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当今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主要问题
5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新时代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文/冯绍雷】
关于“中、美、俄三方关系”这个提法，实际上，学界一直存有争议。首先，当下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是不是就是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对抗？笔者认为大不相同。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的环境结构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大家比较倾向于使用“三边关系”或“三方关系”，而不是更多带有战略对抗性含义的“三角关系”的原因。关键问题，就是希望有所区别。
其次，中、美、俄三方关系是否具有一些通常国际关系中流行的具体表现形式呢？比如，有“三边官方论坛”吗？有三方独具的经贸关系吗？有互相制约的专有国际协定吗？没有。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美、俄三方既相当微妙、同时也引人关注地在发生相互作用。无论中、美、俄之间的互动是那么若即若离、时深时浅、有厌有喜，但都对当下和今后国际大局产生着深刻影响。
“三边关系”或“三方关系”，实际上是国际史上的一个相当基本的范畴。任何双边或多边关系的背后，都还有着作为“第三者”的一国或数国的影子。由此，谈三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美、俄三边关系是否会重回冷战、抑或“新冷战”？
20世纪的冷战有特定的三大要素。
意识形态高度对立，是冷战的一大特点。但是，这是不是能被后人仿效的国际模式呢？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观察。
其一，苏联体制无论优劣，是否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尽管冷战期间充斥着意识形态的竞争，但是不是资本主义与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社会主义的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呢？在笔者看来，冷战期间西方所面对的，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延续下来但又发生很大变形的制度模式。至少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特别是到60年代之后的苏联模式，是否还是人们所普遍追求的社会制度模式呢？回答应该是大有疑问的。
其二，美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否就是可以不问条件、到处搬用的终极目标呢？同样不是。所以，意识形态对抗，在当年就是一个被大大夸张而又简单化了的用于划分阵营的观念模式。今天人们更难接受继续沿用这样简单划线的意识形态，来形塑当今已经大大变化了的国际现实。
两极化的军事政治集团，组成联盟，画地为牢，这是冷战的另一特点。比如，当年的华约、北约。不光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必须保持高度一致，而且“非我族类” “党同伐异”。但是，今天国际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尽管有人认为，当今世界在各项实力指标都遥遥领先的中美两大强国的对抗，使得国际社会呈现两极对峙的状态。但是，笔者认为，当今世界更多地处于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的状态。也即，多个而不只是两个力量中心，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多种文明形态为背景的国家政治建构。这才是更接近于实际的世界图景，而并不仅仅是所谓“中美两极对抗”。
比如，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战略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不光在中国之上，甚至在一些领域还胜于美国。再比如，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共同体的欧盟，虽经历着“脱欧”的挑战，但无论如何都是在政治、经济，包括文化传统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越来越独立的一方。这里，还没有更多涉及犹如东盟、印度、日本等富有特色、雄踞各方的多个力量中心。即使北约存在，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美国可以号令天下的那种力量结构与合法性。尽管中美对峙是当今国际格局的突出特点，但中美这一对矛盾并不能替代或涵盖总体的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结构。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 资料图自法媒
以核恐怖平衡为特征的全球战略对抗，是冷战格局的第三特点。当年情境之骇人听闻，古巴导弹危机可为其一例。1962年10月下旬，白宫接到中央情报局报告称，苏联已经连续几个月暗中在古巴部署一批导弹，美国各大城市早已在导弹射程之内，毁灭性大战一触即发。这13天的危机虽然最后以互相妥协而告终，尔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又让世人领教了一场核威胁随时可能降临于世的活剧。从古巴导弹危机到切尔诺贝利事件给世人留下的教训是，如果核战争发生，带来的将是全人类的毁灭。冷战期间同样不该忘却的是，中苏两大国曾经经历的从60年代初紧密结盟，到1969年迅速滑向珍宝岛战争。当时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且以战略核武器为后盾，一旦酿成大战，将会何等惨烈。更遑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将不知会被推迟多少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美关系急剧下滑的形势下，中国稳健应对美国霸凌与挑衅的基本立场，彰显今日大国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有着重要区别。