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婷：对加沙，特朗普真正想的是什么
编者按：继1月25日发表“清空加沙”的惊人之语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解决巴以问题的计划又“加码”升级，给出了更清晰的“路线图”。
当地时间2月4日，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随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在答记者问时，特朗普重申将“清空”加沙，埃及和约旦必须接收巴勒斯坦人；更声称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并重新开发该地区；他认为，美国可以长期拥有加沙。
特朗普还表示，为填补加沙地带的“安全真空”，不排除向该地派遣美军。至于未来谁会居住在加沙，他认为，加沙可以成为“世界人民”的家园。
此外，就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主权问题，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四周内公布立场。
这个大胆且狂妄的计划，会在阿拉伯地区掀起多大风浪，巴以问题会迎来怎样的变局？而特朗普的“司马昭之心”，是否人人皆知？
当地时间2月4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 X
【文/刘燕婷】
继宣传以哈停火是“自己的功劳”后，特朗普又在1月25日语出惊人，称自己正准备“清空”加沙，原因也非常直接：加沙已经成为拆卸现场、几乎所有东西都被摧毁，“所以我想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合作，在不同地方建造住屋，这样他们也许可以暂时过上和平生活。”
而被点名对象，首先就是邻近加沙的约旦与埃及。特朗普表示已经要求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接收更多巴勒斯坦人，“我说希望你能承担更多，因为我现在看到整个加沙地带一片混乱”，接着又称会与埃及总统塞西持续沟通，“我希望埃及能带走一些人”。
而关于“清空”本身，特朗普表示可以是临时性质、也可以是长期，总之在这位美国总统看来，这种作法有助解决反复发生的以色列-加沙冲突，“我们把这一切清理干净，你知道，都结束了。”
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计划 央视新闻
相关说法也在以色列引发回响，例如财政部长史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就对计划表示欢迎，毕竟这位极右政客早在2023年11月就公开要求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自愿移民”到其他国家，因为以色列将“不接受加沙作为独立实体存在”。
但阿拉伯相关方就不怎么买单。例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人阿巴斯办公室表示，“巴勒斯坦人民不会放弃他们的土地和圣地”；哈马斯政治局官员也称，“巴勒斯坦人不会接受任何提议或解决方案，即使这些提议看起来像是打着重建的幌子，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建议”；阿拉伯联盟也表示拒绝，“强迫性的流离失所和驱逐人民离开他们的土地只能被称为种族清洗”。
被点名的约旦、埃及当然更加反对。约旦外交部长萨法迪（Ayman Safadi）便称，“我们坚决反对会造成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情况。约旦是约旦人的，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的”；埃及外交部也表示，反对任何侵犯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权利的行为，“不论是通过定居或吞并土地，或是通过强制流离失所、鼓励迁移或将巴勒斯坦人从其土地上赶出，无论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
显然，特朗普的计划不那么容易执行，但从他前一任期的作风来看，这种提议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以色列的“重返”呼声
