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尔曼：临阵换帅，普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安东·尼尔曼，翻译/ 薛凯桓】
2024年5月12日，普京解除了尼古拉·帕特鲁舍夫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职务，由长期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的谢尔盖·绍伊古接任，帕特鲁舍夫将“调任其他职务”。绍伊古自2012年11月6日起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至今已近十二年。在他被“调离”后，普京任命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为新任俄罗斯国防部长。
俄罗斯此次的人事变动，是普京新一任期开始后的一次重要人事调整，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政府高层职位的首次大规模变动。从5月10日开始，俄军开始向哈尔科夫发起进攻，仅在5月11日一天，俄罗斯就宣称占领了该地区的六个村庄。
在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之后“临阵换帅”，这似乎并不符合军事理论的常规。俄罗斯此次撤换绍伊古的决定，不仅与当前俄乌冲突的局势紧密相关，其背后还蕴含着更为深远的政治考量。
普京出席5月9日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9周年阅兵式。图源：MAXIM SHIPENKOV/澎湃影像
军事改革
提及绍伊古，就不得不提起俄罗斯自2008年以来的军事改革。
冷战结束后近二十年间，俄罗斯军方对变革持抵制态度。苏联时代的思维方式、官僚的既得利益、俄罗斯长期军事化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及俄罗斯国防部的高度自治权，这些因素共同阻碍了军事改革的步伐。
2008年俄格战争后，俄罗斯国防部推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在2014年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冲突，以及2015年后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都展现出了其有效性。然而，俄乌全面冲突的爆发，再次凸显了俄军存在的严重问题。
俄罗斯国防部与其他国家的军事管理部门有所不同。以美国为例，美俄两国选择了不同的军事指挥模式：美国采取的是相对分散的模式，而俄罗斯则高度集中。
俄罗斯国防部的职责和权力范围极为广泛，它“集中参与制定战略、规划和支援部队、确定优先事项以及指挥和控制，所有这些工作都在一个组织内部完成”。俄罗斯的这种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国防部根据总统的指示确定军事上的优先事项并监督其实施。
因此，俄军的“权力集中”模式极大地依赖于国防部官员的个人素质。这些官员被要求“在作战战略层面思考战争”，而国防部之外的执行层面则主要专注于战术层面的改进。简而言之，俄军严重依赖国防部在战略层面对战争进行研判，国防部掌握着决定部队结构、武器生产和制定作战概念的大权。
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有其利弊。一方面，它确保了决策的高效和延续性；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自下而上的反馈，使得决策的科学性难以得到保障。在俄军中，较低级别的军官往往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和自由裁量权。在这种环境下，指挥官往往缺乏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动力，这可能导致层层加码的决策模式，甚至引发下层军官的不满情绪。
由此可见，俄军的决策高度依赖于经验丰富、判断力强的技术型官员。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显得至关重要。那么，格拉西莫夫和绍伊古等人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何绍伊古能够稳坐俄国防部长之位长达12年，却在哈尔科夫战事一触即发之际被撤换？
俄罗斯国防部不仅是俄军的“主要管理机构”，更是俄罗斯政坛上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自2008年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及北约在俄罗斯周边地区的扩张，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日益军事化，倾向于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因此，俄罗斯国防部不仅具备一般国家军事管理机构的结构和权能，还拥有影响俄罗斯国家安全领域决策的能力，以及左右外交、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在政治权力方面，它远超一般国家的国防部门。俄罗斯国防部的职能和权力反映了俄罗斯政治领导层和俄军之间的相对权力平衡格局。
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前总参谋部长格拉西莫夫以及国防部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如果俄军力量薄弱，国防部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政治地位；如果国防部在俄政府中地位不高，就无法增加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影响力。在今天的俄罗斯政府中，除了普京之外，几乎没有人是重要且无法替代的。
5月9日，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出席于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9周年阅兵式。图源：TASS/澎湃影像