新时代领导人主席重申当今时代特征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中方一再表示不随美国节拍表现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保障自己的和平发展权益的坚定决心。同时，在当今世界依然还是“多极化”阶段，中国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定位的前提下，若重新回到美苏超级大国式的冷战对抗，有悖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国际力量结构的基本特点。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俄方一系列权威智库的最新文献，很多都提出：当今流行的“新两极化”观点论据不足；同时，将“避免世界重新两极化”列为各方应该努力的方向。
上述分析旨在强调：“新冷战”之所以不得人心，是由于一系列基本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这不等于说，引发当年冷战的所有因素都已经完全消失。人们也不能对较大规模的对抗性国际冲突视而不见。
在冷战爆发之前100多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于1835年就曾预言：当其他国家受到限制或者无所作为之时，唯有美俄两家，一个自东向西，一个自西向东，迅速扩张。两个版图急剧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兴大国，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世界的两大霸主。从托克维尔这一段极具远见的叙述中，可以体察到美苏在20世纪中叶之所以称霸，还有着若干特殊历史条件。
第一，不光要有实力和抱负，还要有扩张的可能空间与时代条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考验所造就的美苏两家相对接近的综合实力和对各自阵营的掌控能力，是全球化的条件下大大被分散化了的权力结构完全不能比拟的。第二，处于“高山之巅”的美国，和自诩“第三罗马”的俄国（苏联），异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怀，一神教与帝国传统的相互交织大大促成了后来对抗性意识形态的格局。第三，除了意识形态之外，作为海洋性地缘政治代表的美国，和作为大陆性地缘政治大国的俄国（苏联），前者所独具的空间阻隔性与后者所拥有的空间连续性，形成鲜明反差，成为深刻影响美苏争霸的自然地理动因。第四，20世纪中期，美苏首先拥有了当时世界上还无人拥有的核武库——无论是核威慑还是核恐怖平衡——这一独特的技术与武器因素又极大地推动美苏争霸的全球对抗。
今天，早已不像托克维尔所言，仅仅是俄罗斯抑或是美国对争霸情有独钟，也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者地缘政治等单一因素促成了大国间对抗。冷战乃长时间内形成的上述多种因素相互聚合而形成的复杂历史格局，确是一种前无古人、后难有相似来者的历史模式。所以，历史确实难以简单重复这样的故事。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对突发性冲突所造成的重大危机高枕无忧。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但是，毕竟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基本诉求，多极化的力量格局的客观趋势、新兴国家群体崛起、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下的军事技术条件的根本性改观，包括人们观念形态的巨大变化，使得未来的国际冲突很难再复制20世纪的冷战局面。
第二个问题：“基辛格三角”会发生逆转吗？
从2016年特朗普参选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所谓“基辛格三角”将被重新逆转，也即所谓美国将“联俄制华”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首先，普京远不是特朗普能随意摆布的棋子。中美俄关系的变化，首先与普京内政外交的转型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一深刻转型，并不容许做出重新向美国一边倒的选择。
普京是以自由派身份进入政坛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俄不同程度上强调学习西方、合作西方。但是，像普京那样亲身经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艰难转型，又亲自深入考察比较中俄发展模式的大国政治家的确不可多得。普京在2000年执政后，在不放弃与西方合作前提下， “转向东方”，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完全可以理解的过程。
普京执政后的2001—2002年，曾多次试探能否有条件地加入北约，无果。相反，北约、欧盟此后接连大规模东扩。普京多次说过，2002年美国单边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是21世纪后美俄关系恶化的源头。2003 年普京开始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抓捕了掌控国家能源命脉，而又准备在政治上施展身手的最大私营企业家霍多尔科夫斯基。这被西方视为对自由化、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此后，除了高级幕僚苏尔科夫所提出的“主权民主论”（普京本人对此有所保留），普京并没有站在自主性立场上作过多的辩解。在此过程中，出现了2003—2005年俄罗斯周边地区的一系列“颜色革命”。
2008年春，美国企图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拉入北约，此乃格鲁吉亚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从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发生至今，乌克兰加入欧盟或北约的要求，一直是悬在俄罗斯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先，欧美还用对付伊朗作为部署反导系统的掩饰；晚近美国对于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反导部署，则几乎不加掩饰、毫不含糊地坚决加以推进。2018年底，特朗普公开表示准备退出《中导条约》。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访俄时，称此举不是针对俄罗斯，而是针对中国。但更多分析表明，美国还是更多地希望通过在俄罗斯周边部署中短程导弹，特别用于防卫“新欧洲”国家，以应对俄罗斯的强有力威慑。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普京发表公开而尖锐地批评西方讲话10多年之后，俄罗斯专家们告诉我：“看来，还是普京的警告富有远见。”