回顾过去，特朗普当然不是第一个提议“清空加沙”的政治人物，甚至历史上也早有类似先例，例如1948年开始的“纳克巴”（Nakba）、1967年开始的“纳克萨”（Naksa），前者导致超过75万名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后者迫使超过28万名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西岸逃往埃及与约旦。
这些事件无疑是当今以色列的立国基础，也是巴勒斯坦民族叙事的伤痕所在，“钥匙”则因此成为阿拉伯文艺创作的重要符号，隐喻民族虽然流离失所却仍心系故居，即便许多地方已被以色列定居点吞噬。
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引爆战争后，巴以再度出现“镜像”的叙事反应：由于以军铁蹄首先攻入北加沙，大量巴勒斯坦人只能仓皇南逃，“纳克巴2.0”于是成为同情巴勒斯坦方的舆论话题；但在复仇心切的以色列右翼社群内，“重返”加沙的呼声也是日益高涨，所以才有今日特朗普的“清空”加沙主张。
当然，重返加沙一说也不是毫无历史基础。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成功占领加沙地带，并在1970年开始设立第一个定居点，接着持续扩张规模与人口，到了2001年已有近7000人。不过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以色列总理沙龙为缓解国际压力、安抚巴勒斯坦，在2003年提议撤出加沙。可想而知，这个提议受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左翼的热烈欢迎，却被沙龙所属的利库德集团严重反对，时任财政部长内塔尼亚胡就是其中一员。
但即便反对声浪高涨，沙龙还是在2005年闯关成功：以色列国会在该年2月批准《脱离接触计划实施法》，撤离工作于是在8月陆续开展，并在9月正式完成。
从结果来看，以色列一共拆除21个加沙定居点、重新安置8000多名犹太定居者，以色列军队也为此撤出加沙，开始沿着边境重新部署。但回顾整个过程，撤出加沙始终没能成为以方内部的压倒性共识，除了部分定居者反复抵制、2名以极右人士愤而自焚外，内塔尼亚胡也因此辞去沙龙政府职务，表达强烈抗议。
多年来，随着以色列定居点持续渗透约旦河西岸，“重返加沙”的呼声也不断获得能量。当然，在整个以色列政治光谱中，“重返加沙”还是相对边缘的主张，但2023年10月“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爆发，无疑是为“重返加沙”创造政治情境，让这个选项成了右翼眼中的“一劳永逸”。
2023年11月，以色列右翼社群开始发起各种“重返家园”活动，呼吁驱逐巴勒斯坦人、在加沙重建定居点，部分活动甚至有利库德集团人物参与，例如议员塔莉·戈特利夫（Tally Gotliv）就在一次活动上高喊，“立刻在加沙北部建造隔离墙和塔楼”。
2024年1月28日，以色列右翼召开“定居带来安全”（התיישבות מביאה ביטחון）会议，这次包括极右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内，共有11名政府部长和15名执政联盟的议员到场，讨论在加沙建立新定居点、驱逐巴勒斯坦人，与会人数超过5000人，其中有不少是十几岁的青少年。
2024年2月下旬，以色列定居者组织纳查拉（Nachala）发起行动，支持民众非法突破加沙北部与以色列之间的埃雷兹边境口岸、就地搭建新定居点，不过活动因为以色列军警取缔而告终。10月20日至21日，纳查拉和其他右翼团体在加沙边境举办“准备解决加沙问题”活动，参与者可以搭建棚屋观赏以军轰炸加沙的场景，纳查拉创始人丹妮拉·韦斯 （Daniella Weiss）开心地表示“加沙阿拉伯人失去了居住的权利”，一位与会者则在回答媒体询问“那加沙巴勒斯坦人怎么办”时，直接表示“我们应该杀死他们，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杀掉。”
资料图：纳查拉创始人丹妮拉·韦斯 （Daniella Weiss）
当然，以色列内部对这些声音也不是毫无批评。
例如以色列左翼媒体《国土报》（Haaretz）就撰文指出，重新安置加沙巴勒斯坦人等同强制迁移，是以上帝之名进行种族清洗。许多人质家属更是强烈抨击“定居带来安全”等活动，认为这不只会阻碍人质获释，更是在重复欧洲过去对犹太人的集体驱逐，例如人质罗米·戈南的母亲梅拉夫·莱舍姆-戈南就批评，“这不就是欧洲对我们做的吗？我们说我们要做更好的人，但我们正准备对其他民族做同样的事情”。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西蒙·佩雷斯的顾问阿隆·平卡斯（Alon Pinkas）也撰文感叹，“这不是作为‘创业之国’的以色列、这不是获得13项诺贝尔奖的以色列、这不是自由民主的以色列。”
