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振兴经济，伊朗需避免“洋冒进”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梅新育】

因前总统莱希直升机失事身亡而举行的伊朗总统选举，结果已于7月5日揭晓。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资格审查的6名总统候选人中，唯一的“改革派”独苗、前卫生部长马苏德·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最终胜出，以明显优势击败了强硬的“保守派”对手、前首席伊核谈判代表萨伊德·贾利利（Saeed Jalili）。

这场总统选举直面经济燃眉之急与政治中长期稳定需求之间的冲突，伊朗社会和伊朗决策层作出了选择；但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期望，还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

经济困境、民生困苦是伊朗当前无可回避的严峻挑战

此次选举，外界多关注伊朗政局变化，但对于伊朗民众来说，经济、民生话题更是“切肤之痛”。

国民感受最直观的通货膨胀、失业率等代表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指标方面，伊朗近年来表现不佳。（注：下文宏观经济统计数据除特别标明外均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在实践中，全球中央银行通常将2%通胀率视为最佳通胀目标；2017-2023年间，伊朗的年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9.6-45.8之间，其中2018年以后均超过30，2021年以来均超过40，2023年为41.8。从失业率来看，伊朗处于9%-12.1%之间，其中2023年为9%。

在国际收支方面，19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伊朗曾连续保持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但自2014年下半年石油牛市终结后，顺差显著萎缩，2019、2020年甚至出现逆差。需要注意的是，伊朗账面上的国际收支顺差是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下实现的。

由于经济增长实绩不佳，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国际收支顺差基础不扎实，伊朗本币里亚尔对美元和其它可兑换货币的汇率持续大幅贬值。以市场汇率（浮动汇率）衡量，从1993年3月汇率改革前浮动汇率1美元兑1600里亚尔，到今年4月市场汇率1美元兑70多万里亚尔，伊朗里亚尔市场汇率在31年间对美元贬值到了当初的1/438。

如同西亚、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乃至前些年的越南等国一样，置身通胀惊人、本币持续贬值环境之下，伊朗民众有强烈的倾向以美元等“硬通货”取代本币，拿到作为工资等发放的本币后就尽快兑换为美元等“硬通货”。

但与那些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货币替代”现象给伊朗带来的不仅仅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困扰和国民民生困苦，还有潜在的政治风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政45年来，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将美国视为“大撒旦”和头号敌国，一旦以美元取代本币里亚尔在民间蔚然成风，客观效果就是时刻侵蚀着伊朗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虽然越南也曾面临西方“和平演变”的压力，前些年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但越南有在战争中击败美国的历史，面对美国的国民自信心远超伊朗。

以美元现价计算，伊朗GDP表现相当黯淡，2023年伊朗GDP只有4035亿美元，远未恢复到2008-2017时期的水平，比伊核协议达成后的2016年（4580亿美元）减少12%，比特朗普宣称要退出伊核协议的2017年（4868亿美元）少17%，比2011年的高峰（6254亿美元）更是少了35%。

如果考虑到2018年以来伊朗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严重背离，上述2018年以来的伊朗GDP数据系按照2018年4月伊朗政府确定至今的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4.2万里亚尔计算，而市场汇率已经贬值到官方汇率的1/10乃至十几分之一，如按市场汇率折算，以美元现价计算的伊朗GDP还要大幅缩小。

在此基础上，2023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总体持续下行，6月2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会议决议导致3、4两日国际油价连续暴跌至近4个月来新低，全球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发展，又将在中长期内持续削弱石油需求的基础。此外，美国未来降息可能推高国际粮食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小麦价格。而6月5日，法英德就伊核问题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对伊施压决议，而美国国内大选局势目前对民主党不利，未来倘若特朗普胜选，很可能进一步收紧对伊朗的制裁。

由此看来，伊朗的经济压力在可预见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加重。伊朗这场总统选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举行的，“形势严峻”对伊朗实非夸大；振兴经济，改善民生，是伊朗的燃眉之急。其实2022年下半年爆发的“头巾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将这一经济矛盾摆在台面上。

佩泽希齐安是伊朗国民和决策层的共同选择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根本上与政治稳定并无矛盾，它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但在特定环境下，两者在一定时期内完全有可能发生冲突。今日之伊朗，面临的便是这种困局，而且在此次总统选举中凸显出来。

从伊朗眼下的经济民生燃眉之急来看，“改革派”总统上位优于强硬派总统；但从伊朗社会状况和权力结构来看，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伊朗政权要保持稳定，需要一个保守、强硬的最高领袖。

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步入暮年，若按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总统哈梅内伊继任的先例来办，这次补选上位的总统有可能成为继任者，至少到了那时，他对推选、拥立最高领袖的发言权举足轻重。因此，假如伊朗现有的权力结构不变，在熬过当前经济难关的前提下，此次如能推选出合适的“保守派/强硬派”总统上位，更有利于伊朗政权的中长期稳定。

倘若偏保守的前总统莱希没有意外离世，由他接任最高领袖之后，再选出一名“改革派”接任总统，对伊朗来说可能是可预期的比较理想的格局，就类似于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保守派总统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改革派”拉夫桑贾尼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但目前伊朗所处的内外环境较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这次总统竞选候选人的主张来看，“保守派”候选人贾利利的政见可能给伊朗的外部环境带来一些新的麻烦：比如，反对伊朗政府2015年与伊朗核问题六国（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加德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达成的核协议；又如，反对伊朗签署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FATF）建议的两项金融犯罪公约等等。