总之，意识形态转换后的俄罗斯，并没能避免来自西方地缘政治的无情挤压。正因此，普京在2017年瓦尔代论坛讲演中曾这样坦率地表示： “我们对西方最主要的错误是，我们太相信美国；而美国的错误是把这视为弱点并滥用信任。”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其次，普京基于亲身体验形成难以撼动的对中俄关系的深刻认知。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在20世纪末以来的发展并非偶然。其中包括了普京本人对于中俄关系的深入观察与考量。1989年中苏关系恢复，首先来自双方对冷战期间交恶的历史所进行的相当深刻的反思。睦邻友好、合作发展、确保安全的愿望，促成了90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当时双方确认互不对抗，互不以意识形态立场处理双边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了40年的协商，中俄在21世纪初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使两国从此能专心于国内建设。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为中俄在周边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当时参加过不少国际会议，西方专家对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都还曾给予相当不错的正面评价。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普京本人在中俄关系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有幸多次参与普京总统亲自发起组织的瓦尔代论坛，听到他本人对于发展中俄关系的看法。2006年笔者第一次在瓦尔代论坛见到普京时，询问他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前景的看法，普京却故意稍稍离开这个话题，大谈他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他说：“我要向大家透露一个秘密。90年代在我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时，我分管外经贸。当时我每两年一次访问姐妹城市——上海。每隔两年，我乘坐飞机在上海降落时，总要为这个城市在两年中所发生的惊人变化而感到震撼。当时的世界上，有哪个城市能有这样高速的发展。”这大概是普京第一次公开透露他对中国发展的个人印象。然后，普京提到中俄已经彻底地解决相互间的领土边界问题，他说：“既然连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够解决，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和面对呢？”
在次年的瓦尔代论坛上，当日本专家跨田茂树向普京询问他对正在出现转机的日俄关系的看法。普京回答道：“让我们回想一下著名的1956年的宣言吧。这可不是我们俄罗斯，而是苏联签署的《日苏联合宣言》，那时商定了一些原则，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可以签订和平条约。……我们对此十分珍视，不过正像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更想扫除所有的障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我们不想争论。双方总是各执一词，永远不会有结果。”
根据笔者的记录，就在这段表达之后，还有一段没有被载入正式会议文本的普京发言。他说道：“请看看我们与中国伙伴之间是怎么处理领土问题的。我们整整谈了四十年。最后，我们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领土边界问题。为什么我们与日本朋友就不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呢？”普京多次说过，正是因为中俄两国彻底地解决了相互间的领土边界问题，才可以放手专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根据多年来在瓦尔代论坛所获的一个深刻印象，笔者认为，普京高度重视解决双边领土边界问题的这一前提，对于之后整个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换言之，普京本人对于中俄关系的理解，是来自他所亲身经历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问题的妥善解决所提供的两国关系的广阔前景。这样的认知和信念不是任何挑拨离间所能轻易动摇的。
第三，中美俄关系格局是世纪之交以来国际进程所客观铸就，难以轻易逆转。如果回顾一下，世纪之交以来中美俄三方格局的形成和演进，可以发现，这是在一次又一次共同经历的危机之中，形成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自身的禀赋；也是通过一次又一次联合反霸的行动，形成了中俄对于美国的相互接近的认知和立场。
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危机，对俄罗斯来说，是美俄关系从冷战终结和解后急转直下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刻骨铭心。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有在这场危机期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导弹轰炸的切肤之痛。同期相似的压力拉近了中俄的距离。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俄联手反对美国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以单边主义发动伊拉克战争。同一年，曾经将冷战结束视为“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也认识到9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艰难，于2003年提出了加强国家建构是保证成功转型的关键的重要观点。事实上，福山的观点只不过是印证了当时正同步推进的中俄加强国家建构的实践而已。
