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伐木工在山中捡到一枚印章,公安调查后调3卡车兵力搜山
1963年10月,郭桃仁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只是去县城里开个会,却被随行的同事举报了,还被警方带到了公安局,手足无措的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
“同志,你笔记本上的印章是怎么回事?”警方指了指他笔记本上的图案问道。郭桃仁听完心头一震:“印章?”这不是弟弟伐木时在山林捡的么,难道它有什么特殊含义?
为了能老实交代,郭桃仁把来龙去脉全都说了个明白。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枚印章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秘密,为了这枚印章公安竟调动3卡车兵力进行搜山。

那么这枚印章到底是何来历?为何警方会为了它大动干戈?
捡到一枚印章
郭桃仁和弟弟郭兴仁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祖籍江西,小时候家里穷,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贴补家用,兄弟俩早早下地干活。
郭桃仁的性格老实巴交,对他人也很友善。身为大哥对弟弟妹妹照顾得也周到,郭兴仁跟他正好相反,他打小就爱耍小聪明,人也机灵。

慢慢长大的兄弟俩开始一起奋斗,前几年家里的叔叔给找了份工作,在山林里伐木,苦是苦了点但挣得不少。
兄弟俩很珍惜这份工作,能有个稳定收入家里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本该这么平淡地生活下去,却因为弟弟去了个厕所,让他们发现了“秘密”。
那是1963年十月的一天,两兄弟像往常一样在山林伐木,郭兴仁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于是告诉哥哥帮自己向领导打声报告,说完就急切地跑向了远处的树林。

他找了个四下无人的地方,迅速地来了个“一泻千里”,顿时觉得舒服多了,正当要起身的时候,眼光一扫看到不远处的一棵古树下,有个埋在土里漏出半截的皮箱,这一下激起了郭兴仁的好奇。
心里猜测,这荒山野里有个小箱子,难不成里面有什么?是宝藏?是现金?越想越心痒,提上裤子后直奔箱子跑去,走上前一看,箱子嵌在泥土里,漏出的部分已经风化破烂。
环顾四周没人后,郭兴仁把箱子扒了出来,箱子是皮质的但已经腐烂,上面覆盖着多数泥土和枯叶,而皮箱的把手也已经摇摇欲坠。好奇的郭兴仁打开箱子,里面只有一堆写满字的文件和一枚看上去像元宝的东西。

自己没念过几天学,除了名字就只认识1.2.3,“元宝”上面的刻字认出了个“中”其他的无能为力了。
“原来是些没用的东西,真扫兴!”郭兴仁撇了撇嘴,他把箱子重新弄好盖了起来,拿着像元宝的东西回到了工地。“你咋去了这么久?”哥哥有些抱怨。
郭兴仁走了过去,伸出手来说了句:“哥,你看这是啥?”还没等郭桃仁反应过来,就听见领队让他们老实干活,郭兴仁也就没说什么了。
晚上回到了家,郭兴仁并没有跟谁提起过这件事。拿出捡到的东西,用清水冲洗干净,再用布擦了擦,发现这是银子制成的,直径大概10厘米,上面刻满了繁体汉字,一头雾水的郭兴仁只能找哥哥商量,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但郭桃仁也不认识这些刻字,心里犯嘀咕:“圆形的,还刻了字,是印章?应该是印章”郭桃仁几乎叫起来,郭兴仁赶忙让他小声点,两人看着这枚印章陷入沉思。
既然不认识,那就不研究了带在身边当个“玩意”也好。郭兴仁回去后躺在床上反复观摩,虽然自己并不识字,但觉得这枚章子很是喜欢,既然捡到了就当是个缘分。
自此以后这么多枚印章就伴随着兄弟两人,他们虽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每次都会临摹印章上的符号,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他们的乐趣,也成了揭开尘封已久秘密的钥匙。

1963年的一天,郭桃仁听从厂里的指派到县政府去开座谈会,领导在上面讲,他在下面认真记录,因为认识的汉字不多,便想到用符号代替,笔记本被画得乱七八糟。
一旁的同事看到本子上的符号很是奇怪,就询问其中的缘由,郭桃仁解释道:“这是自己特殊的记忆方法,用符号代替文字。”同事借过来随手翻阅了几页,看到笔记本上画有一枚红色印章,仔细瞧了瞧,就还给了他。
郭桃仁看了看同事问了句:“怎么了?”同事回了句没事就走开了。
愣在原地的郭桃仁拿起笔记本就离开了会场,中午时分,林场那边准备工人返乡,郭桃仁正要上车,就听到播报员告诉他,大门口外有人找。

略带疑惑的他出了门口,只见几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站在那,问他是不是郭桃仁,得到确认后,公安干警告诉他,他被人举报了,需要配合调查,请郭桃仁跟他们去一趟公安局。
郭桃仁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不过既然需要自己配合,那只能悻悻跟着去。到了警局,警方让他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随后指着本子上的印章问:“同志,你的笔记本上怎么会有这枚印章?”
听到这郭桃仁长舒了一口气,原来是因为这,他回答道:“这是我之前的一个印章,我不识字,就拿它来代替符号。”
“你的印章?哪里来的?”警方疑惑地问道。

