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语道破：平民被杀，学生被抓，谁在重新定义“反犹主义”？-沈逸
【视频/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
最近，全美大学生校园抗议轰轰烈烈，在这件事的演化进程中，大学生的抗争行动，美国政府的反应，以及后面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都值得我们仔细分析。这其中涉及到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所谓的美国“言论自由”问题；二是关于反犹太主义；三是反犹太主义在当代美国的政治化和工具化。
如果大家对美西方历史乃至全球历史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美国高校的抗议示威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这次的抗议非常像20世纪60年代，围绕越战所展开的美国高校反战示威和抗议行动。而如今这次抗议的起因就是美国学生不满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它所造成的后果，无论在比例还是在受害范围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可以接受的限度。
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图片来源：哥伦比亚大学
就是这样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美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反应，美国国会迅速通过《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来抑制愈演愈烈的抗议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推动这个法案前行的一方有非常强悍的舆论操控技巧——他们大量地偷换概念，在一些具有正当性的概念和事件当中插入了很多“私货”，并且朝着“私货”的方向去推动整个法案。
法案里面提到了一个组织——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提出的一个所谓的working definition。反犹太主义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权威的定义，只有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些看法。并且如果你去看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官网关于反犹太主义的页面，上面明确讲这个概念是“no legal binding”，就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公众接受的一种狭义的反犹太主义的定义是：因为某人的犹太人身份，对他进行某种歧视、迫害，试图去剥夺他的财产，威胁他的生命安全等等。这个定义没有任何问题。美国民权运动的核心之一也是不能对黑人和少数族裔进行歧视，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身份、肤色、宗教信仰而对其差别对待。
人类生而平等，犹太人也一样，这应当是一个共识，但是这个定义下面还有一些“私货”，它列举了十来个例子，指出哪些行为被视作为反犹太主义。定义里还特别说明了反犹太主义“包括但不限于”这些例子，这便产生问题了。在它举出的例子中有些令人感到颇为在意，比如“你不能以传播圣经当中犹太人杀害基督这件事情，去反对犹太人”。除了宗教上的相关表达，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条逻辑，就是把以色列和犹太进行挂钩——如果你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行为进行批评，以及在批评的时候，把这些行为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你就是反犹太主义。
《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明确提到不仅要采纳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关于反犹太主义的walking definition，而且要将它列举的例子也包括其中，这是在立法上“往前走了一大步”。
反犹太主义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大体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是标准意义上的反犹太主义，这个反犹太主义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追溯到中世纪，我们可以在欧洲的文化作品包括实践当中，看到大量具有非常鲜明的指向犹太人的论述。通过一些个案对犹太人的性格进行比较阴暗的整体性描述，对于犹太人群体产生一个负面的刻板印象。
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当中，犹太富商贪婪无耻的形象被描绘地活灵活现，其中包含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还有部分欧洲国王在中世纪发起排犹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犹太富商财产被完全剥夺。
2004年版《威尼斯商人》 资料图片
近现代法国有非常著名的德雷福斯间谍案，法国当局在调查间谍泄密事件时，仅仅因为德雷福斯是犹太人，就将他列为了嫌疑人。并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将其定罪，进行了一系列具有人身攻击的羞辱性仪式，后来发现这事根本不是他干的。
当然最出名的是纳粹德国的希特勒，他在上台后发展出了一套系统化的反犹太主义理论，并且把它转化为一种政策。随后建设了集中营，在集中营中用工业化、流水线的处决方式对犹太人实施了种族灭绝。
这些客观存在在西方形成了强烈的反弹，反犹太主义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禁忌，在政治上、伦理上、社会认知层面上达成共识。实际上，这种反犹太主义在今天的美西方国家和全世界依然存在，通常和极端的白人种族主义以及白人至上思想混在一起。
第二种形态是在美国政治国内政治实践当中被政治化的形态，比如民主党会指责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存在反犹主义的倾向，甚至可能会指出存在一些具体的反犹主义的行为言论，以此在政治上打击对手。
在2023年，拜登政府通过了一个60页的国家战略，目标是打击美国国内的反犹主义。那份战略文件当中明确说采用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关于反犹太主义的工作定义，也明确指出美国国内存在那种工作定义上的反犹太主义。这份战略文件在通过时并没有引发广泛的争议，但指出在今天，美国有必要继续推进清除反犹太主义的国家战略目标，其指向就是像骄傲男孩（proud boy）这样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当然他们也是“懂王”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在一些集会当中，喊出了一些具有显著的反犹太主义的口号。
