼻，认为这只是一个荣誉奖。许多德国人，甚至是记者，都被胁迫接受了对学术自由实际含义的扭曲而狭隘的看法。因为这只是一个荣誉，而不是真正的学术奖项，所以就可以简单地剥夺这些东西，这种说法是胡扯。

问题是，这是一个讲席教授职位，是一项学术任命。我和其他历任讲席教授一样，都是因学术工作而被选中的。如果说我所做的其他事情是被取消聘任的原因，这就已经说明学术自主权受到了侵犯。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确实想对这些人说，你们确实有责任对犹太人进行深入思考。只是你们思考的方式不对。还有另一种思考方式。

汉诺·豪恩斯坦：玛莎·格森（Masha Gessen）等批评家认为，德国近年来对以色列“国家（存在）理由”（laison d'etat）的具体解释帮助了德国选择党（AfD）等右翼极端分子。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南茜·弗雷泽：我不能具体评论德国选择党。但我可以告诉你，用苏珊·尼曼（Susan Neiman）的话说，在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右翼有自己版本的“哲学麦卡锡主义”。他们的神学理论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反犹太主义色彩。但在我看来，德国最令人担忧的并不是选择党。

汉诺·豪恩斯坦：如何理解？

南茜·弗雷泽：右翼中间派是左右舆论的真正力量所在。在我看来，它很容易被那些明显是假的论据所左右。就像有一种论调说，取消我的聘任没有违反学术自由，而只是选择不赋予一个（他们所认为的）我所持有的观点的人的荣誉。

汉诺·霍恩斯坦：你说“哲学家支持巴勒斯坦”和你本应在科隆发表的系列讲座之间没有更深的联系。但你会说你在信中的立场和你的学术写作之间没有联系吗？

南茜·弗雷泽：我不只有一重身份。我从事理论工作，但偶尔我也以公民的身份在公开信上署名。我不认为这些必须有直接联系。不过，我偶尔也会以更具煽动性或宣传性的方式写作。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与辛齐娅·阿鲁扎（Cinzia Arruzza）和蒂蒂·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合著的《为了99%的女性主义》（Feminism for the 99%）。我们把每个人在自己作品中提出的观点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份宣言书，阐述了如何为女权主义行动主义开辟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应该理解99%的女性、男性和儿童的利益，而不是某种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因此，我试图普及我的学术思想，但我从未写过关于中东的文章。我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但我是一个善于思考和阅读的公民。作为一名犹太人，我确实感到自己对“不要冒用我们（犹太人）的名义”这种情绪负有特殊责任。

汉诺·豪恩斯坦：因为在加沙所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犹太人的名义进行的？

南茜·弗雷泽：没错。毫无疑问，对反犹太主义的指责也被工具化，甚至被武器化了。

汉诺·豪恩斯坦：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对以色列政府的抵制就是一种反犹主义行为。许多德国人将此类抵制活动与20世纪30年代针对德国犹太人的历史抵制活动联系在一起。

南茜·弗雷泽：这是一个有趣的联想。毕竟，没有哪个犹太国家参与过非法的军国主义屠杀。一个更好的类比是南非，那里有强烈的学术抵制、体育抵制和文化抵制，这些抵制与经济抵制一起产生了一些影响，最终结束了种族隔离。顺便说一句，德国人不仅仅抵制犹太人，他们还驱逐他们、围捕他们、送进集中营并杀害他们。但是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

汉诺·豪恩斯坦：您打算在其他地方来进行您的科隆系列讲座吗？

南茜·弗雷泽：我会在其他地方举办！这是我两年前在柏林举办的一些讲座的扩充和修订版。我现在有了很多新材料，我很想把它们展示出来。我所在的大学新学院将组织一次活动。还有人建议我在德国其他地方举办讲座，题目是：“这是他们不想让你在科隆听到的。”

汉诺·豪恩斯坦：一些德国教授对您表示支持。您认为德国人在这些问题上会改变想法吗？

南茜·弗雷泽：我并不了解情况，无法对此发表意见。但我确实感觉到，这股热潮将会退去。至于我的情况是否会给这股热潮降温，或者是下一个案例，或者是下下一个案例，我现在还无法断言。人们对此越来越感到不安。至少纽约人是这样认为的。

汉诺·豪恩斯坦：您的同事们看待德国时，会不会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

南茜·弗雷泽：在学术界和艺术界，这是肯定的。新闻界也是如此，因为格森事件被广泛报道。还有现在姗姗来迟的剥夺巴特勒阿多诺奖的企图——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至少在艺术界、学术界和新闻界，人们感到非常不安、震惊和愤怒。有许多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裔人因此受害，但也有著名的犹太人。这激起了这样一种感觉：好吧，你凭什么告诉我们支持犹太民族意味着什么？

汉诺·豪恩斯坦：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你之前所说的哲学反犹主义的受害者？

南茜·弗雷泽：我想是的。我是以德国对大屠杀负有特殊责任的名义被抵制的。我认为这种责任应该包括对犹太人的责任。但当然，它被缩小到了以色列政府的国家政策上。对我们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是一个强有力的词。这是一种以你是为犹太人服务的名义来让人闭嘴的方式

汉诺·豪恩斯坦：你认为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南茜·弗雷泽：这已经习以为常了。在什么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民主政治自由的问题上，德国人已经接受了一种狭隘的观点。

汉诺·豪恩斯坦：在过去六个月中，美国和德国一直是向以色列提供支持和武器的两个最重要的供应国。您是如何看待德国的？

南茜·弗雷泽：罪魁祸首是美国。我并不是要放过德国，但实际上，如果你关心谁在资助以色列的政策，那一定是美国。然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想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巴勒斯坦的声音出现在公共领域。包括左翼犹太组织在内的批评以色列政策的组织也出现在公共领域。

拜登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一直在谈论更强硬的援助条件，并呼吁停火。这是否会转化为真正的援助削减政策，或成为援助的附加条件，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是否会试图强行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待观察。但至少，美国政府所进行的公开的军事援助的做法已经政治化并引起争议。

我希望德国也能出现类似的情况。至少，这将成为一个可以争论的公共问题，而不会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或被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