甚至就连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多次强调以色列不准备统治战后加沙、不打算重建加沙定居点。当然，内塔尼亚胡考量的不是巴勒斯坦人的艰难处境，而是达成这一目标需要的极高成本，不过有鉴于定居者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重要支持者，如果“重返”呼声持续喧嚣，这位政坛九命怪猫未必不会考虑软化立场。
埃及与约旦为什么反对
不过内塔尼亚胡之所以迟疑，如前所述，是因为“清空”加沙相当不易，除了以色列内部的舆论批评外，更关键的是周遭阿拉伯国家拒绝配合，尤其是约旦与埃及。
2023年10月13日，也就是“阿克萨洪水行动”后6天，以色列情报部起草了长达10页的“关于加沙平民人口的政策选择”（Options for a policy regarding Gaza's civilian population）文件，提出A、B、C三种战后方案：
“方案A”是恢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的统治权，但文件认为这种作法无法有效阻止袭击，也无法保障以色列安全，是风险最大的选择；
“方案B”则是在加沙建立取代哈马斯的新地方政权，但也被以“成效不彰”否决。
接着就是“方案C”：将加沙地带的230万居民迁移至埃及西奈半岛，并以安全区阻止巴勒斯坦人重返加沙。
文件指出，埃及有义务允许人口转移，美国也应该向埃及施压，迫使该国接收难民，但埃及也可再将难民转移至土耳其、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等国，移民政策宽松的加拿大也是潜在考虑对象。文件最后评估，方案C是首选，因为人口迁移最符合以色列安全，并且能产生积极且长期的战略成果。
当然文件也提到，方案C在国际合法性方面可能相当复杂。各方的后续反应也可想而知，这份文件在10月下旬被泄露给媒体后，引发埃及的强烈反弹，不少声音都批评这种作法等同于种族清洗。为此，内塔尼亚胡只能不断淡化该文件的重要性，称其只是作为假设的“概念性文件”，政府内部并没有针对文件进行实质讨论。
2025年1月19日，埃及拉法，在以哈停火期间，载有救援物资的卡车在埃及和加沙之间的拉法过境点附近等待。 路透
但即便如此，埃及还是把大规模接收巴勒斯坦难民划为“红线”，甚至不惜通过官员对外放话，表示如果以色列坚持越线，埃及有可能暂停1979年的和平条约，恢复两国的敌对状态。而开罗之所以拒不让步，背后考量除了政治原因，还有现实的安全问题。
首先是政治原因：如果埃及真的大规模接收难民，就等于变相协助以色列清空加沙、促成“纳克巴2.0”。虽说近年来阿拉伯国家普遍抛弃巴勒斯坦抵抗事业，并用各种空泛陈词掩护与以色列的私下互动，但在现实政治上，巴勒斯坦议题还是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力，最直接证据就是“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后，沙特立即停止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谈判。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埃及当然也不会接以色列抛来的烫手山芋。
再来就是现实的安全问题：西奈始终是埃及直面威胁的第一前线。1967年六日战争后，西奈半岛遭到以色列占领，一直要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1979年以埃签署和平条约后，埃及才终于在1982年完全收复西奈。但即便失地回归，“威胁来自西奈”的恐惧还是存在。在内部政治上，埃及军政府长期压制穆兄会，但后者正好与哈马斯存在联系，埃及始终担忧哈马斯会与穆兄会暗中勾结，在西奈建立新据点与武装基地；在反恐作战上，“伊斯兰国”（ISIS）曾在西奈半岛北部肆虐，背后不乏加沙武装分子的暗中协助，埃及政府也一度为此头痛。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比起引爆国内舆论不满，埃及政府恐怕更担心大量巴勒斯坦人涌入西奈，会令穆兄会与“ISIS”渔翁得利，并让西奈成为某种袭击以色列的新基地，导致开罗面临尴尬两难：如果不镇压武装分子，就要直面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不管选哪一个，西奈都会成为加沙的事实延伸，从观光胜地化为作战前线，届时不只影响民生，还可能干扰苏伊士运河营运，冲击埃及的经济动脉。
2025年1月26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努赛赖特难民营，大量流离失所者希望返回加沙北部。新华社发（里泽克·阿卜杜勒贾瓦德摄）
类似担忧，对已经收容200万巴勒斯坦难民的约旦来说，当然更加刻骨铭心。1967年六日战争后，大量巴勒斯坦武装随着难民进入约旦，并将约旦国土当成攻击以色列的据点，导致以色列的报复波及约旦城镇；到了1970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已经成为约旦的“国中之国”，左派巴勒斯坦武装甚至密谋推翻约旦的哈希姆王朝，忍无可忍的侯赛因国王在同年9月下令军队围剿。