这时反犹太主义开始向外延伸，开始和仇恨言论挂钩到一起。从美国国内政治实践的角度来说，反犹主义那种极端的对犹太人进行集体迫害和集体惩戒的思想意识是政治不正确的。
第三种形态就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劫持。在米尔斯海默最近一期的访谈中，提到了一位美国总统在离任之后探讨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米尔斯海默讲到一个美国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美国的国家利益置于优先位置，但从他的角度考虑，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怎么办？作为一个合格的、有政治勇气和担当的美国总统，他应该优先服务美国利益，并且用聪明的方式去说服以色列。米尔斯海默说的这个美国总统就是尼克松。有人说“美国再无尼克松，也再无基辛格”，这不仅是一种感慨，可能也是美国发展轨迹的某种征兆吧。
尼克松曾在节目中谈及美国政治家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关系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尼克松在离开美国总统位置之后做了一番演说，明确讲到了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在中东地区，美国需要和以色列所有的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被以色列视为潜在对手的国家，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从中长期来看，这也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虽然在短期内以色列不可能接受。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美国总统本应该抵制住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种种压力，坚定地执行有利于美国的长期政策和战略。但相比于尼克松时期，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和扩张，以及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变迁，美国犹太院外游说集团对美国国会和美国学术圈的影响力却获得了长足发展。
曼萨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里面描述到，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有组织的少数人可以有效地战胜无组织的大多数人。如果抗争和反对是分散、零散的，那么多数人就可能无法冲破游说组织作为高度组织化的少数人所构建的游说网络。同时人是可以被教育，被影响的。如果能够控制人接触信息的渠道，把这些有效的信息阻挡在公众能够接触的媒体范围之外，那么就可以影响人的认知，从而影响人的行为。
毫无疑问，犹太院外游说集团或者说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极度成功的。他们的做法就是垄断对于反犹太主义的定义权，除了那个狭窄的工作定义之外，他们还举出了大量的例子，将以色列和犹太进行深度绑定。如果有人对以色列外交政策进行批判，就会被界定为反犹太主义，使其面临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压力。
对于研究者来说，以色列通过掌握资金和资助网络来控制美国学界，研究者如果进行了不利于以色列的研究，或者向美国公众揭示了以色列试图隐藏起来的那些东西，那么他很有可能会被雪藏，拿不到任何学术方面的资助。如果你熟悉斯蒂芬·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话，就会发现2006年和2007年之后他们的产出非常少，直到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米尔斯海默教授才重新开始在公众媒体和公众平台上露面。
在这次美国大学校园的抗议事件中也可以看到，学生的行为从一开始就被鲜明地定义为具有反犹太的特征。纽约时报还被人发现在相关报道上进行了比较微妙的修改，最初的报道当中指出了抗议者群体当中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这一基本事实，但随后进行了修改。
当地时间5月2日，美国警察强行清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抗议者营地 图片来源：澎湃影像
同时大家还看到了，在新闻报道当中出现了正宗的哈瑞迪犹太人在抗议以色列的政策。这样的抗议无论是在以色列国内，在加沙地带，在美国，都遭遇到了非常强力的压制。犹太学生和哈瑞迪犹太人参与抗议本身就足以戳破这样一个谎言：凡是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进行批判的，统统都是反犹太主义者。
除了游说集团控制力增强，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股对冲性的力量——社交媒体的兴起。这里不只是说TikTok，而是广义上社交媒体的兴起。只要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运维者不是非常坚定亲以色列的，或者是被以色列游说集团所掌控的，那些被主流媒体因为各种原因过滤掉的信息，就会在社交媒体上浮现。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可以透过信息茧房使每个受众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只要公众能够看到这些信息，而不是因为异常固化的认知屏障而选择性的无视它们，那么人们就可以基于人的良知和道义，基于伦理价值的普适性认知，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个法案如果最终通过，会对美国引以为傲的所谓“言论自由”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能塑造一个特权阶层。开玩笑地讲，就像《海贼王》中的“天龙人”，他不可直视、不可触碰、不可进行批判的讨论，你只能无条件的顺从，接受他的所有指示。甚至最后会变成你不仅要服从他，你还得爱他，只要没有无条件的支持和爱，那就是反对他，而反对是不能被接受的。这是一个可以想见的结果，也极具有历史讽刺性。
众议院关于《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投票情况 图片来源：Govtrack
讽刺在于，它包含了非常明显的“自我击败”或者是“自我矛盾”的要素。当公众被强制要求无视以色列在加沙的残暴行径，必须无保留地对以色列进行支持，从人们内心的感知而言，这样是提升了公众对犹太人这个词、这个群体、这个身份的好感度，还是强化了反感？答案不言自明。
去年10月份以来，在简体中文的社交媒体中大家用强烈的情绪表达不满。很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重新讨论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希特勒的行为毫无争议是错误的，是反人道的。但是现在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种种行为，已经让人从原有的常识当中做出了某种调整和反弹。以色列的行为带来的强烈不满情绪，对于清除正宗的、具有仇恨言论特点的反犹主义是完全没有一点好处的。
