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和、施兰茶：孟加拉陷入经济困境，是因为“学习中国”失败了？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张谦和 施兰茶】
前几天刷公众号，看到一篇文章，光是标题就有点意思：
这个小国指的是孟加拉。想必大家都知道，前些日子孟加拉国内发生了骚乱，哈西娜政府被推翻。而这个“84岁的经济学家”就是目前担任孟加拉国临时政府首席顾问的尤努斯。
文章里是这样形容这位经济学家的：
这位不喜欢政治的诺奖得主
将前往他的祖国
响应人民的召唤
宣誓成为孟加拉国
新的领导者
尤努斯对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小额贷款”，助力孟加拉那些拥有手艺却缺少启动资金购买原材料的贫穷妇女，并最终建立起了“为穷人服务的银行”。
但孟加拉经济真正的启动，并不是靠尤努斯的小额贷款，而是文章中提到的“学习中国”。确切来说，是学习东亚模式（所以文章标题里偷换概念这一手玩的溜儿啊）。
事实上，早在2020年以前，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速就已经连续十余年超过5%，并有望于2026年摆脱“最不发达国家”之名，跻身“发展中国家行列”。以至于当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孟加拉国人均GDP即将超越印度”时，印度很多人还不敢相信，原本的穷邻居，不仅追了上来，居然还实现了反超。
孟加拉国GDP在2020年反超印度
然而，一连串的意外还是接连重击了孟加拉国。先是2024年7月步入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经济失败国家”的后尘，居然向IMF申请45亿美元贷款纾困。更出人意料的是，领导孟加拉国取得显著经济成就的哈西娜政府，在2024年8月因学生抗议惨淡下台，其本人则宣布辞职逃往印度。
表面上看，哈西娜政府倒台是因为学生不满公务员配额制，加之哈西娜自身处理失当，导致一场原本针对特定议题的抗议，裂变为改朝换代的全国性政治动荡。但是，从根本的角度看，孟加拉国本轮政治骚动的根源在于其经济困境，包括经济增长失衡、贫富差距加大、政治腐败和治理失能、不理性投资导致的债务问题等。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样顺理成章的推测或者说预设：孟加拉国的政治骚乱正是因为其走上了“东亚道路”，认为孟加拉国的失败正是模仿“东亚模式”的失败。
那么，孟加拉国发展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近似东亚经济体？孟加拉国经济未来路在何方呢？本文将试图解答以上这些问题。而在开始之前，有必要先说说前文反复提及的“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与经济转型
所谓东亚模式，即东亚国家和地区为加快发展而采取的系列政策。尽管“东亚”的概念定义并不确定，但一般来说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尽管不同研究者对于东亚模式的具体理解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东亚国家发展模式相较于传统发达国家，有自身突出特色。
从政策选择上看，东亚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政府作用。与传统发达国家强调自由市场，将政府职能保持在“最小”限度不同，东亚国家普遍强调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规划，体现为日本通产省、韩国经济企划院等经济规划机构制定的各项产业规划。
学界另有“发展型国家”概念，专门用于描述东亚国家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现象。具体而言，“发展型国家”要求政府具有坚定的发展意愿和决心，在保证自主的前提下保持与市场的积极接触，并在优秀官僚体系支持下，制定并执行合适的产业政策。
除强调政府作用之外，东亚模式另一个有别于传统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其出口导向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伴随而来的产业转移和升级。
日本经济腾飞，始于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中美国的大量军需需求。得益于大量出口收益以及战后恢复重建，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期，其产业重心也开始从农业和轻工业转向重工业。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自身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又迫使日本将纺织、服装、鞋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帮助其成功实现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转型。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相反，东亚国家地区同样通过关税等举措保护幼稚工业。只不过，为避免企业自限于国内市场而缺乏竞争，关税保护通常短期且适度。
除了以上两个最突出的特征外，东亚模式还包括扫除增长障碍。这些障碍包括硬性和软性两部分，克服硬性障碍的关键，在于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而突破软性障碍则需要投入教育卫生等人力资本，并致力于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治理能力。
而从经济转型成效上看，正是由于东亚模式下的政策选择，东亚国家地区得以以相较于传统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实现增长和经济转型，即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和工业及服务业在高就业密度下的增长。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孟加拉国距离“理想”的东亚模式有多远？
从表面上看，孟加拉国最接近东亚模式的点，在于其以成衣为代表的出口行业。据孟加拉投资发展局数据，成衣生产贡献了GDP的16%，同时，成衣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雇佣了超400万劳动力，为孟加拉国的“脱贫攻坚”做出了突出贡献。