但冲突走向不完全掌握在约旦手中。当时巴勒斯坦武装派系背后各有阿拉伯国家支持，约旦与巴解的战争最后引来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以及伊拉克、埃及的政治施压，侯赛因国王只能在10月被迫同意停战。一直要到1971年1月，约旦军队才再度发动攻势，最后巴勒斯坦武装不敌炮火纷纷撤离，约旦政府也开始针对官僚与军队进行清洗，大量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因此失去工作，支持巴勒斯坦武装的约旦媒体也被吊销许可证，军事冲突最后以政治肃清画下句点，但这场冲突的影响远在约旦之外。
1971年11月28日，在埃及参加阿拉伯联盟峰会的约旦总理瓦斯菲·塔尔惨遭暗杀，犯案者正是由法塔赫成员组成的“黑色九月”组织，目的就是报复约旦驱逐；而失去主要行动基地的巴解则转往黎巴嫩南部集结，再度把他国领土当成攻击以色列的基地，结果当然还是引发以色列报复，最后黎南混乱不断升级，成为引爆黎巴嫩15年内战的导火线，且这场冲突同样引来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介入，伊朗更是趁机渗入黎南扶持黎巴嫩真主党，成为来日“抵抗轴心”的重要支点。最后，黎巴嫩被内战摧残得千疮百孔，巴解则又被驱逐到突尼斯。
无论如何，经历与驱逐巴解的政治与军事动荡后，约旦不只对支持巴勒斯坦意兴阑珊，也连带提防巴勒斯坦难民。1994年约旦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时，约旦就坚持加入防范大规模人口转移的相关条款，例如条约第2.6条就规定，“在双方控制范围内，不应允许人员非自愿流动，以致对任何一方的安全造成不利损害”；之后以色列时任总理沙龙也曾多次提议，将巴勒斯坦人大规模转移到约旦，但后者的红线还是分毫未动，直到今日。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特朗普在想什么
显然，不论是埃及还是约旦，不论是已经经历还是未雨绸缪，两国都预见到收容大量难民后的附带风险。因此观察两国动作也能发现，从这一轮加沙战争开始，埃及与约旦就反复强调不会大规模接收难民，而这种“敬谢不敏”的姿态，也不是近年才有。
回归巴以冲突根源，在“两国方案”停滞的这些年，国际上也不乏所谓的“三国方案”提议，也就是直接推翻巴勒斯坦必须建国的前提，将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权交给约旦、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交给埃及，两国将各自授予地块内的巴勒斯坦人本国公民身份，最后这片区域只有以色列、约旦、埃及三国矗立，而没有所谓巴勒斯坦国。
2024年3月12日，美军与约旦合作向加沙空投物资。 路透
这种方案既是对1949年到1967年局势的再现，也是对巴勒斯坦分裂的再巩固。基本上2007年哈马斯将法塔赫逐出加沙后，所谓巴勒斯坦就已经分裂成两个政治实体，加沙由哈马斯控制，约旦河西岸则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治理，双方经历大国的多次调解，但直到今日都无法实现统一。这种分裂现状无疑是对“两国方案”的巨大嘲讽：巴勒斯坦尚未建国成功，内部就已经裂解出两国。
此外“三国方案”也是对问题责任的转嫁外包。埃及与约旦既是最早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也是以色列的事实邻国，而在这个基础上设计的“三国方案”，等于是让两国协助以色列压制武装冲突，将巴勒斯坦问题转移到自己身上，留下以色列独自美丽、享受安宁。
当然，这种明显利好以色列的方案，无法被埃及与约旦顺利接受。多年来，两国内部虽有渴望获得领土的声音，却都敌不过对“授予所有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的质疑，约旦政府的反弹尤其强烈，再加上近年以色列定居点已经大量渗透约旦河西岸，“三国方案”的现实基础早已不复从前。
不过特朗普上台后，这种利好以色列的惯性明显在其政策中毫不遮掩地发扬光大，不论是前次执政的“和平计划”（Trump Peace Plan，又称“世纪协议”），还是这次一上任就提出的“清空”加沙，特朗普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以色列量身打造“解决方案”，最终目的就是确保以色列安全、终结来自巴勒斯坦的威胁。