所以中国人会认为美国和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的做法，是非常缺乏政治智慧的。如果说美利坚民族存在时间尚短，犹太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却也是如此，也许犹太智慧在美国出现了一些变异也不好说。
就像一些美国学者明确指出的，我们需要区分以色列和犹太人、犹太民族之间的关联。以色列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为整个犹太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把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和犹太民族进行深度绑定，由此试图获得某种伦理和政治上的豁免权。
这种凌驾于一切伦理规范之上的特权身份的存在，是人类最痛恨的。同样，对犹太身份的道德绑架与政治利用，在外交战略将其工具化的做法，也是公众无法接受的。一些犹太人自己都明确指出，如果真的从禁止反犹太主义扩散和放大来看，现在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内塔尼亚胡政府。
但这一切可能都不是为了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服务，有大量证据表明，以色列的行动是在帮助内塔尼亚胡政府，甚至就是内塔尼亚胡个人，摆脱他个人在政治上的困境。他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绑架，对犹太人所谓的族群利益进行了裹挟，然后试图以此去绑定美国外交政策。企图利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国家资源，服务于内塔尼亚胡个人的政治利益，但在这场角力中没有人是赢家，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悲剧。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标榜人类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尤其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民主灯塔”，这个几乎是自由民主理想化的大本营，看到美国政府赤裸裸的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任何理性批判，用政治化的方式去钳制思想和言论。这样一幕不由令人感到错愕。
4月26日，巴黎政治学院示威学生要求校方谴责以色列暴行，并在建筑入口插上巴勒斯坦旗帜 图片来源：路透社
这次学生抗议中我们看到美国警察极其迅速的反应，这跟美国警察日常放任0元购的场面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我们感受到在不同场景下警察对双方的处置力度差异，另一方面我们感慨的是警察背后的推动力量。在处置学生抗议上的态度证明美国警察是有行动力的，但需要足够的力量推动。
后续如何发展，关键在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行动。以色列会不会进拉法？进了拉法要做什么？从内塔尼亚胡的角度上来说，他确实成功绑定了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利益，也劫持了整个犹太民族替他背书，同时挟制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无论如何，这对内塔尼亚胡来说都是一条不归路。从2023年10月开始到现在，以色列国防军一直未能有效打出战力，反而让大家看到IDF在滥杀无辜，并且在正常的冲突中被哈马斯打得乱七八糟。
内塔尼亚胡声称无论是否跟哈马斯达成协议，都要进拉法。拉法的14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没有任何防护，聚集在一片非常小的区域。IDF如果进去大开杀戒，会传出更多的画面。被初步压制下去的美国高校内学生和公众的不满情绪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定论。作为一个人，站在客观和中立的立场上，我希望世界美好，希望世界平和，也希望加沙的战火早日平息。
作为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来看，当今世界的一个悲剧，也可以说值得欣慰的一点是，只有或者说至少有一个大国——就是中国，在朝着推动中东实现真正和平与稳定的方向而努力。
2024年4月26日，哈马斯跟法塔赫在北京进行了磋商，讨论了如何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的问题。这是朝彻底解决巴以问题，回归1967年的两国方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巴以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不仅是一个地区冲突的难题，也是对全人类公理、良知和道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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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
最近，全美大学生校园抗议轰轰烈烈，在这件事的演化进程中，大学生的抗争行动，美国政府的反应，以及后面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都值得我们仔细分析。这其中涉及到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所谓的美国“言论自由”问题；二是关于反犹太主义；三是反犹太主义在当代美国的政治化和工具化。
如果大家对美西方历史乃至全球历史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美国高校的抗议示威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这次的抗议非常像20世纪60年代，围绕越战所展开的美国高校反战示威和抗议行动。而如今这次抗议的起因就是美国学生不满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它所造成的后果，无论在比例还是在受害范围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可以接受的限度。
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图片来源：哥伦比亚大学
就是这样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美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反应，美国国会迅速通过《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来抑制愈演愈烈的抗议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推动这个法案前行的一方有非常强悍的舆论操控技巧——他们大量地偷换概念，在一些具有正当性的概念和事件当中插入了很多“私货”，并且朝着“私货”的方向去推动整个法案。