2008年8月9日，格鲁吉亚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在格鲁吉亚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附近的哥里市，一些格鲁吉亚士兵从一座遭袭击起火的楼房旁边跑过。图自新华社/路透
2008年8月8日晚，一方面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撼了世界舆论。而恰恰在同一天当晚，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连美国大使的劝阻都不听，首先向境内俄罗斯军事基地发动进攻，导致格鲁吉亚危机的爆发。虽然，这两件事毫不相干，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当即就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表明“中俄威权主义轴心已经形成”。中俄两国当时同时承受的这一贬斥，只不过是而后更疯狂的抹黑中俄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而已。2014年以后，本身毫不相干的乌克兰事件与南海冲突这两件事，被美国高官描绘成中俄的“联手行动”，一直到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报告把中俄同时列为美国的“对手”。相当程度上，正是在美国一再打压、又是在美国人为将中俄同时列为“对手”的推动之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才一步一步自然而然地发展而形成。
综上所言，世纪之交以来中美俄三方关系现有格局，不光来自国际实践中的一个个重要事件的自然积累，来自像普京这样的政治家的深入体察与考量，而且，也来自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老一辈战略家有关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的告诫。因此，当笔者在2016年瓦尔代论坛上向普京问道，什么才是他所期待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时，普京答道：“中美俄三方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关系。”普京的阐述，应该是“基辛格三角”还难以被逆转的一个理性务实的回答。
第三个问题，中、美、俄三方关系的未来态势。
中、美、俄三国是当代综合实力相对最强大的三个大国，也是能独立自主地决定内外事务的三个大国。因此，中、美、俄这三国关系的亲疏远近、潮起潮落是当代国际政治的风向标，也深刻地体现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未来国际发展的基本走向。事实证明，若通过及时的沟通与协调，中、美、俄三方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和改善关系，但是，基本战略利益的差异和分歧，决定了三方之间的协调和共处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艰苦过程。
首先，未来的中、美、俄三方关系具有以下的特点与背景。
第一，与以往的每次国际变化不同，冷战终结不是以战争，而是以和平方式结束。这给中、美、俄三方关系带来了特殊的影响。这样的好处是不打仗，但是，也留下了一个不太清晰的大国力量分布的状况。为大国之间既是博弈又是合作的不确定前景留下了极大空间。这种博弈与合作不仅发生在欧亚、欧洲、亚太，包括中东、拉美、非洲、北极等地区，而且发生在政治、经济、战略、文化等各个领域。
第二，与此同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中、美、俄三方都保持着或者展开了全球规模的影响力部署。毫无疑问的是，虽然面临衰落的挑战，美国依然保持着最为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后起者中国顺应全球化的机遇，着力于构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合作网络，“一带一路”是这一全球部署的最新体现。摆脱了“苏联解体综合征”的噩梦，正在寻求稳定和恢复实力的俄罗斯，重新在全球范围展开其外交战略部署：以有限目标、有限投入、有节制的合作与干预，重构全球网络，以发挥传统影响力。无论是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信息文化等各个领域，几乎都可以看到中、美、俄三方的存在。中、美、俄三方的全球部署显然带有很不相同的内容与目标、能级和水平。但是，三国力量的伸展在客观上预示着，人们必须从全球维度，才能够真正理解中、美、俄相互关系——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所涉及的宽广程度。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第三，中、美、俄三大国之间，实力非对称，但不排斥观念各不相同而各有建构的格局将会长期存在，并作用于三方关系。无论是实力地位，还是潜在影响，中、美、俄三者间在诸多方面的差距和鸿沟难以泯灭，但三方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补性。理想状态下，中、美、俄三方经济的广阔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能。观念与价值标准的差异，导致三方的社会政治结构各不相同，但是完全有理由和平共存，同时可以通过竞争各显千秋。
遗憾的是，21世纪以来，仅“9·11”事件后呈现一段较为短暂的反恐合作。较长时期当中，中、美、俄三方关系的基本面，一是中俄的趋近，两者在构建双边合作同时，背靠背互相策应以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二是间歇地出现过若干次美俄关系的“重启”，但每次都在内外影响作用下而告中止，甚至出现重大反复；三是中美关系在艰难挑战中得以较长时间维持之后，终于不幸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急速下滑。有学者认为，三方之间相互担心被另外两家之间的合作所遏制；但更为经常的现象是，这三大国又受到其余各种力量中心的扰动与牵制，以及大大小小的诸多外部力量的寻租和掣肘。这又反过来告诫人们：必须首先关注中、美、俄三大国相互关系的稳定。