绍伊古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他与普京关系紧密。自叶利钦时代以来，他就表现出了“忠诚执行命令”的特质。俄罗斯反对派曾在2004年有意扶持绍伊古与普京角逐总统选举，但他选择了无视反对派的邀请，并与普京保持步调一致。他的作风完全符合普京“军队忠诚于国防部，国防部忠诚于政府，政府忠诚于总统”的治理模式，也符合俄罗斯政坛“在俄罗斯，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接触到最高层，即总统”的潜规则。格拉西莫夫的情况与绍伊古类似，他为人低调，很少接受采访，在大政方针上也与普京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绍伊古的地位也深受俄罗斯政坛潜规则的影响。自从俄罗斯启动军事改革以来，“经济人治军”已经悄然成为俄罗斯政坛内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国防部长往往扮演了上台改革、下台背锅的“工具人”角色。以俄罗斯前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为例，他的经历对于分析绍伊古当前的处境极具参考价值。
谢尔久科夫出身于税务部门，他上台后决心整顿俄国防部内部的资金流向问题，解雇了大量国防部中央机构的官员，转而任用一些税务机关的官员来担任这些职务，以实现对国防部官员的一定程度上的监督。
然而，这种改革措施触及了许多人的利益，导致他遭受了强大的阻力。最终，在俄罗斯司法部门的压力下，谢尔久科夫被迫接受调查。为了避免刑事指控，他选择了主动下台，实现了“软着陆”。随后，同样出身于经济部门的绍伊古接任，继续推进谢尔久科夫未竟的改革。
谢尔久科夫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背锅侠”的角色，而接替他的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则致力于让所有人“放心”，以便在不引起过激反应的前提下持续推进俄罗斯军队的改革。绍伊古的军改方向是“不计成本地选择性地恢复苏联时代的军队建制”，这一方向符合普京整合权力、提高俄军战斗力的政治目标。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之所以能够稳固其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得到了普京的坚定支持。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新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绍伊古的军事改革逐渐暴露出其问题，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针对俄军暴露出的种种弊病，俄罗斯国内要求绍伊古下台负责的声音愈发强烈。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认为，绍伊古对信息的严格管控、过度注重情报价值性，以及回归苏式建制的做法，是导致俄军在2022年秋季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
俄罗斯舆论对俄国防部对乌克兰抵抗决心的评估不足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俄国防部存在对乌军将不战自溃、泽连斯基会逃跑、俄罗斯将不战而胜的“幻想”，并将这一切归咎于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提出的“不要诉诸最大武力，坚持有限行动、有限目标的策略，先取得政治成功再前进”的战术。
因此，在2022年秋季遭遇挫折后，普京果断决定进行“部分动员”并迅速对俄军领导层进行了改组。苏罗维金随后主导俄军在赫尔松部分地区撤军，并开始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乌克兰进行精确打击，有效地改善了俄军的战场态势。在这样的对比之下，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再次遭受了广泛的批评和指责。然而，由于俄罗斯特殊的政治生态和普京对二人的信任，他们的地位依然稳固。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瓦格纳——普里戈任兵变的爆发。普里戈任及其雇佣兵集团“瓦格纳”在十多年前开始崭露头角，并在俄国防部的大力扶持下获得了快速发展。通过大量政府合同，普里戈任积累了巨额资本。2014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爆发时，瓦格纳集团正式成立并参与了俄军进驻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在成立之初，瓦格纳集团受俄国防部的严格管控，在俄罗斯军事基地接受训练，并在俄国防部的监督下使用军用机场，其行动直接由格鲁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官员监督。例如，瓦格纳集团的二号人物乌特金就曾听从格鲁乌官员伊万尼科夫的命令。
然而，尽管瓦格纳集团在初期还算听从俄国防部的命令，但其野心已逐渐显现。例如，瓦格纳集团曾在非洲私自帮助普里戈任抢夺宝石矿。普京的初衷是让普里戈任的瓦格纳集团在俄国防部的总体控制下运作，但不正式成为俄军的一部分，以避免许多国家军队出境驻外的法理问题。但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没有“编制”、缺乏军纪导致瓦格纳集团开始尾大不掉，甚至呈现出“军阀化”的趋势。
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一问题更加凸显。2022年11月，俄国防部决定从赫尔松市撤退，这一决定引起了俄罗斯公众的强烈不满。普里戈任趁机利用他的电报（Telegram）频道和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积极煽动这种负面情绪。2023年1月，瓦格纳集团收复了索莱达尔，普里戈任凭借胜利之势开始攻击俄正规军“按兵不动”、“克扣弹药”，首次将瓦格纳集团置于俄正规军的对立面。
普里戈任的高调公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他的“政治野心”也首次广为人知。部分西方分析人士甚至认为他可能是普京的潜在政治对手，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可能是普京的继任者。普里戈任本人也深信这些吹捧，试图涉足政坛，并开始挑战绍伊古的地位。
为了在政治上造势，普里戈任将目标锁定在巴赫穆特之战上，并投入大量资源在俄罗斯媒体上进行公关。一时间，俄罗斯国营电视频道在普里戈任的宣传下将巴赫穆特描述为“新的斯大林格勒”，并大力宣传瓦格纳集团的卓越贡献。然而，普里戈任很快便遇到了困境，开入巴赫穆特的瓦格纳士兵缺乏基本的给养，导致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攻击进度逐渐放缓。
