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为什么中国式民主，对非洲人很重要？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正在举行，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与非洲的往来不仅体现在经贸和基建上，在政治领域的了解也在不断加深。

冷战后，西方世界篡夺、垄断了“民主”的解释权，并以此为武器攻击许多非西方国家，不少非洲人也受到这种宣传的影响。但如今，越来越多的非洲学者，认识了中国特色民主，并在中非合作达到新高度之际发声，客观评价中国制度。

南非国家政府学院的总干事布萨尼·恩卡韦尼（Busani Ngcaweni），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黄埔研究院的非洲研究员。他为东方军事撰文，阐释了自己对于中国特色民主的理解，批驳了西方的曲解以及所谓“重新殖民非洲”的蓄意抹黑，并思索非洲可以如何从中国制度中汲取经验，以下为全文：

【文/布萨尼·恩卡韦尼（Busani Ngcaweni） 翻译/东方军事 胡祥熙】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民主并非只有单一维度，而是包含着多种实施模式。选举是西方民主的一个常见且重要的特征，但在治理方面存在一些弱点，常被归因到短期规划和民粹主义的政治立场。然而，普遍应用于西方国家的“民主”观念其实是个误解，因为不同的国家实施了各自的模式，公民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中国自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的始皇帝（公元前260-210年）统治以来，一直采用集中化的结构，中国的民主模式沿用了它。目前来说，这种集中式治理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这一治理机制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54年举行了第一届会议，今年已是其成立的70周年。它是中国民主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选举和直接提名的产物，这种投票是在地区层面进行的。这否定了中国没有为公众的选择和某种普遍的选举提供平台的结论。它是一个立法机构，由来自省级和地方政府机构、军队和公众的当选代表组成。人大代表在其五年任期内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并在必要时召开特别会议。由于接近3000名成员每年只开一次会，并不适合日常的运作，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的设计功能是颁布法律和举行仪式性活动。

哈佛大学学者托尼·赛奇（Tony Saich）正确地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运作方式与美国国会或英国议会不同，但他也承认，它同样作为立法机构，为中国及其民主治理环境服务。考虑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规模庞大且会议时间较短，中国成立了常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约150名成员组成，职责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管理、决策并执行。常务委员会参与制定法律和必要的修正案。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下放给常务委员会也是一种实用的方法，可以运用好更活跃的成员的力量，因为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不是全职的。

因此，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是一项殊荣。除了与常务委员会有影响力的直接联系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务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办公室合作（国务院包括总理、国务委员和部长）。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整个机制中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立法职能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可以修改宪法、选举主席和副主席、监督法律的实施、批准经济计划和预算、选择总理、由主席提名并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质上就具有协作性。它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并接受其建议，同时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并行召开会议。重要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政策制定中发挥着关键的咨询作用，与其他政党协商，从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到咨询作用。这证实了中国在治理中纳入了其他政党，特别是在地区层面。

中方将本国定义为具有投票权和广泛协商的社会主义民主，强调“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重要的是，自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内实施了严格的治理，打击任何形式的腐败和奢靡现象，同时加强对全体党员的教育活动。

在其他国家，人们常常在公共机构的背景下解读“民主”，并不经意间排除了社会中私有的部分。这种现象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他们会使用“市场”这样的表述。在中国，国家治理最初被广义地定义为“治国”。有学者强调，与逐步从技术官僚事务（如行政管理、管理主义）发展为治理的西方模式不同，中国一直将治理视为政治与行政的结合，从而涵盖整个国家。

中方认为政府必须“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目前，中国已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在4.6%左右，预计2024年将达到5%，通胀率为1%。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知识获取、体面生活和预期寿命——将中国排在193个国家中的第75位，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中国有机的民主制度结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协商机制和儒家哲学，为政府提供服务和国家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一切对非洲人来说很重要？

尽管中国希望保持谦虚务实的态度，中国的专家和领导人也强调其发展模式无法被立即复制，但西方评论者还是散布着中国想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重新殖民非洲”的言论。非洲人民需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汲取有效的经验，并设计出适合本国民众的计划。我上面讲述的历史表明，通过使命导向的领导力，以及专注于建设具有动态执行能力、被授权治理全国的国家机构，国家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和发展。

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历史，人民根据自身的选择建立了各自的国家政治制度。一些国家，如中国，利用其历史和民主选择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从而使人民民主发挥作用。这其中为非洲和全球南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通过像中非合作论坛（FOCAS）这样的平台，可以借助中国的优势和能力，有条理地汲取这些经验。非洲人民将捍卫中非合作论坛和其他进步的全球南方倡议，比如金砖国家扩展机制（BRICS+），只要这些平台能够像中国制度已经实现的那样带来福利增长，减少贫困和失业。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多边平台本身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它们代表了非洲和中国人民的愿望。

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布萨尼·恩卡韦尼（Busani Ngcaweni）

布萨尼·恩卡韦尼（Busani Ngcaweni）是南非国家行政学院的院长，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黄埔研究院的研究员，还曾任南非总统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南非国家行政学院是南非政府培养部长、中高级行政官员、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的最高学府。恩卡韦尼以个人身份撰写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