2019年6月16日，内塔尼亚胡在戈兰高地北部克拉阿隆（Kela Alon）地区附近出席“特朗普高地”（Trump Heights）定居点的命名仪式，以此感谢特朗普承认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主权。这处新定居点原名为布鲁西姆，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目前约有10位居民。 IC Photo
在2020年1月公布“和平计划”构想前，特朗普已先行推进各种“为以色列正名”的前置作业：2017年12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2018年停止资助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2019年3月承认戈兰高地属于以色列、2019年11月放弃美国持续40年的既定立场，否认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
最后，“和平计划”直接揭露了特朗普的“理想愿景”：巴勒斯坦将能建立一个“主权有限”的国家，首都设在东耶路撒冷郊区，但要在计划实施4年后才能建成；以色列将控制“巴勒斯坦国”的边界、领空、电磁频谱、外交政策和安全；巴勒斯坦人必须解除加沙地带所有武装，包括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及其管辖下的所有团体，并且承认以色列是犹太国家；未经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国”不能试图加入任何国际组织。这些标准都达到了，美国才会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但何谓“达到标准”，基本上由以色列和美国认定。
显然，特朗普的“和平计划”与联合国版本的“两国方案”相差甚远，甚至可说是允许以色列推进并吞的烟雾弹，就算“巴勒斯坦国”日后真的成立，这种状态也明显不是正常国家，而是一块被以色列宰制的殖民地。
不过这些质疑很快就回归平静，因为特朗普落选、内塔尼亚胡的执政伙伴甘茨反对并吞约旦河西岸，“和平计划”最终在一片嘈杂声中无疾而终。只是各方没想到4年过后，特朗普还会转而提出“清空加沙”。
在政治策略上，“清空加沙”可以算是“三国方案”的某种变体，企图将巴勒斯坦问题外包给约旦、埃及分担；但在核心目标上，“清空加沙”其实与“和平计划”一脉相承，终极目的都是让犹太人安然定居，同时阻止巴勒斯坦建国。
当然，从目前埃及与约旦的悍然拒绝来看，这次的“清空加沙”也可能会像上次“和平计划”那样，虽在全球引发不少讨论，但无法在现实中推进任何一步。不过这种曾经边缘的极右说法，如今却被美国总统“颇为认真”地公然提出，无疑是对巴勒斯坦黯淡未来的残酷映射：种族清洗或许无法彻底执行，种族压迫却是丑陋日常，被困其中的巴勒斯坦人不断原地反扑，似乎只换来两者差距的不断缩减，而非建国幻梦的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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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4日，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随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在答记者问时，特朗普重申将“清空”加沙，埃及和约旦必须接收巴勒斯坦人；更声称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并重新开发该地区；他认为，美国可以长期拥有加沙。
特朗普还表示，为填补加沙地带的“安全真空”，不排除向该地派遣美军。至于未来谁会居住在加沙，他认为，加沙可以成为“世界人民”的家园。
此外，就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主权问题，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四周内公布立场。
这个大胆且狂妄的计划，会在阿拉伯地区掀起多大风浪，巴以问题会迎来怎样的变局？而特朗普的“司马昭之心”，是否人人皆知？
当地时间2月4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内塔尼亚胡。 X
【文/刘燕婷】
继宣传以哈停火是“自己的功劳”后，特朗普又在1月25日语出惊人，称自己正准备“清空”加沙，原因也非常直接：加沙已经成为拆卸现场、几乎所有东西都被摧毁，“所以我想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合作，在不同地方建造住屋，这样他们也许可以暂时过上和平生活。”