普里戈任将责任归咎于俄国防部，随后就是著名的桥段：他拍摄了瓦格纳士兵的遗体，并公开质问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弹药去哪里了？”。俄国防部的炮弹供应确实存在问题，然而，瓦格纳真正的问题并非缺乏炮弹，而是缺乏人力。至于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与此有多大关系，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在指责俄国防部时，普里戈任曾试图争取他的好友、车臣首脑卡德罗夫的支持，然而，深谙俄罗斯政坛门道的卡德罗夫却出人意料地指责普里戈任，称其行为是“叛国”。因此，普里戈任将他从巴赫穆特撤军的原因归结为“国防部的背叛”，这本质上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
随后发生的事情家喻户晓：普里戈任一怒之下发动了兵变，后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调停下与俄国防部达成了“和解”。紧接着，普里戈任与瓦格纳二号人物乌特金在空难中不幸身亡，瓦格纳在俄国防部的指导下进行了改组，普里戈任的时代就此结束，这一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2023年8月，普里戈任与乌特金坠机身亡后，有民众到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普里戈任的墓前悼念。图源：AA/ABACA/澎湃影像
但事情显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普里戈任并非只是代表他自己，他背后是以瓦格纳集团为典型的、对建制派官僚心怀不满的民间军事势力。俄罗斯社会深受军事文化影响，长期以来，俄正规军并非俄罗斯军事领域的唯一代表，全俄军事爱国社会运动“青年军”和“军校学员军团”等也在俄罗斯拥有不小的影响力。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社会对绍伊古、格拉西莫夫等人的质疑声从未间断，以军事团体和军事博主为代表的“少壮派”更是多次直言绍伊古等人应当被解职。瓦格纳兵变结束后，俄罗斯社会舆论更是强烈要求普京追究绍伊古等人的责任。面对这些声音，即使绍伊古与普京关系亲密，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
因此，普京对绍伊古的此次安排就不难理解了。普京的安排既安抚了“少壮派”不满绍伊古的躁动情绪，也维系了俄罗斯政坛体系的总体稳定和顶层平衡。此次人事变动为绍伊古安排了一个在技术上比国防部部长更高的职位，挽回了绍伊古的颜面。同时，在调离绍伊古的同时，格拉西莫夫也继续留任原职，确保了俄罗斯安全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新任国防部长意味着什么？
5月12日，普京任命安德烈·别洛乌索夫接替绍伊古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这一举措表明普京正在精心布局，旨在强化俄罗斯的军工经济和国防工业，为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做足准备，并预先应对未来可能与北约的直接对抗。
5月13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候选人别洛乌索夫出席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会议。图源：RUSSIAN FEDERATION COUNCIL PRESS SERVICE HANDOUT/澎湃影像
别洛乌索夫并非军人出身，与绍伊古和谢尔久科夫相似，他来自经济系统。他在1981年至2006年期间专注于经济分析和数据预测工作，并在2012至2013年期间担任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于5月12日向塔斯社宣布了这一任命，并解释道：“将安全力量的经济活动融入国家经济体系之中，这一点至关重要。”这进一步揭示了俄政府希望别洛乌索夫能够将俄军、国防工业与俄罗斯的国内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并锐意改革的意图。
俄罗斯的一些“内部消息人士”对别洛乌索夫的上台也发表了评论，称这表明普京对俄军内部资金滥用、军队与国防工业之间的矛盾以及俄罗斯国防部整体效率低下等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俄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别洛乌索夫在新的岗位上将努力“高效地组织工作和后勤流程，确保必要的生产和供应，使经济更好地服务于特别军事行动，并最大程度地推动国防工业的发展。”
别洛乌索夫曾任俄罗斯经济部长近十年，且参与创建并管理了多个俄罗斯国防工业创新和无人机项目，这为他领导俄罗斯国防部、进一步深化军事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3年11月，别洛乌索夫与普京会面，讨论了俄罗斯的国防项目和与外国的技术合作等议题，并就俄罗斯国内无人机生产问题与普京交换了意见。别洛乌索夫最近还提出了一项在2030年前拨款44亿卢布（约合4800万美元）用于无人机生产的国家订单草案，以及为无人机生产商提供财政支持和培训无人机开发人员与操作人员的计划。他致力于将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出推向最大化，特别是在无人机领域。
普京很可能计划利用别洛乌索夫在文职职位上的丰富经验，将俄罗斯的经济政策与俄乌冲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更大规模、更长期地调动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这表明，俄罗斯政府及普京仍在为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做足准备。
此外，别洛乌索夫缺乏军事经验和军界人脉，直接出任俄国防部部长，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现状使他必须依赖普京的支持来开展工作。这也符合普京一贯的权力平衡策略，以确保俄国防部不会形成“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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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安东·尼尔曼，翻译/ 薛凯桓】