第四，另一重要事实：中、美、俄三方关系经常地被理解为地缘政治的范式，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地缘政治范畴，历来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被人言说和运用得最多的一个范畴。但是，这一范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又最容易被片面化理解。其实，这一来自西方的学术范畴的中文翻译很巧妙地表达出了地缘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即，因地理条件而缘起的政治变化。地缘政治这一知识门类侧重于描绘地理条件对国际关系的巨大影响，但是，又没有把地理条件的作用绝对化，而是在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中，来观察国际关系的种种复杂变化。
国际政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是指大陆与海洋的地缘政治。大陆地缘政治关注大陆各方之间的协作与稳定，而海洋地缘政治则因地理空间的阻断性，更加侧重于通过平衡对手、打进楔子进行分化而取得优势。这样的地缘政治法则，显然在中、美、俄三边互动中打下了深刻烙印。普京在经历了多次“重启—倒退”的切肤之痛后的体认是，即使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西方的打压依然不会停止。普京多次说过：“地缘政治的博弈，比意识形态的竞争还要深刻得多。”
在上述背景之下，未来的中、美、俄三边互动，会出现以下态势。
第一，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是一个较长期的学习过程。无论对于历史积累丰厚的文明古国，还是对于历史较为年轻的后起国家，也无论对于久经沙场的政治家，还是对于改换门庭、刚刚投身于政治的新手来说，当代崭新历史条件之下的中、美、俄三大国关系，都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容易把握的进程。
举例言之，根据最新披露的有关历史档案和专业学术著作的证明，当年基辛格博士在决心打破中美关系的冰封之前，曾经首先找苏联领导人探问，是否有可能美苏联手，共同打击他们眼中的“异端”——中国，当时因为苏联领导人反应太过于迟缓，使基辛格不得不放弃了美苏首先联手的这一选择，转而向中国领导人伸出橄榄枝。可见，即使是被传颂多时、精通国际政治历史的基辛格博士当年对于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还是要经过“试错”，才能摸对路子，找到解决重大外交问题的真正关键。
当年尚且如此，而形势要比当年复杂得多的今天，要恰如其分地运筹中、美、俄三边关系，谈何容易。尝试以“学习过程”这一词语来描述未来三方关系的前景，是要强调：不应以三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未经深思熟虑和在复杂状况下的草率行动而应对失当，或者反应过度；更不能老是借用国际史上常见的“联合两家”夹攻“第三者”的做法，来谋取三方关系中的于己有利地位。国际关系历史上很少有总是由一方获利，而余者总是失手的先例。
1987年12月8日，美国前总统里根（右）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签署《中导条约》后交换签字笔。图自美联社
第二，尽管中、美、俄三方存在诸多分歧，但三大国势必被介入各种重大区域与全球问题的处理，因此，从中探索三方的可能合作与互动，共同为未来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构建做出铺垫，始终应该是三方关系刻意求进的目标。
这里至少有三种可能的前景：其一，三方利益完全相悖，无法合作；其二，两方联手削弱第三方。比如，中方明智而坚决地拒绝参加《中导条约》谈判，避免可能的于己不利后果。中方立场得到俄方支持。但从长远看，随着中方战略武器数量、质量增加，美俄越来越担心第三方战略武器不受限制，会进一步施压拉中方参加协议。俄方军控权威专家小阿尔巴托夫最近提出，目前，俄罗斯无条件支持中国立场，同意先由美俄双边会谈；但从形势变化以后的长远看，有必要创造条件吸引中国参与《中导条约》谈判。他认为，这是对任何一方都有利的安排。值得观察在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尤其是来自美国的纠缠。其三，在未来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主动介入紧迫问题的解决。比如，朝鲜半岛问题的推进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一旦有机会摆脱目前困境和形成谈判机制，中、美、俄作为三个核大国的特殊身份，从逻辑上说，有可能、也有必要来为整个半岛安全共同提供其所特有的某种保障。包括从一个相当长的时段来看，冷战时期在欧洲东西方之间实际上存在的“中立地带”（比如奥地利、芬兰），为大国间的缓和提供屏障的先例，是否可能为解决半岛事务提供借鉴。也是可以探讨的前景之一。
最近出现了一些建议，呼吁在三方力量与意愿较为近似的领域展开对话。比如，中美俄冷战当年在防疫领域开展过合作，当今能否再现；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Frank Rose）最近提出，中美俄三方核力量差距太大，无法谈判，但可以就太空领域寻找机会对话合作。包括兰德公司专家建议：在十年内超高音速武器还无法严重危害人类之前，仅有资格的三国——中美俄必须抓紧合作，以阻止其蔓延。另有学者提出，即使不从追求“逆转基辛格三角”的红利，而从互为邻国的角度，美俄关系的改善也势在必然。至少从这一前景，探寻中美俄三方对话合作路径，可作为中方未雨绸缪的研究领域。从一个较长时段看，中国人有能力和有责任与国际社会一起来探讨处理这些紧迫而复杂问题的可能性，为地区安全逐步地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也为中、美、俄三边关系的理性重构做出贡献。
第三，面对所谓“联俄制华” 战略以及特朗普的亲俄姿态，从普京本人、政治精英，乃至大众层面的反应来看，俄罗斯总体表现成熟慎重。这预示了在国际激变情势下，中、美、俄三方关系并非没有可能稳健推进。普京除了强调“中、美、俄之间应是一种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关系”，同时还明确说道： “当今条件下，我们应该非常珍惜中俄关系。”普京在公众场合下的这一表达，简洁明了，很有针对性和导向性。