而被点名对象，首先就是邻近加沙的约旦与埃及。特朗普表示已经要求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接收更多巴勒斯坦人，“我说希望你能承担更多，因为我现在看到整个加沙地带一片混乱”，接着又称会与埃及总统塞西持续沟通，“我希望埃及能带走一些人”。
而关于“清空”本身，特朗普表示可以是临时性质、也可以是长期，总之在这位美国总统看来，这种作法有助解决反复发生的以色列-加沙冲突，“我们把这一切清理干净，你知道，都结束了。”
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计划 央视新闻
相关说法也在以色列引发回响，例如财政部长史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就对计划表示欢迎，毕竟这位极右政客早在2023年11月就公开要求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自愿移民”到其他国家，因为以色列将“不接受加沙作为独立实体存在”。
但阿拉伯相关方就不怎么买单。例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人阿巴斯办公室表示，“巴勒斯坦人民不会放弃他们的土地和圣地”；哈马斯政治局官员也称，“巴勒斯坦人不会接受任何提议或解决方案，即使这些提议看起来像是打着重建的幌子，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建议”；阿拉伯联盟也表示拒绝，“强迫性的流离失所和驱逐人民离开他们的土地只能被称为种族清洗”。
被点名的约旦、埃及当然更加反对。约旦外交部长萨法迪（Ayman Safadi）便称，“我们坚决反对会造成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情况。约旦是约旦人的，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的”；埃及外交部也表示，反对任何侵犯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权利的行为，“不论是通过定居或吞并土地，或是通过强制流离失所、鼓励迁移或将巴勒斯坦人从其土地上赶出，无论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
显然，特朗普的计划不那么容易执行，但从他前一任期的作风来看，这种提议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以色列的“重返”呼声
回顾过去，特朗普当然不是第一个提议“清空加沙”的政治人物，甚至历史上也早有类似先例，例如1948年开始的“纳克巴”（Nakba）、1967年开始的“纳克萨”（Naksa），前者导致超过75万名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后者迫使超过28万名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西岸逃往埃及与约旦。
这些事件无疑是当今以色列的立国基础，也是巴勒斯坦民族叙事的伤痕所在，“钥匙”则因此成为阿拉伯文艺创作的重要符号，隐喻民族虽然流离失所却仍心系故居，即便许多地方已被以色列定居点吞噬。
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引爆战争后，巴以再度出现“镜像”的叙事反应：由于以军铁蹄首先攻入北加沙，大量巴勒斯坦人只能仓皇南逃，“纳克巴2.0”于是成为同情巴勒斯坦方的舆论话题；但在复仇心切的以色列右翼社群内，“重返”加沙的呼声也是日益高涨，所以才有今日特朗普的“清空”加沙主张。
当然，重返加沙一说也不是毫无历史基础。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成功占领加沙地带，并在1970年开始设立第一个定居点，接着持续扩张规模与人口，到了2001年已有近7000人。不过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以色列总理沙龙为缓解国际压力、安抚巴勒斯坦，在2003年提议撤出加沙。可想而知，这个提议受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左翼的热烈欢迎，却被沙龙所属的利库德集团严重反对，时任财政部长内塔尼亚胡就是其中一员。
但即便反对声浪高涨，沙龙还是在2005年闯关成功：以色列国会在该年2月批准《脱离接触计划实施法》，撤离工作于是在8月陆续开展，并在9月正式完成。
从结果来看，以色列一共拆除21个加沙定居点、重新安置8000多名犹太定居者，以色列军队也为此撤出加沙，开始沿着边境重新部署。但回顾整个过程，撤出加沙始终没能成为以方内部的压倒性共识，除了部分定居者反复抵制、2名以极右人士愤而自焚外，内塔尼亚胡也因此辞去沙龙政府职务，表达强烈抗议。