2024年5月12日，普京解除了尼古拉·帕特鲁舍夫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职务，由长期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的谢尔盖·绍伊古接任，帕特鲁舍夫将“调任其他职务”。绍伊古自2012年11月6日起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至今已近十二年。在他被“调离”后，普京任命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为新任俄罗斯国防部长。
俄罗斯此次的人事变动，是普京新一任期开始后的一次重要人事调整，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政府高层职位的首次大规模变动。从5月10日开始，俄军开始向哈尔科夫发起进攻，仅在5月11日一天，俄罗斯就宣称占领了该地区的六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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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出席5月9日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9周年阅兵式。图源：MAXIM SHIPENKOV/澎湃影像
军事改革
提及绍伊古，就不得不提起俄罗斯自2008年以来的军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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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俄格战争后，俄罗斯国防部推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在2014年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冲突，以及2015年后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都展现出了其有效性。然而，俄乌全面冲突的爆发，再次凸显了俄军存在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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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俄军的“权力集中”模式极大地依赖于国防部官员的个人素质。这些官员被要求“在作战战略层面思考战争”，而国防部之外的执行层面则主要专注于战术层面的改进。简而言之，俄军严重依赖国防部在战略层面对战争进行研判，国防部掌握着决定部队结构、武器生产和制定作战概念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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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俄军的决策高度依赖于经验丰富、判断力强的技术型官员。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显得至关重要。那么，格拉西莫夫和绍伊古等人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何绍伊古能够稳坐俄国防部长之位长达12年，却在哈尔科夫战事一触即发之际被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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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前总参谋部长格拉西莫夫以及国防部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如果俄军力量薄弱，国防部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政治地位；如果国防部在俄政府中地位不高，就无法增加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影响力。在今天的俄罗斯政府中，除了普京之外，几乎没有人是重要且无法替代的。
5月9日，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出席于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9周年阅兵式。图源：TASS/澎湃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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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绍伊古的地位也深受俄罗斯政坛潜规则的影响。自从俄罗斯启动军事改革以来，“经济人治军”已经悄然成为俄罗斯政坛内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国防部长往往扮演了上台改革、下台背锅的“工具人”角色。以俄罗斯前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为例，他的经历对于分析绍伊古当前的处境极具参考价值。
谢尔久科夫出身于税务部门，他上台后决心整顿俄国防部内部的资金流向问题，解雇了大量国防部中央机构的官员，转而任用一些税务机关的官员来担任这些职务，以实现对国防部官员的一定程度上的监督。
然而，这种改革措施触及了许多人的利益，导致他遭受了强大的阻力。最终，在俄罗斯司法部门的压力下，谢尔久科夫被迫接受调查。为了避免刑事指控，他选择了主动下台，实现了“软着陆”。随后，同样出身于经济部门的绍伊古接任，继续推进谢尔久科夫未竟的改革。
谢尔久科夫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背锅侠”的角色，而接替他的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则致力于让所有人“放心”，以便在不引起过激反应的前提下持续推进俄罗斯军队的改革。绍伊古的军改方向是“不计成本地选择性地恢复苏联时代的军队建制”，这一方向符合普京整合权力、提高俄军战斗力的政治目标。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之所以能够稳固其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得到了普京的坚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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