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画的创作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其刻画的动物、人物等都有象征意义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在甘肃马家窑彩陶文化馆中，收藏有两件带有“巫符”的彩陶，这两件陶器腹部均画有一女性形象，在女子周边画有大量的“巫符”，是原始巫术生殖崇拜的象征。

这种形象也出现在中亚塔姆加雷河谷岩画中，该岩画与河西走廊地区的岩画稍显不同，其人物形象除戴有头饰外，还手持类似法杖的东西，这种法杖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中也有出现。

据考证，这种法杖与萨满教有象征上的关系，用于巫术仪式中。乌兹别克斯坦的亚兰加奇德佩遗址出土的女陶俑，在其大腿上发现了大量的巫术符号，带有巫术崇拜的性质。

据此，岩画和彩陶的产生，而更可能与当时的生存、繁衍和祭祀活动相关。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岩画创作环境中得到印证，一般岩画刻画选用的石头大多朝向阳面。

且通常前面会有一片开阔平坦的空地，可能为了举办某种仪式，恰如意大利著名岩画专家埃马努埃尔·阿纳蒂所说：“史前岩画的选址是颇具含义的。”学者推断岩画的创作者可能是巫师兼猎人。

人类认知与精神表达的图像式“语言”

埃马努埃尔·阿纳蒂认为，岩画作为一种视觉艺术的图像语言，全球的岩画使用的是一种“原始语言”，是无文字时代人类的认知与精神表达，分为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心理文字，“岩画中的组合类型、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心理文字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所不同。”

这一图像式“语言”成为早期人类认知与精神表达的重要载体。太阳带给人类光明和温暖，早期人类对太阳的崇拜广泛出现于岩画、彩陶，太阳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神灵。

捷克学者赫罗兹尼在《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中提到“亚述－巴比伦尼亚文字之亚沟（agu）起源于苏美尔文字之aga，意为‘王冠’。

还有一个神，其名字是亚勾（Agu），我把它解释为太阳的王冠之神。”肃南县榆木山、白银景泰县发现的太阳纹岩画，多为线条描绘的圆形，其圆形中央或绘有圆点，圆形周围辅以向外发射的线条以示光芒，同类图像也出现于内蒙古、青海，以及中亚地区。

有趣之处，吉尔吉斯斯坦塞马里塔什的太阳纹岩画为一人直立，两腿分开，双臂托举一光芒万丈的太阳，太阳中心又有一小太阳。

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塔姆加雷河谷发现有一头公牛上绘有一特殊人像，为凿刻法制作，人物两臂伸开，两腿分立，头部为太阳形，其圆形内凿以一圈圆点，中央为一圆点。

太阳纹图像也出现在1999年甘肃临洮出土的辛店文化彩陶罐上，该罐肩部描绘有两个等大的圆形小太阳，圆圈外加饰发射状的短线条。

相同的太阳纹样也出现在甘肃永靖张家嘴出土的双勾太阳纹双耳罐腹部，其太阳纹样在双勾图像内侧，短线条围绕着圆形，太阳纹正中又画有小圆点。

而甘肃临夏莲城出土的太阳纹双大耳罐，采用四条射线交叉的形式表现太阳，太阳间画有植物形状的纹样，反映出早期人类对太阳的集体崇拜意识。

甘青文化圈彩陶文化中大量出现的漩涡纹，也出现在中亚地区和河西走廊岩画中。乌兹别克斯坦阿克沙考阿塔萨依发现的漩涡岩刻，为自内向外单线圈绕，最外部有一似鸭形头部。

河西走廊肃南县榆木山中也发现有相似形状的磨刻漩涡岩画，画面中有两个呈“S”形相连的漩涡，形态完整。甘肃景泰县的漩涡纹岩画外形酷似海螺，周围伴有装饰纹样，可能为符号印记。

这种纹样在青海、宁夏贺兰山岩画中均有表现。漩涡纹也见于甘肃永登县蒋家坪出土的马厂型涡纹双腹耳瓮，上下两层涡纹位于陶器的肩部及腹部，每组涡纹互相连接，图案流畅，充满动感。

苏北海认为这种漩涡纹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体现出远古先民对生殖崇拜认识的深化而展现出的审美多样性。此外，人面、狩猎、植物、手印等纹样在中亚、河西走廊岩画和彩陶中均有出现。

在我国早期艺术发展的历程中，人面像是一个广泛分布的图像。岩画中的人面像造型大致可分三类：重视眼部刻画、重视面部刻画和头部有装饰物的形象。

而彩陶中的人面像也体现为从单独的面部纹样到塑造类似人体形态的陶器，二者演变过程的相似性暗示二者的相通性。

在图案塑造方面，甘肃景泰县岩画中的人面像采用圆形的外轮廓，凿刻得很深，五官刻画极为荒诞，体现怪异的表情形象。

这一形象在甘肃永昌县鸳鸯池出土的马厂型人面鋬金折纹彩陶筒状杯上也有出现，其采用浮雕的形式，在杯部下端刻有一人面形象，人像五官镂空，面部画有纹样，好似剺面。

剺面是古代匈奴、突厥、回纥等民族‘以血泪祭祖先’的习俗，产生于古代西亚的原始宗教。这种剺面图像在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岩画中也可见到。