多年来，随着以色列定居点持续渗透约旦河西岸，“重返加沙”的呼声也不断获得能量。当然，在整个以色列政治光谱中，“重返加沙”还是相对边缘的主张，但2023年10月“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爆发，无疑是为“重返加沙”创造政治情境，让这个选项成了右翼眼中的“一劳永逸”。
2023年11月，以色列右翼社群开始发起各种“重返家园”活动，呼吁驱逐巴勒斯坦人、在加沙重建定居点，部分活动甚至有利库德集团人物参与，例如议员塔莉·戈特利夫（Tally Gotliv）就在一次活动上高喊，“立刻在加沙北部建造隔离墙和塔楼”。
2024年1月28日，以色列右翼召开“定居带来安全”（התיישבות מביאה ביטחון）会议，这次包括极右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内，共有11名政府部长和15名执政联盟的议员到场，讨论在加沙建立新定居点、驱逐巴勒斯坦人，与会人数超过5000人，其中有不少是十几岁的青少年。
2024年2月下旬，以色列定居者组织纳查拉（Nachala）发起行动，支持民众非法突破加沙北部与以色列之间的埃雷兹边境口岸、就地搭建新定居点，不过活动因为以色列军警取缔而告终。10月20日至21日，纳查拉和其他右翼团体在加沙边境举办“准备解决加沙问题”活动，参与者可以搭建棚屋观赏以军轰炸加沙的场景，纳查拉创始人丹妮拉·韦斯 （Daniella Weiss）开心地表示“加沙阿拉伯人失去了居住的权利”，一位与会者则在回答媒体询问“那加沙巴勒斯坦人怎么办”时，直接表示“我们应该杀死他们，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杀掉。”
资料图：纳查拉创始人丹妮拉·韦斯 （Daniella Weiss）
当然，以色列内部对这些声音也不是毫无批评。
例如以色列左翼媒体《国土报》（Haaretz）就撰文指出，重新安置加沙巴勒斯坦人等同强制迁移，是以上帝之名进行种族清洗。许多人质家属更是强烈抨击“定居带来安全”等活动，认为这不只会阻碍人质获释，更是在重复欧洲过去对犹太人的集体驱逐，例如人质罗米·戈南的母亲梅拉夫·莱舍姆-戈南就批评，“这不就是欧洲对我们做的吗？我们说我们要做更好的人，但我们正准备对其他民族做同样的事情”。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西蒙·佩雷斯的顾问阿隆·平卡斯（Alon Pinkas）也撰文感叹，“这不是作为‘创业之国’的以色列、这不是获得13项诺贝尔奖的以色列、这不是自由民主的以色列。”
甚至就连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多次强调以色列不准备统治战后加沙、不打算重建加沙定居点。当然，内塔尼亚胡考量的不是巴勒斯坦人的艰难处境，而是达成这一目标需要的极高成本，不过有鉴于定居者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重要支持者，如果“重返”呼声持续喧嚣，这位政坛九命怪猫未必不会考虑软化立场。
埃及与约旦为什么反对
不过内塔尼亚胡之所以迟疑，如前所述，是因为“清空”加沙相当不易，除了以色列内部的舆论批评外，更关键的是周遭阿拉伯国家拒绝配合，尤其是约旦与埃及。
2023年10月13日，也就是“阿克萨洪水行动”后6天，以色列情报部起草了长达10页的“关于加沙平民人口的政策选择”（Options for a policy regarding Gaza's civilian population）文件，提出A、B、C三种战后方案：
“方案A”是恢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的统治权，但文件认为这种作法无法有效阻止袭击，也无法保障以色列安全，是风险最大的选择；
“方案B”则是在加沙建立取代哈马斯的新地方政权，但也被以“成效不彰”否决。
接着就是“方案C”：将加沙地带的230万居民迁移至埃及西奈半岛，并以安全区阻止巴勒斯坦人重返加沙。
文件指出，埃及有义务允许人口转移，美国也应该向埃及施压，迫使该国接收难民，但埃及也可再将难民转移至土耳其、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等国，移民政策宽松的加拿大也是潜在考虑对象。文件最后评估，方案C是首选，因为人口迁移最符合以色列安全，并且能产生积极且长期的战略成果。
当然文件也提到，方案C在国际合法性方面可能相当复杂。各方的后续反应也可想而知，这份文件在10月下旬被泄露给媒体后，引发埃及的强烈反弹，不少声音都批评这种作法等同于种族清洗。为此，内塔尼亚胡只能不断淡化该文件的重要性，称其只是作为假设的“概念性文件”，政府内部并没有针对文件进行实质讨论。
2025年1月19日，埃及拉法，在以哈停火期间，载有救援物资的卡车在埃及和加沙之间的拉法过境点附近等待。 路透