笔者认为，这是他近10多年来一贯立场的延续。即使在俄美关系一度有可能得到改善的乐观局面下，普京本人和俄罗斯政治家总体上依然非常坚定地维护和推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这一现象表明：任何三方都有必要调整观念，以追求三方关系的和谐互动为宗旨。从长趋势来看，美俄关系的调整并非不符合国际局势总体稳定的大局。即使是从互为邻国的美国与俄罗斯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来看，寻找机会发展合作，也将是势所必然。
第四，中、美、俄互动的四大特征：长期影响和制约各自内政外交。
中美俄之间互动的总体特征是什么？笔者认为：“能级不对称、冲突易发生、力量需均衡、合作有可能”的结构性特征，将有可能在一个长时期内影响和制约各自的对外战略和内部发展态势。
“能级不对称”包含各个方面。经济上能级不对称，首先是指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力量总体上还是超过中俄。特别是高端技术、基础研究、产学研转化能力等方面。从中、美、俄之间每一组双边关系来看，中俄、中美之间相对地较为接近与互补，而美俄之间的经济关系过于薄弱、差距较大，贸易额仅为1%左右。中俄2018年双边贸易突破1000亿美元，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能源价格的一度提升。此外，中俄经贸关系还是没有摆脱较多依赖能源资源的结构惯性。
政治上所呈不均等的状态，并不是指中美俄之间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依然使三方各据鼎足之势；而主要是指两方面，其一，几十年来，中俄都在不断改革传统体制，探索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但美国自己却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也没有摆脱对中俄的政治偏见。其二，中俄主张，意识形态不妨碍双边关系，但美国主流观点是强化固有意识形态和结盟关系，以此来抗衡中俄。
安全领域来说，中俄坚持“背靠背”的睦邻友好与战略伙伴关系，地缘政治上比较接近。但俄罗斯与美国各自所依据的海陆地缘政治存在深刻的差异。从“颜色革命”、格鲁吉亚战争，一直到乌克兰危机，居住在“安全岛”环境下的美国，总体上否定俄罗斯在周边地区的“势力范围”，推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自由议程”计划；而周边地缘政治态势远较美国复杂的俄罗斯，则坚持有选择地维护在原苏联国家的传统影响力。两相对立之下，地缘政治推动美俄高度敌对。在美俄的对比之下，一半面向海洋、一半面向内陆，兼具海陆地缘政治特性是否预示着中国可以在内政外交上走一条既跟纯粹的海洋性国家不一样，同时，又和纯粹内陆大国也不一样的道路，在并不均衡的海陆地缘政治对峙中起到某种调节作用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能级不对称、冲突易发生”的含义不难理解。在“能级不对称”的前提下，虽然美国还会较长时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但其自身发展还呈现高度不确定性，特别是当美国还滥用制裁、霸凌弱者的背景下，国力相对不如美国的中俄相互接近、抱团取暖，就应该不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力量需均衡、合作有可能”当然是指：在全球复杂转型和不同利益、认知的时空落差所造成的不确定形势下，矛盾与摩擦、冲突与对峙难以避免，甚至会伴随整个全球范式转型的始终。在这个阶段，中、美、俄关系也难以在短时期内获得重大突破，一劳永逸地变得太平无事。
但是，21世纪以来的国际变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进程表明：事在人为，关键取决于中、美、俄三方都能否高屋建瓴、理性务实地调处全球转型带来的种种不安与焦虑，力求力量的均衡与可控。当今时代还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国际力量格局还处于一个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的阶段，中国成长迅速，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无论中、美、俄三边之间，还是各组双边关系之间，合作还是大有希望。只要中、美、俄能够有效调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全球转型过程尽管矛盾百出，但其稳定持续是可以期待的。
总之，当前中、美、俄三方互动受到了举世关注。一方面，这是世界多样化发展的长远趋势所致，中、美、俄三边互动是未来国际政治的重大结构性存在。另一方面，中、美、俄三方关系缺乏专属工作框架的规范与制约，同时，兼具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因此，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中、美、俄三方关系能够通过及时沟通得到一定调整和改善，但中、美、俄之间的战略利益的差异和分歧，若不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无从得以协调和共存。
因此，对未来中、美、俄关系的高度动态性的运筹帷幄、应对变化，是一个长期学习过程。中、美、俄三大国间无论就力量与潜能，将会长期存在非对称性。要坚定相信多样化发展前景和对于经过实践证明的普遍性规范的认可这两者间的共存与兼容，最大限度地寻求新老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互补和均衡。最后，中、美、俄可以通过当下的危机处理，转而一起来探索如何确保各自国内进程与区域、国际体制构建协调与和谐的机理。这将是三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权利。
冯绍雷：《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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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新时代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文/冯绍雷】
关于“中、美、俄三方关系”这个提法，实际上，学界一直存有争议。首先，当下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是不是就是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对抗？笔者认为大不相同。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的环境结构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大家比较倾向于使用“三边关系”或“三方关系”，而不是更多带有战略对抗性含义的“三角关系”的原因。关键问题，就是希望有所区别。