更为关键的是，成衣出口对于孟加拉国意义巨大。据越南统计总局和出口促进局数据，孟加拉国2023年服装出口收入为473.8亿美元，比越南同期收入高出140亿美元，保住了全球第二大服装出口国地位，并进一步拉大了与竞争对手越南的差距。
这近500亿美元的出口额，占孟加拉国出口总额的80%以上。可以说，孟加拉国出现“经济奇迹”以及孟加拉国令人瞩目的脱贫成就，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成衣行业的贡献。
而孟加拉国成衣行业的成功，带有典型的“东亚”特点。美国印度裔经济学家维维克·奇伯在比较韩国和印度的工业发展模式时就曾指出，国家发展模式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除了需要国家内部政府的强有力推动之外，同样需要国际环境的支持。
这种支持一方面来自产业转移，正如东亚国家地区的群体性产业崛起，一定程度上正得益于以日本为首的雁阵型产业转移模式。另一方面，则来自发达国家提供的开放市场。而从源头上看，孟加拉国成衣行业的起步，同样得益于美西方国家的进口配额制度，以及随之而来承接自韩国的产业转移。
孟加拉国对欧盟的服装出口，一度位居第一
1974年，美国签署《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以遏制来自东亚的廉价纺织品，而韩国为绕开配额限制，选择与孟加拉国合作，点起了孟加拉成衣行业发展的星星之火。而推动成衣行业继续发展壮大的动力，则来自孟加拉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和扶持政策。
自1975年起，孟加拉国先后出台或改革《工业关系规则》（1977）、《孟加拉出口加工区管理局法》（1980）、《工人补偿法》（1980，1987）、《劳动雇佣条例》（1985）、《工业关系法》（1990）、《公司法》（1994）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涉及税收减免、放宽劳动法限制等一系列内容。
在孟加拉服装制造商与出口商协会（BGMEA）和孟加拉针织品制造商与出口商协会（BKMEA）等行业组织强力推动下，孟加拉国政府还出台了《进口政策令》（2006）、《保税仓库许可证规则》（2008），允许成衣的进口原材料和配件可以免税进入保税仓库。正是在这一系列政策扶持之下，孟加拉国的成衣一举成为该国的支柱性产业。
然而，仅凭成衣行业的“独美”，就将孟加拉国定义为类东亚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并不准确。事实上，如果说成衣是孟加拉国践行“东亚模式”的最大亮点，那该行业也是其“东亚模式”实践的唯一亮点。
从宏观数据上看，2023年孟加拉国出口额与其GDP比值约为13.2%，该数据不仅落后于印度的21.9%，也落后于19.9%的南亚平均水平。从关税角度看，2021年世界银行计算的孟加拉国平均关税为10.9%，远高于印度的5.9%，也高于巴基斯坦的9%。孟加拉国的名义关税几乎高于绝大多数的竞争对手，并且大部分消费品都被置于关税保护之下。高关税保护只会引导企业自限于本土市场，而这与鼓励企业积极出口参与海外竞争的出口导向背道而驰。
从出口结构上看，印度作为孟加拉国的邻国及“同生态位”竞争对手，其出口结构远比孟加拉国多样和平衡的多。即使抛开能源资源类出口，印度仍有医药、电子制造、成衣、汽车等多个制造业出口点。但与成衣出口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孟加拉国在电子制造（2022年出口额占比为0.30%）、药物（0.47%）等其它制造业领域的出口成绩乏善可陈。
造成如此悬殊差距的原因，除了行业之间本身存在的差距外，更多仍在于孟加拉国“东亚模式”推进的不彻底。事实上，孟加拉国的诸多出口导向型产业扶植政策，更多时候仅为成衣行业独有。
正如前文所言，孟加拉国的关税水平高于同态竞争对手，尽管设有保税仓库可以免除原材料配件的进口关税，但该设施基本上只有成衣产品可以享受，甚至成衣工厂厂主可以享受某些特别的福利政策。
比如，有报道称，成衣工厂厂主可以从政府住房建设基金中获得高达工人住房建设成本40%的低息贷款。正如加州大学河畔分校经济学教授阿奇兹·可汗所言，孟加拉国一门心思扑在成衣制造的模样，不像是东亚模式，倒更像是患了“荷兰病”。
孟加拉成衣制造工厂
孟加拉国的经济未来在哪？
孟加拉国是幸运的。五十多年前，美国外交官担心孟加拉国成为只能依靠援助存活的“无可救药”（basket case）国家，五十多年后的现在，孟加拉国不仅没有陷入国家失败的悲惨境地，还实现了经济的“奇迹般”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孟加拉国至少在成衣这一个领域走上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
然而，孟加拉国也是不幸的，它未能将在成衣领域的实践复制到其它领域，甚至高昂的进口关税和严密的保护举措反而与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背道而驰。
当前孟加拉国的经济困境，也同样与应用“东亚模式”的不彻底密切相关：一方面，过去几年成衣制造的成功，促使孟加拉国政府在经济情况良好时上马众多大规模基建项目，意图进一步突破限制产业发展的软硬障碍，但又因为孟加拉国出口仅靠成衣制造独自支撑而缺乏多样性，因此一旦黑天鹅事件发生，外部环境出现显著变化，其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将立刻体现。
不过，孟加拉国终与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不同。在已经积累下一定成功经验的前提下，孟加拉国下一步不仅不是对过去发展模式的全盘清算，反而是对过往经验的重新认识和进一步实践。
其中最为关键的，无疑是推动产业多元化。为此，孟加拉国需要放弃当前高于同态国家平均水平的关税保护政策，切实出台非歧视、不单单针对特定行业的全面出口激励措施，培育更多的“成衣行业”。同时，更加务实而非武断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投入、治理效能提升等软硬件设施。如此一来，才能真正让孟加拉国成为南亚的模范生和新的增长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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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国指的是孟加拉。想必大家都知道，前些日子孟加拉国内发生了骚乱，哈西娜政府被推翻。而这个“84岁的经济学家”就是目前担任孟加拉国临时政府首席顾问的尤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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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不喜欢政治的诺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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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对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小额贷款”，助力孟加拉那些拥有手艺却缺少启动资金购买原材料的贫穷妇女，并最终建立起了“为穷人服务的银行”。