同样采用浮雕手法表现的还有在新疆发现的石权杖，均为男性人像。出土于巴基斯坦扎里夫科鲁纳的陶瓮棺上也镂刻有一相似的人面形象，该人像双眼和嘴巴采用圆形的镂空样式，鼻子则为突出的棱锥体，呈现出惊讶的表情。

1973年，在甘肃永昌县鸳鸯池也出土了一件石雕人面像，该人像呈椭圆形，上部有穿孔，采用先刻浅槽再镶骨饰的方法表现五官。

这种重圈纹的五官在内蒙古阴山和中亚的塔姆加雷岩画中都有出现，不同的是，中亚塔姆加雷人面像岩画外部采用“太阳神”的造型，而眼部和头部采用重圈纹样式。

盖山林指出，岩画的分布与游牧民族的迁徙有密切的关系，找出某一类岩画的分布地点，便由此可推断所属文化的扩张、迁移。

岩画的图像性质不仅使得岩画具有明确的视觉艺术特质，成为早期人类艺术才能与心性呈现的伟大创造，同时，它又有着不可替代的记忆与“档案”功能，从而构建了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属性。

河西走廊人像岩画出现了大量带有头饰的图案，如肃北县大黑沟中的狩猎岩画，其人物形象刻画呈剪影式，其中一人头戴尖顶帽坐于马背上，一手叉腰，一手向前伸展。

高启安先生将其尖顶帽形象与甘肃酒泉干骨崖遗址、新疆洋海墓地出土的彩陶作纹样对比，认为图案纹样具有相似性，应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并以此推断岩画的创作者可能为生活在河西的月氏人和乌孙人。

这种头戴尖顶帽的人像在新疆阿勒泰、内蒙古翁牛特等地岩画中也有出现，尹盛平认为“这种戴尖顶帽的塞人分布于吉尔吉斯与南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带，即从帕米尔、阿赖岭以北，包括塔什干、天山以至巴尔塔什湖以南及西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

中国史记称之为塞种的部落包括在此范围内。”值得关注的是，河西走廊及中亚地区遗存的岩画往往延续时间长，分布广泛。

如1981年在哈萨克斯坦的准噶尔阿拉套山系的山隘中，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突厥时期的几千幅石刻画，制作的时期延续1万年以上。

包括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萨基人时期、突厥时期，甚至还发现了阿拉伯铭刻和哈萨克部落的氏族标记。这个岩画长廊位于连接中亚、西亚和东欧的古商道上。由此可见，早期不同时期游牧民族的迁徙往来与视觉图像的传播有着内在密切的关联。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创造的推动力，这对所有人都显得十分原始的推动力，首先在周围一切神怪的形象之中得到了自己的形式。

那祭坛或图腾杆周围的魔圈，那‘基瓦’（即神庙）之内的圣区，都是理所当然的舞蹈场地，在一个由各种神秘力量控制的国土内，创造出来的第一种形象必然是这样一种动态的舞蹈形象。

因此舞蹈可以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第一种真正的艺术。原始舞蹈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广泛出现于中亚及其河西走廊岩画和彩陶上，展现出娱神和自娱的作用。最早的舞蹈图像可追溯至西亚地区。

在肃北县盐池湾乡阿尔格力太岩画点的舞蹈岩画形式多样，出现有单人舞、双人舞等。嘉峪关黑山岩画的舞蹈图像采用磨刻的手法，舞蹈者头部带有羽毛状饰物，舞蹈形式多样。

距嘉峪关不远的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一件红陶衣刻划人形舞蹈纹双横耳罐，罐腹部刻有一组舞者形象，舞者手臂伸展，手指朝下，两腿分开的动作与黑山岩画中的舞蹈图像极为相似。

酒泉市丰乐乡干骨崖出土的四坝文化人形舞蹈纹双大耳罐，在红色胎底上绘有六组舞蹈图案，三人为一组，舞者三角形的身体造型、人物长袍服饰与黑山岩画中的舞者也存在着相似性。

而中亚萨尔米什河谷岩画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尔格力台岩画中的舞蹈图像与黑山岩画有所不同，均为两人面对面翩翩起舞。

针对中亚及我国西部地区的岩画和彩陶舞蹈图像的相似性，不少学者认为二者存在着一定关联。肖永明认为多人舞蹈纹源于狩猎经济下的岩画题材，甚至可能是欧亚草原猎牧民族将舞蹈纹饰传播至中国西北地区的彩陶上。

俞方洁和李勉在《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以马家窑与梅尔伽赫文化关系为例》中认为，青海大通家上孙家寨、青海宗日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口沿描绘拉手舞人纹绝不见于仰韶文化，而在更早的梅尔伽赫文化中也有相似的表达。

结语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河西走廊地区与中亚地区岩画和彩陶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和艺术功能等方面存在着相似性。

由于岩画跨越的时间范围长，分布零散，且多处于偏远地区，其具体年代和创作者身份还需要考证，对河西走廊与中亚岩画和彩陶关系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相信随着这一问题的不断深入，早期河西走廊与中亚的艺术交流将不断的明晰。

参考文献

1.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126页。

2.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220页。

3.宋耀良：《中国岩画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第189页

4.苏北海：《新疆岩画》，新疆美术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570页。

5.〔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