“是我弟弟在树林里捡到的,我们觉得挺好看的就带回来了,有什么问题吗?”郭桃仁开始觉得这枚印章不是那么简单,连回答的语气都变得小心翼翼。
公安人员看了看郭桃仁,又看了看笔记本,确定他没有撒谎,于是希望他能把印章交给警方,郭桃仁赶忙说:“印章在我弟弟那,你们要是需要,我可以带你们去找。”
这急切的样子像极了老实交代的“犯人”公安干事带着郭桃仁回了林场,下了车他就赶忙去了弟弟的宿舍。弟弟一开门看到除了哥哥还有几个公安人员,心里一震,郭桃仁问弟弟:“那枚银质印章在哪里?警方需要看一下。”郭兴仁一听赶忙找到拿给了他们。

公安看到后,确定是“它”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个,两兄弟不明所以,为了解开他们的疑惑,警察才道出了这枚印章的来源。
湘鄂赣省政府公章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随后以星星燎原之势迅速扩充队伍,全国各地响应党的号召建立了许多共产小分队。由于前期对于革命形势分析得不准确,造成了革命力量多数受损,对于城市力量的预估高出了期望值。
为此,1927年的八七会议党的领导小组对此作出了大量调整,认为革命军的道路必须扎根群众,农村包围城市是必然之所,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深入敌人后方才能取得胜利。为此,秋收起义就成了敌后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开端。

成立井冈山根据地后,以农民的力量作为武装,我党在与敌人作战时赢得无数胜利。同年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根据地进行管辖,这样的革命方式开始普及全国,湘鄂赣三省也接到了上级指示在1931年确立了工农代表大会,随后成立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大革命的进步,为了能对全国指导性工作作出指示,当道小组当即决定打造一枚独一无二的印章。正常印章不是树脂材料就是玉石,对于共产革命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摒弃封建思想,开拓新民主革命的先河。
为了区别对待,印章选用银质材料,哪怕以后氧化、变黑这枚印章都不会被伪造,上面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面刻着“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有了印章就有了主心骨,文件下发,盖章是信仰也是指导,启用印章后党政文件全部盖印,对内的政治管理,对外的经济、生产、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因为红色革命军的迅猛发展,不仅外部敌人不断对我党绞杀,连国民政府都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同胞。在中国的土地上,列强肆意蹂躏,两党本该同仇敌忾,如今却互相仇杀,实在令人痛心。
为了击杀红军,国民政府不惜五次围剿革命基地,带着上百万的大军,动用装备精良的飞机大炮,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是他们首要灭掉的目标。

1932年10月,蒋介石下令对共军进行扑杀,为了能一举消灭红色根据地,国民政府出动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进发“湘鄂赣省”,如此大规模的“用兵”让我党措手不及。
虽说自从“秋收起义”后,短短几年红军的力量已经壮大,但装备、武器,这些硬件设施并未同步,小米加步枪还是我军作战的主流,这次的“国民动作”让我们能做的就是保住革命力量。
为了保存实力,党中央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可根据地已经成立了几年,内部的文件和重要物资运输都需要时间。

在大部分人员转移后,留下来了五名战士负责善后,有保卫处的同志张春吉、省工会的易荣、邱思妍,还有苏维埃政府秘书王群、刘伯芳,他们被赋予特殊指令,务必保护好相关资料和印章,那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心血。
出发的前一晚,五个人把文件分门别类整理好,找来了平常用的黑色皮箱,把它们全部装了进去,那枚代表我党的红色印章,也被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子里。
五个人发誓,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些重要资料,哪怕牺牲掉自己的性命。第二天清晨,他们踏上了转移的路线,身后已经发现有敌人靠近,可谁都没有回头。

到达树林后,他们明白已经无路可退,为了能保住这些材料,只能在一棵大树下挖坑埋了进去,用干枯的叶子作为遮掩,希望以后能有我党人士发现。
敌人的脚步越走越近,五个人跳进了粪坑里,靠在一起,这时候十几把枪顶在他们脑袋上,可谁都没有怕过。
五壮士牺牲后,再也无人知晓这枚印章和资料的所在之处,如今竟被郭兴仁捡到了,也算是万幸。听完公安干事的话,两兄弟愣在当场,他们敬佩革命军的英勇,致敬那个年代牺牲的无数先烈。

第二天警方出动了3辆卡车兵力由郭桃仁和郭兴仁带队,找到了检坑进行仔细搜查,除了破败的黑色皮箱和一些碎纸片,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知道了印章的来源,两兄弟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国家。警方最终带着印章找到了博物院鉴定专家,确认了它的身份就是丢失已久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的公章。
因为郭桃仁和郭兴仁的大义,林山工厂决定对此做出嘉奖,郭桃仁本就是队长的候选人,经此一事直接被任免,而郭兴仁也被提拔成了干事。家里的父老乡亲听到了这件事后,纷纷称赞两人,一时间兄弟俩成了村子里的名人。

如今这枚印章被国家安放在湘鄂赣革命纪念馆里,丢失了三十多年,终于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对此,记者在2014年还专门采访了退休已久的两个人。郭桃仁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能为国家做贡献内心是自豪的。
是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一直走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这枚印章见证了我党的百年发展史,更见证了无数先烈为了新中国发展勇于牺牲的精神。它是最伟大的红色记忆,有了它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看着不断富强的新中国,我们想要告诉那些为国牺牲的战士们,这盛世如你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