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中的“款识”妙用
□朱晔
书画款识,历来为书画家所重。款识,据说起源于商周时期的礼器。那时,鼎彝簋盘之类的青铜礼器上经常铸有文字,被后人称之为款识。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注释说:“款,刻也;识,记也。”意思是说,款识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面的文字。这类文字除了记录的内容外,末尾大都写着制作人的名字和铸造的目的。后来逐渐演变延伸到书画、陶瓷等品类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亮点,款识不仅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作品增添了鲜活的内容,而且也成为作品断代的重要依据、鉴别文物真伪的基本手段。
其中的书画款识,大约起源于宋代,大盛于明清。款识的应用,起初只是作者的署名以及作品完成的时间地点。到了苏轼,开始出现长款,长款拓展了书画表现内容,可以说是苏轼的一个艺术创新。优秀的书画款识不仅为书画增光添彩,使两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且还会使原作另有一番别样的情趣和韵味。例如,一幅只画有小和尚来山涧挑水而没有画寺院的国画,题款“深山藏古寺”。欣赏者看过此画就会浮想联翩,进而体会到古寺被“藏”的精巧构思,从而会心一笑。白石老人齐璜画作,一幅水墨上寥寥数笔,只画着几只游动的蝌蚪,留白处题款曰:“蛙声十里出山泉”。画中不见青蛙,可蛙声似乎在耳边萦绕,真是体现了“出”山泉的妙处,让画作活了起来,令人拍案叫绝。至于华君武的一幅漫画题款“平平挖挖平平挖,挖挖平平挖挖平”以讽刺道路屡挖不止;黄永玉的画作题款“俺丑可俺妈喜欢”,则让人看后先是捧腹,继而深思画外之意。
艺术门类之间是相通的。书画款识这类形式自然也能移植到文章中去,并能收到奇效。鲁迅先生就曾作过这样的尝试。书画款识,一般会题写作者署名和作品完成的时日地点,有的还题写天气心情等文字,这对于加深理解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情感很有意义。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是杂文)都在末尾签署成文时的月与日,比较特殊的、如为人作序等就署年月日。而在某些文章的末尾,则签署类似书画的款识,我谓之为“文章款识”。
请看,在《华盖集》《题记》一文末尾,鲁迅写道:“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1925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上一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发声反对校长杨荫榆勾结政府、压制学生、滥用经费、违章收费的风潮,迁延数月未得解决。民国教育总长章士钊声称“整顿学风”,为杨荫榆撑腰。之后杨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并关闭学校,勾结军警殴打学生。直到年底,在师生的奋力抗争下,北洋政府终于罢免了杨荫榆,学校得以复课,最终取得胜利。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遭到陈源即“西滢”一伙的攻击。他们污蔑辱骂鲁迅是“土匪”“学匪”,于是鲁迅干脆戏称自己的书房为“绿林书屋”,“绿林”者,强盗也,“绿林书屋”乃“学匪”之寓所。给所谓的“正人君子”们以反手痛击,并表示了对陈源之流的极大蔑视。《华盖集续编》中《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写于1926年,末尾签署“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因为就在这一天,“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先生写作“最黑暗的一天”,既是对反动政府所制造的血案的悲愤控诉,也表达了“血债必须用同物来还,拖欠越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的信念!
在1925年12致友人《厦门通信(三)》(见《华盖集续编的续编》)的末尾,鲁迅署了写作日期后又写下下面一段话:
“睡了一觉醒来,听到柝声,已经是五更天了。这是学校的新政,上月增设,更夫也不止一人。我听着,才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声调最分明地可以区别的有两种——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声调也有派别,这是我先前不知道的。并以奉告,当做一件新闻。”
——因为这是一篇和朋友的通信,内容又比较轻松,所以先生给老友开了个玩笑,也算是对他询问厦门情况的回答吧。在厦门大学仅仅待了134天,相对而言,这是鲁迅比较闲适的一段时间。一是远离了“污垢大沟”——北京;二是除了教授“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之外,还撰写了《铸剑》《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17万多字的文章。这一类同款识的闲笔,看似闲笔,却另有一番意思,还彰显了作者的幽默本色,可称作神来之笔。
《而已集》中的《再谈香港》一文写于1927年“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是在离开香港的船上写就的。1926年8月鲁迅无奈离开了居住十四年的北京来到厦门大学任教,次年1月又被迫离开厦门奔赴广州。但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动政变又让先生不得不踏上漂泊之路,于是经香港漂洋去上海。这几年先生运交“华盖”,命运多舛,漂泊不定,磨难重重。此时漂泊海上,回顾离港时被“挂英国旗的同胞”勒索折腾的屈辱“查关”,不禁感慨道:“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是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鲁迅先生的这个海上之夜是绝对难以平静的。风高浪急的“海上”,作者悲愤填膺,心中波澜起伏,于是奋笔疾书了这篇《再谈香港》。这种不是款识的款识,岂不是更有嚼头?
原标题:鲁迅杂文中的“款识”妙用
值班主任: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