而此时选出一位相对有利于化解经济燃眉之急的“改革派”总统上位，理论上至少是一种“次优”选择。

伊朗前卫生部长佩泽什基安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从选举结果来看，佩泽希齐安的胜出，无疑体现了伊朗多数国民的意愿与选择。这不仅表现在他在两轮投票中都位居第一，还体现在第二轮更高的投票率下扩大领先优势。

第一轮投票，选票总数逾2450万张，佩泽希齐安获得超过1041万张选票，得票率42.5%；贾利利得票超过947万张，得票率为38.6%；另外两个“保守派”候选人卡利巴夫（伊朗议会议长）和普尔-穆罕默迪（前内政部长）得票数分别超过338万张和20.6万张。

第二轮投票，选票总数约3053万张选票，佩泽希齐安获1638.4万张，得票率53.6%；贾利利得票约1350万张，佩泽希齐安得票数比首轮增加约597万张。这意味着尽管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另两位保守派候选人都发声支持贾利利，但选票总数增加的约603万张几乎全部流向佩泽希齐安，流向贾利利的只有约6万张，最终佩泽希齐安的领先幅度从首轮94万张扩大到近290万张。

另一方面可以判断，佩泽希齐安同样体现了伊朗决策层的选择。须知，报名参加总统竞选的人都必须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资格审查关口，佩泽希齐安2021年报名参选时就是被卡在这一关。而且在2022年横扫全伊朗的“头巾风波”中，佩泽希齐安明确声援死者，反对严厉强制妇女佩戴头巾。如果伊朗最高决策层决心阻止他，完全可以再次在资格审查关口卡下，如同这轮大选前第三次卡掉内贾德一样。

由此推测，国内经济民生是伊朗当前最大的矛盾。在一系列抨击美西方的公开发言下，将更多资源投入经济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与西方缓和关系，以改善本国所处外部环境，伊朗最高决策层内至少存在这样的意愿，甚至可能已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振兴经济，伊朗需避免“洋冒进”

伊朗要振兴经济，就需要大力改善外部环境，而这离不开与西方缓和关系，解除西方对伊朗的制裁。

从佩泽希齐安的政见主张来看，他再就任总统后应该会加大力度寻求与西方突破紧张，努力发展国内经济。

而对于伊朗来说，要想走通改善外部环境、发展经济之路，需要注意平衡以下几点：

首先，对改善与美西方的关系，心要热，头脑要冷静；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反伊倾向要有充分估计，避免一厢情愿。坚持底线思维，朝最好的方向努力，做最坏打算。

其次，在维护好已有合作伙伴贸易关系的基础上，寻求改善与西方的关系，避免盲动而进退失据。

第三，伊朗如能成功适度收缩海外军事干预，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避免重蹈“洋冒进”覆辙。

在伊朗这个国家的发展史上，经济发展计划好大喜功而最终“翻车”的案例实在太多，从巴列维王朝到伊斯兰共和国时期，概莫能外：

1963年提出的“白色革命”经济发展计划因指标过高而失败，最终引爆社会动乱，断送巴列维王朝国祚。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时期，似乎也没有充分汲取教训：1983年3月开始实施的伊斯兰革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83年3月至1988年3月）和20年远景规划，到拉夫桑贾尼政府的五年计划（1989年3月-1994年3月），再到2016年基于伊朗核协议“过关”而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高指标，莫不如此。

特别是2016年提出的那些高指标，笔者当时研究后大为震惊，并在媒体专栏撰文剖析其不合逻辑之处，预测该计划可能“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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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预计，伊朗被压抑的外国投资需求超过1万亿美元，伊朗高层提出在后制裁时代实现年均经济增长8%左右，每年吸引外资1000亿美元左右；但2014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GDP）才4153亿美元，每年吸收外资占GDP比例高达25%，其可行性如何，可想而知。

伊朗提出未来3年要迎接3000万外国游客，为此仅德黑兰就要再修建至少250家星级饭店。但伊朗旅游业的现实差距相当大。尽管伊斯兰革命前每年到伊朗的外国旅游者都有数百万人，但那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伊斯兰革命的动荡、两伊战争、西方制裁等重创伊朗旅游业，1979-1994年，到伊旅游人数年均不足10万。即使伊朗政府从1991年起大力发展旅游业，一年前往伊朗旅游及朝圣的外国人也只有400万（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数据），指望两年时间里就把外国旅游者人数提高1.5倍，很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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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伊朗方面提出十年后中伊年度贸易达到六千亿美元，问题是2012年伊朗进出口贸易总额才1787亿美元，2014年GDP才4153亿美元，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个中伊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其当前GDP规模，又遇上石油熊市，伊朗的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

……

如今八年过去了，上述分析全部验证。2023年，中伊双边贸易额非但没有达到2016年时伊朗方面提出的6000亿美元目标，年度贸易额反而从2015年度的338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度的147亿美元。

新总统佩泽希齐安与伊朗人民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追求，无疑非常迫切，但竞选体制往往会格外刺激经济、政治等“冒进”倾向，期待伊朗新政府能冷静客观地总结本国和别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领悟“欲速则不达”的哲理，避免重蹈“洋冒进”覆辙，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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