其次，中、美、俄三方关系是否具有一些通常国际关系中流行的具体表现形式呢？比如，有“三边官方论坛”吗？有三方独具的经贸关系吗？有互相制约的专有国际协定吗？没有。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美、俄三方既相当微妙、同时也引人关注地在发生相互作用。无论中、美、俄之间的互动是那么若即若离、时深时浅、有厌有喜，但都对当下和今后国际大局产生着深刻影响。
“三边关系”或“三方关系”，实际上是国际史上的一个相当基本的范畴。任何双边或多边关系的背后，都还有着作为“第三者”的一国或数国的影子。由此，谈三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美、俄三边关系是否会重回冷战、抑或“新冷战”？
20世纪的冷战有特定的三大要素。
意识形态高度对立，是冷战的一大特点。但是，这是不是能被后人仿效的国际模式呢？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观察。
其一，苏联体制无论优劣，是否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尽管冷战期间充斥着意识形态的竞争，但是不是资本主义与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社会主义的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呢？在笔者看来，冷战期间西方所面对的，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延续下来但又发生很大变形的制度模式。至少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特别是到60年代之后的苏联模式，是否还是人们所普遍追求的社会制度模式呢？回答应该是大有疑问的。
其二，美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否就是可以不问条件、到处搬用的终极目标呢？同样不是。所以，意识形态对抗，在当年就是一个被大大夸张而又简单化了的用于划分阵营的观念模式。今天人们更难接受继续沿用这样简单划线的意识形态，来形塑当今已经大大变化了的国际现实。
两极化的军事政治集团，组成联盟，画地为牢，这是冷战的另一特点。比如，当年的华约、北约。不光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必须保持高度一致，而且“非我族类” “党同伐异”。但是，今天国际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尽管有人认为，当今世界在各项实力指标都遥遥领先的中美两大强国的对抗，使得国际社会呈现两极对峙的状态。但是，笔者认为，当今世界更多地处于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的状态。也即，多个而不只是两个力量中心，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多种文明形态为背景的国家政治建构。这才是更接近于实际的世界图景，而并不仅仅是所谓“中美两极对抗”。
比如，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战略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不光在中国之上，甚至在一些领域还胜于美国。再比如，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共同体的欧盟，虽经历着“脱欧”的挑战，但无论如何都是在政治、经济，包括文化传统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越来越独立的一方。这里，还没有更多涉及犹如东盟、印度、日本等富有特色、雄踞各方的多个力量中心。即使北约存在，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美国可以号令天下的那种力量结构与合法性。尽管中美对峙是当今国际格局的突出特点，但中美这一对矛盾并不能替代或涵盖总体的多极化—多样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结构。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 资料图自法媒
以核恐怖平衡为特征的全球战略对抗，是冷战格局的第三特点。当年情境之骇人听闻，古巴导弹危机可为其一例。1962年10月下旬，白宫接到中央情报局报告称，苏联已经连续几个月暗中在古巴部署一批导弹，美国各大城市早已在导弹射程之内，毁灭性大战一触即发。这13天的危机虽然最后以互相妥协而告终，尔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又让世人领教了一场核威胁随时可能降临于世的活剧。从古巴导弹危机到切尔诺贝利事件给世人留下的教训是，如果核战争发生，带来的将是全人类的毁灭。冷战期间同样不该忘却的是，中苏两大国曾经经历的从60年代初紧密结盟，到1969年迅速滑向珍宝岛战争。当时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且以战略核武器为后盾，一旦酿成大战，将会何等惨烈。更遑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将不知会被推迟多少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美关系急剧下滑的形势下，中国稳健应对美国霸凌与挑衅的基本立场，彰显今日大国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有着重要区别。新时代领导人主席重申当今时代特征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中方一再表示不随美国节拍表现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保障自己的和平发展权益的坚定决心。同时，在当今世界依然还是“多极化”阶段，中国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定位的前提下，若重新回到美苏超级大国式的冷战对抗，有悖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国际力量结构的基本特点。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俄方一系列权威智库的最新文献，很多都提出：当今流行的“新两极化”观点论据不足；同时，将“避免世界重新两极化”列为各方应该努力的方向。
