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吉阪隆正(1917-1980)和柯布西耶(1887-1965),1954
1977年8月,吉阪隆正作为日本农村建筑访华团团长,赴北京、上海、青岛、济南、大寨等地,参观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实验:
人民公社。
吉阪并非第一次来中国。早在1940年,他就曾到中国进行建筑调研,完成了题为《华北、蒙古及新疆住居的地理学调查》的毕业论文。
与从建造者的角度出发培养建筑师的建筑学不同,住居学是从使用者的角度,研究生活方式和居住形式,关注一切与人相关的建筑与外部环境,换句话说,
住居学是为使用者着想的科学。
吉阪曾于1950年代初跟随柯布西耶工作,参与诸多住宅项目,包括在马赛公寓中担任驻场建筑师。
但他并未止步于“房屋是居住的机器”这种现代主义宣言,他的住居学调研活动承袭自今和次郎的考现学,但又放眼世界,关注全球范围内多样的环境、材料与建筑形式。
对吉阪而言,调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的中国农村,是拼合其住居学版图的重要一环。
但他一定不会想到仅在一年后,小岗村就宣布包产到户,
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至1985年,农村实行政社分开,在中国维系了27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宣告解体,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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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指派12名教师及学生,成立了人民公社规划建设调查研究工作队,前往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进行公社规划设计,包括总体规划、行政中心、单体建筑等。
由于农村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人口规模较小的各村落分散在广阔的土地中,因此公社规划的首要课题就是重新配置相互联系极弱的村落群。
首先,人民公社是一个内含工业、农业等各项事业的协同发展组织,规划原则是以提高生产力为标准。
华工综合考虑既有居住和耕地的关系,按照三级生产方式重新布置了居民点,形成一个多核心的生产网络,即
公社中心、大队中心居民点、大队卫星居民点。
然后,华工以8个生产大队居民点为圆心,30-45分钟的步行距离为半径,确定了居住和耕地区域的规模。
华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尽量减少农民的出行时间。
此外,公社之间规划了主干道和次干道,公社中心对外还规划了铁路。
实际上,这种规划模式源自20世纪上半叶从西方传入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思想:
邻里单位。
美国规划师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 1872-1944)在1929年的《邻里单位》一书中认为,一个成功的邻里单位应该能在其区域范围内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
具体而言,它是以小学及其他公共设施为中心,半径不超过四分之一英里的范围,即
- 人们舒适步行约二十分钟的区域。
梁思成在1945年的《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中,借用邻里单位中的相关表述,希望通过小市镇这种自给自足的集合体,来解决过度集中、无限扩张的大都市病。
但邻里单位脱胎自英国田园城市,以及同期建成的英美居住区规划实践项目,这种规划模式的布局原则都是:
以小汽车为导向的。
在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抖的农村,这样的规划在1950年代末注定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梦想。
卫星人民公社居民点分布图。© 余飞根据资料重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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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发挥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典型示范作用,《红旗》杂志经调查研究,刊发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
简章规定了人民公社的相关制度,引入了新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模式,重新定义了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简而言之就是: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华工的公社中心选址杨店以北,狮子山以南地带,方案严格遵循简章相关规定。
作为一个服务4.3万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公社中心以一条南北轴线进行总平面布局,河道与轴线交汇处设置桥梁和中心广场,广场中央竖立着主席像,显然与大学校园,乃至北京的城市空间有某种共通性。
广场周围布置着公共建筑群,包括医院、学校、展览馆、电影院、图书馆、文化宫等,建筑以两层为主,
像火柴盒整齐地排列着。
河道南侧是第一生产大队,由8个居住区组团构成。组团间配置的生活服务设施有:公共食堂、公共澡堂、托儿所、幸福园、诊疗所、理发店、洗衣店和缝纫部等。
居住建筑主要为男女分住的单身宿舍,并取消了各家的独立厨房和餐厅,所有社员需到公共食堂吃饭。因此,人均居住面积为3.5-4.0㎡,比现状的4.2㎡还要低。
公共食堂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重要象征,正如1958年8月21日,领袖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道的: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于是,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共建食堂301个,全社实行粮食供给制。
然而,绝大多数食堂建筑并非如设计那般新建,而是通过腾房并屋、盖简易房、挖地窖等办法实现的。
人民公社中心居民点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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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食堂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家庭在做饭方面对人力物力的浪费,使资源安排更具有计划性。
然而,当大家真的全部到食堂吃饭后,却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公共食堂饭菜供应不限量,人们都怕吃亏,每顿吃到扶墙走;吃不完还会带走一些,拿回家去养猪喂鸡。
有些地方甚至开起了流水席,为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所谓
敞开肚皮吃。
世代以家庭为基本消费单位的贫苦农民,在有限的物质资料下生存,积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但公共食堂破坏了这种节省的生活模式。
同时,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的大锅饭,极大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大量出现消极怠工,生产效率急剧下降。
更重要的是,随着食堂制度的建立,社队干部事实上掌握了社员的生存大权,这为干部徇私舞弊,甚至胡作非为创造了条件,比如多吃贪占,层层克扣社员的口粮。
公共食堂反倒经营成本高昂,增加了社员的负担,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从1958年冬开始,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公共食堂停火和社员逃荒的现象。次年2月,开始出现人员水肿和非正常死亡。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同期死亡人口达4000余人,占总人口的10%。
1961年春夏之交,政策被迫调整,公共食堂全部解散,社员回归自家厨房,这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看到这番景象,胡乔木在给伟大领袖的信中特别强调,群众的热烈程度难以想象,甚至说成是:
第二次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