但孟加拉经济真正的启动，并不是靠尤努斯的小额贷款，而是文章中提到的“学习中国”。确切来说，是学习东亚模式（所以文章标题里偷换概念这一手玩的溜儿啊）。
事实上，早在2020年以前，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速就已经连续十余年超过5%，并有望于2026年摆脱“最不发达国家”之名，跻身“发展中国家行列”。以至于当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孟加拉国人均GDP即将超越印度”时，印度很多人还不敢相信，原本的穷邻居，不仅追了上来，居然还实现了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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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连串的意外还是接连重击了孟加拉国。先是2024年7月步入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经济失败国家”的后尘，居然向IMF申请45亿美元贷款纾困。更出人意料的是，领导孟加拉国取得显著经济成就的哈西娜政府，在2024年8月因学生抗议惨淡下台，其本人则宣布辞职逃往印度。
表面上看，哈西娜政府倒台是因为学生不满公务员配额制，加之哈西娜自身处理失当，导致一场原本针对特定议题的抗议，裂变为改朝换代的全国性政治动荡。但是，从根本的角度看，孟加拉国本轮政治骚动的根源在于其经济困境，包括经济增长失衡、贫富差距加大、政治腐败和治理失能、不理性投资导致的债务问题等。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样顺理成章的推测或者说预设：孟加拉国的政治骚乱正是因为其走上了“东亚道路”，认为孟加拉国的失败正是模仿“东亚模式”的失败。
那么，孟加拉国发展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近似东亚经济体？孟加拉国经济未来路在何方呢？本文将试图解答以上这些问题。而在开始之前，有必要先说说前文反复提及的“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与经济转型
所谓东亚模式，即东亚国家和地区为加快发展而采取的系列政策。尽管“东亚”的概念定义并不确定，但一般来说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尽管不同研究者对于东亚模式的具体理解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东亚国家发展模式相较于传统发达国家，有自身突出特色。
从政策选择上看，东亚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政府作用。与传统发达国家强调自由市场，将政府职能保持在“最小”限度不同，东亚国家普遍强调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规划，体现为日本通产省、韩国经济企划院等经济规划机构制定的各项产业规划。
学界另有“发展型国家”概念，专门用于描述东亚国家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现象。具体而言，“发展型国家”要求政府具有坚定的发展意愿和决心，在保证自主的前提下保持与市场的积极接触，并在优秀官僚体系支持下，制定并执行合适的产业政策。
除强调政府作用之外，东亚模式另一个有别于传统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其出口导向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伴随而来的产业转移和升级。
日本经济腾飞，始于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中美国的大量军需需求。得益于大量出口收益以及战后恢复重建，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期，其产业重心也开始从农业和轻工业转向重工业。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自身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又迫使日本将纺织、服装、鞋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帮助其成功实现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转型。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相反，东亚国家地区同样通过关税等举措保护幼稚工业。只不过，为避免企业自限于国内市场而缺乏竞争，关税保护通常短期且适度。
除了以上两个最突出的特征外，东亚模式还包括扫除增长障碍。这些障碍包括硬性和软性两部分，克服硬性障碍的关键，在于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而突破软性障碍则需要投入教育卫生等人力资本，并致力于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治理能力。
而从经济转型成效上看，正是由于东亚模式下的政策选择，东亚国家地区得以以相较于传统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实现增长和经济转型，即在极短时间内实现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和工业及服务业在高就业密度下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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