上述分析旨在强调：“新冷战”之所以不得人心，是由于一系列基本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这不等于说，引发当年冷战的所有因素都已经完全消失。人们也不能对较大规模的对抗性国际冲突视而不见。
在冷战爆发之前100多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于1835年就曾预言：当其他国家受到限制或者无所作为之时，唯有美俄两家，一个自东向西，一个自西向东，迅速扩张。两个版图急剧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兴大国，总有一天会成为各占一半世界的两大霸主。从托克维尔这一段极具远见的叙述中，可以体察到美苏在20世纪中叶之所以称霸，还有着若干特殊历史条件。
第一，不光要有实力和抱负，还要有扩张的可能空间与时代条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考验所造就的美苏两家相对接近的综合实力和对各自阵营的掌控能力，是全球化的条件下大大被分散化了的权力结构完全不能比拟的。第二，处于“高山之巅”的美国，和自诩“第三罗马”的俄国（苏联），异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怀，一神教与帝国传统的相互交织大大促成了后来对抗性意识形态的格局。第三，除了意识形态之外，作为海洋性地缘政治代表的美国，和作为大陆性地缘政治大国的俄国（苏联），前者所独具的空间阻隔性与后者所拥有的空间连续性，形成鲜明反差，成为深刻影响美苏争霸的自然地理动因。第四，20世纪中期，美苏首先拥有了当时世界上还无人拥有的核武库——无论是核威慑还是核恐怖平衡——这一独特的技术与武器因素又极大地推动美苏争霸的全球对抗。
今天，早已不像托克维尔所言，仅仅是俄罗斯抑或是美国对争霸情有独钟，也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者地缘政治等单一因素促成了大国间对抗。冷战乃长时间内形成的上述多种因素相互聚合而形成的复杂历史格局，确是一种前无古人、后难有相似来者的历史模式。所以，历史确实难以简单重复这样的故事。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对突发性冲突所造成的重大危机高枕无忧。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但是，毕竟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基本诉求，多极化的力量格局的客观趋势、新兴国家群体崛起、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下的军事技术条件的根本性改观，包括人们观念形态的巨大变化，使得未来的国际冲突很难再复制20世纪的冷战局面。
第二个问题：“基辛格三角”会发生逆转吗？
从2016年特朗普参选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所谓“基辛格三角”将被重新逆转，也即所谓美国将“联俄制华”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首先，普京远不是特朗普能随意摆布的棋子。中美俄关系的变化，首先与普京内政外交的转型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一深刻转型，并不容许做出重新向美国一边倒的选择。
普京是以自由派身份进入政坛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俄不同程度上强调学习西方、合作西方。但是，像普京那样亲身经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艰难转型，又亲自深入考察比较中俄发展模式的大国政治家的确不可多得。普京在2000年执政后，在不放弃与西方合作前提下， “转向东方”，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完全可以理解的过程。
普京执政后的2001—2002年，曾多次试探能否有条件地加入北约，无果。相反，北约、欧盟此后接连大规模东扩。普京多次说过，2002年美国单边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是21世纪后美俄关系恶化的源头。2003 年普京开始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抓捕了掌控国家能源命脉，而又准备在政治上施展身手的最大私营企业家霍多尔科夫斯基。这被西方视为对自由化、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此后，除了高级幕僚苏尔科夫所提出的“主权民主论”（普京本人对此有所保留），普京并没有站在自主性立场上作过多的辩解。在此过程中，出现了2003—2005年俄罗斯周边地区的一系列“颜色革命”。
2008年春，美国企图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拉入北约，此乃格鲁吉亚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从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发生至今，乌克兰加入欧盟或北约的要求，一直是悬在俄罗斯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先，欧美还用对付伊朗作为部署反导系统的掩饰；晚近美国对于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反导部署，则几乎不加掩饰、毫不含糊地坚决加以推进。2018年底，特朗普公开表示准备退出《中导条约》。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访俄时，称此举不是针对俄罗斯，而是针对中国。但更多分析表明，美国还是更多地希望通过在俄罗斯周边部署中短程导弹，特别用于防卫“新欧洲”国家，以应对俄罗斯的强有力威慑。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普京发表公开而尖锐地批评西方讲话10多年之后，俄罗斯专家们告诉我：“看来，还是普京的警告富有远见。”
总之，意识形态转换后的俄罗斯，并没能避免来自西方地缘政治的无情挤压。正因此，普京在2017年瓦尔代论坛讲演中曾这样坦率地表示： “我们对西方最主要的错误是，我们太相信美国；而美国的错误是把这视为弱点并滥用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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