法案里面提到了一个组织——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提出的一个所谓的working definition。反犹太主义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权威的定义，只有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些看法。并且如果你去看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官网关于反犹太主义的页面，上面明确讲这个概念是“no legal binding”，就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公众接受的一种狭义的反犹太主义的定义是：因为某人的犹太人身份，对他进行某种歧视、迫害，试图去剥夺他的财产，威胁他的生命安全等等。这个定义没有任何问题。美国民权运动的核心之一也是不能对黑人和少数族裔进行歧视，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身份、肤色、宗教信仰而对其差别对待。
人类生而平等，犹太人也一样，这应当是一个共识，但是这个定义下面还有一些“私货”，它列举了十来个例子，指出哪些行为被视作为反犹太主义。定义里还特别说明了反犹太主义“包括但不限于”这些例子，这便产生问题了。在它举出的例子中有些令人感到颇为在意，比如“你不能以传播圣经当中犹太人杀害基督这件事情，去反对犹太人”。除了宗教上的相关表达，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条逻辑，就是把以色列和犹太进行挂钩——如果你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行为进行批评，以及在批评的时候，把这些行为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你就是反犹太主义。
《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明确提到不仅要采纳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关于反犹太主义的walking definition，而且要将它列举的例子也包括其中，这是在立法上“往前走了一大步”。
反犹太主义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大体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是标准意义上的反犹太主义，这个反犹太主义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追溯到中世纪，我们可以在欧洲的文化作品包括实践当中，看到大量具有非常鲜明的指向犹太人的论述。通过一些个案对犹太人的性格进行比较阴暗的整体性描述，对于犹太人群体产生一个负面的刻板印象。
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当中，犹太富商贪婪无耻的形象被描绘地活灵活现，其中包含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还有部分欧洲国王在中世纪发起排犹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犹太富商财产被完全剥夺。
2004年版《威尼斯商人》 资料图片
近现代法国有非常著名的德雷福斯间谍案，法国当局在调查间谍泄密事件时，仅仅因为德雷福斯是犹太人，就将他列为了嫌疑人。并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将其定罪，进行了一系列具有人身攻击的羞辱性仪式，后来发现这事根本不是他干的。
当然最出名的是纳粹德国的希特勒，他在上台后发展出了一套系统化的反犹太主义理论，并且把它转化为一种政策。随后建设了集中营，在集中营中用工业化、流水线的处决方式对犹太人实施了种族灭绝。
这些客观存在在西方形成了强烈的反弹，反犹太主义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禁忌，在政治上、伦理上、社会认知层面上达成共识。实际上，这种反犹太主义在今天的美西方国家和全世界依然存在，通常和极端的白人种族主义以及白人至上思想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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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年，拜登政府通过了一个60页的国家战略，目标是打击美国国内的反犹主义。那份战略文件当中明确说采用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关于反犹太主义的工作定义，也明确指出美国国内存在那种工作定义上的反犹太主义。这份战略文件在通过时并没有引发广泛的争议，但指出在今天，美国有必要继续推进清除反犹太主义的国家战略目标，其指向就是像骄傲男孩（proud boy）这样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当然他们也是“懂王”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在一些集会当中，喊出了一些具有显著的反犹太主义的口号。
这时反犹太主义开始向外延伸，开始和仇恨言论挂钩到一起。从美国国内政治实践的角度来说，反犹主义那种极端的对犹太人进行集体迫害和集体惩戒的思想意识是政治不正确的。
第三种形态就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劫持。在米尔斯海默最近一期的访谈中，提到了一位美国总统在离任之后探讨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米尔斯海默讲到一个美国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美国的国家利益置于优先位置，但从他的角度考虑，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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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曾在节目中谈及美国政治家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关系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尼克松在离开美国总统位置之后做了一番演说，明确讲到了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在中东地区，美国需要和以色列所有的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被以色列视为潜在对手的国家，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从中长期来看，这也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虽然在短期内以色列不可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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