但即便如此，埃及还是把大规模接收巴勒斯坦难民划为“红线”，甚至不惜通过官员对外放话，表示如果以色列坚持越线，埃及有可能暂停1979年的和平条约，恢复两国的敌对状态。而开罗之所以拒不让步，背后考量除了政治原因，还有现实的安全问题。
首先是政治原因：如果埃及真的大规模接收难民，就等于变相协助以色列清空加沙、促成“纳克巴2.0”。虽说近年来阿拉伯国家普遍抛弃巴勒斯坦抵抗事业，并用各种空泛陈词掩护与以色列的私下互动，但在现实政治上，巴勒斯坦议题还是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力，最直接证据就是“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后，沙特立即停止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谈判。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埃及当然也不会接以色列抛来的烫手山芋。
再来就是现实的安全问题：西奈始终是埃及直面威胁的第一前线。1967年六日战争后，西奈半岛遭到以色列占领，一直要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1979年以埃签署和平条约后，埃及才终于在1982年完全收复西奈。但即便失地回归，“威胁来自西奈”的恐惧还是存在。在内部政治上，埃及军政府长期压制穆兄会，但后者正好与哈马斯存在联系，埃及始终担忧哈马斯会与穆兄会暗中勾结，在西奈建立新据点与武装基地；在反恐作战上，“伊斯兰国”（ISIS）曾在西奈半岛北部肆虐，背后不乏加沙武装分子的暗中协助，埃及政府也一度为此头痛。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比起引爆国内舆论不满，埃及政府恐怕更担心大量巴勒斯坦人涌入西奈，会令穆兄会与“ISIS”渔翁得利，并让西奈成为某种袭击以色列的新基地，导致开罗面临尴尬两难：如果不镇压武装分子，就要直面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不管选哪一个，西奈都会成为加沙的事实延伸，从观光胜地化为作战前线，届时不只影响民生，还可能干扰苏伊士运河营运，冲击埃及的经济动脉。
2025年1月26日，在加沙地带中部努赛赖特难民营，大量流离失所者希望返回加沙北部。新华社发（里泽克·阿卜杜勒贾瓦德摄）
类似担忧，对已经收容200万巴勒斯坦难民的约旦来说，当然更加刻骨铭心。1967年六日战争后，大量巴勒斯坦武装随着难民进入约旦，并将约旦国土当成攻击以色列的据点，导致以色列的报复波及约旦城镇；到了1970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已经成为约旦的“国中之国”，左派巴勒斯坦武装甚至密谋推翻约旦的哈希姆王朝，忍无可忍的侯赛因国王在同年9月下令军队围剿。
但冲突走向不完全掌握在约旦手中。当时巴勒斯坦武装派系背后各有阿拉伯国家支持，约旦与巴解的战争最后引来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以及伊拉克、埃及的政治施压，侯赛因国王只能在10月被迫同意停战。一直要到1971年1月，约旦军队才再度发动攻势，最后巴勒斯坦武装不敌炮火纷纷撤离，约旦政府也开始针对官僚与军队进行清洗，大量巴勒斯坦裔约旦人因此失去工作，支持巴勒斯坦武装的约旦媒体也被吊销许可证，军事冲突最后以政治肃清画下句点，但这场冲突的影响远在约旦之外。
1971年11月28日，在埃及参加阿拉伯联盟峰会的约旦总理瓦斯菲·塔尔惨遭暗杀，犯案者正是由法塔赫成员组成的“黑色九月”组织，目的就是报复约旦驱逐；而失去主要行动基地的巴解则转往黎巴嫩南部集结，再度把他国领土当成攻击以色列的基地，结果当然还是引发以色列报复，最后黎南混乱不断升级，成为引爆黎巴嫩15年内战的导火线，且这场冲突同样引来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介入，伊朗更是趁机渗入黎南扶持黎巴嫩真主党，成为来日“抵抗轴心”的重要支点。最后，黎巴嫩被内战摧残得千疮百孔，巴解则又被驱逐到突尼斯。
无论如何，经历与驱逐巴解的政治与军事动荡后，约旦不只对支持巴勒斯坦意兴阑珊，也连带提防巴勒斯坦难民。1994年约旦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时，约旦就坚持加入防范大规模人口转移的相关条款，例如条约第2.6条就规定，“在双方控制范围内，不应允许人员非自愿流动，以致对任何一方的安全造成不利损害”；之后以色列时任总理沙龙也曾多次提议，将巴勒斯坦人大规模转移到约旦，但后者的红线还是分毫未动，直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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