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科尔图诺夫：特朗普眼里，普京是中东危机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

在此次以伊冲突被按下暂停键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指责以色列对伊朗的无端侵略行为，并表示俄方愿意为伊朗人民提供协助。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到访，让人们看到了莫斯科和德黑兰特殊的伙伴关系。事实上，从冲突一开始，人们就向普京投来目光，想知道他会怎么做。

6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 路透社

如果我们抛开人道主义考虑，仅从现实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认为俄罗斯至少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从这轮中东局势升级中获益。

首先，任何此类升级几乎都会自动导致全球碳氢化合物价格上涨，这对作为原油和天然气主要出口国的俄罗斯来说相当重要。如果冲突持续越久，对俄罗斯石油的需求就越高：6月19日冲突激烈时，其平均价格达到每桶69美元，而4月9日的最低点为每桶47美元。

其次，正如先前加沙冲突升级所明确表明的那样，任何中东危机都不可避免地会分散莫斯科的地缘政治对手对俄乌冲突的注意力，迫使他们重新考虑其部分战略优先事项，甚至可能将部分军事援助从乌克兰转向以色列。此外，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之间，新一轮升级不可避免地会使其产生更多紧张和分歧，这在当前情况下也对莫斯科有利。

第三，至少在理论上，俄罗斯可以尝试扮演冲突各方之间调解人或促进者的角色，协助缓和（即便不能解决）危机。通过获得这样的角色，莫斯科可以重返中东政治的前台，并恢复其地区影响力——2024年12月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突然且雪崩式垮台后，这种影响力就已经受到了质疑。尽管克里姆林宫谴责了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但它仍然设法维持了与这个犹太国家的关系。

但事情没有绝对好的一面，这场危机也给莫斯科带来了许多风险和潜在成本。

事实是，俄罗斯未能成功阻止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直接空袭，而俄罗斯在不到五个月前刚与伊朗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尽管该条约并未要求莫斯科在第三方侵略时自动援助其伙伴国（这与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类似协定不同），但伊朗方面可能对莫斯科此次相当谨慎的反应感到失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会给俄伊关系的未来蒙上阴影，也会让克里姆林宫的其他战略伙伴对俄罗斯的可信度产生怀疑。

此外，这次以伊冲突升级给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本就不轻松的对话，也带来了额外的麻烦。普京明确批评了6月13日的以色列打击，而特朗普不仅支持这些行动，甚至在6月22日凌晨通过打击伊朗核设施亲自参与其中。

6月14日冲突一开始，普京就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除了谴责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外，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准备调解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但特朗普对这一想法的反应并不积极，建议普京应该更专注于解决他与乌克兰的问题。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莫斯科似乎是当前中东危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一点似乎很清楚。另一方面，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能够持续下去，并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一个成功案例，特朗普肯定会向俄罗斯领导层施压，要求其效仿并接受与乌克兰类似的、无条件的停火。

从战略上讲，如果以伊危机深化，俄罗斯几乎无利可图且损失巨大。进一步的升级将证明联合国安理会的无能，无法在其常任理事国之间就如何阻止以色列的打击达成共识。这也将使俄罗斯关于在中东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提议显得不合时宜。俄罗斯与以色列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全球能源贸易的重大中断可能引发全球经济放缓甚至衰退，这显然不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

尽管特朗普表示不会寻求伊朗政权变更（虽然他总是反复无常，但至少这是他目前的最新表态），但以色列并没有答应这一点。如果以色列持续以此为目标，这种前景将是对克里姆林宫最危险的战略威胁，因为任何对现有伊朗政治体系看似合理的替代方案，都极有可能对莫斯科不那么友好，并且更倾向于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合作。

此外，如果以色列和美国成功“解构”现有的伊斯兰共和国，这种解构的结果将不是政权更迭，而是伊朗国家地位的解体。人们可以想象，民族和地区分离主义的兴起、来自国外（例如叙利亚和黎巴嫩）政治极端分子的大规模渗透、深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数百万跨境难民和被迫移民，以及其他“失败国家”的典型表现，都将在这一地区上演。

这种情况对俄罗斯造成的损害，将不仅限于终止或推迟许多联合经济项目、搁置南北经济走廊计划，或质疑伊朗未来在金砖国家（BRICS）和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多边机构中的参与。它很可能造成包括阿富汗、后苏联中亚和南高加索等地区政治和社会稳定性的危险下降。不用说，这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

对俄罗斯来说，美国介入太多中东局势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资料图）

幸运的是，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其他国际伙伴来说，这种情况看起来极不可能——至少目前如此。如果伊朗政治体系要解体，那将是其国内政治建制派内部矛盾深化和冲突加剧的结果，就像1991年的苏联一样，而不是日益增长的外部压力（无论是来自以色列还是美国）的结果。

伊朗的历史展示了非凡的韧性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可持续性，即使是在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下，这个国家都能艰难度过，而1979年初建立的大多数政治机构所享有的安全边际仍然相当宽裕。当然，伊朗国内的情况是复杂的，但外部压力的增加，特别是来自以色列、美国或任何其他“不友好国家”的压力，更可能在伊朗社会内部产生向心力而非离心力运动。

那么，莫斯科在当前情况下能做些什么？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早些时候曾向伊朗提出在防空领域进行广泛合作，但德黑兰对此表现得并不热心。确实，在21世纪初，伊朗从俄罗斯购买了S-200和S-300防空系统，后来伊朗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国产化，以满足特定的国家需求。2023年，双方曾就更先进的S-400系统进行过谈判，但最终德黑兰方面决定依靠国产的“信仰-373”（Bavar-373）系统。近期以色列和美国空袭暴露了伊朗防空能力中的一些漏洞，而这些漏洞可以通过俄罗斯制造的最新S-500（普罗米修斯）防空系统来弥补，该系统能够拦截几乎所有类型的空中目标，甚至包括最现代的高超音速导弹。

如果伊朗能够获得S-500及其配套武器（例如苏-35战斗机），那将改变伊朗-以色列对峙的格局——以色列将无法再肆无忌惮地或以极小的损失对伊朗实施空袭。然而，很明显，向伊朗交付任何复杂的军事装备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包括武器部署、人员培训、将新武器整合到国家整体防御基础设施中等等。可以推测，莫斯科和德黑兰之间关于进一步军事技术合作的密集磋商正在进行中，但即使这种合作将升级，也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显著帮助伊朗在战场上抵御以色列的袭击。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并未准备好与以色列彻底决裂。在俄罗斯，公众和政治领导层对以色列近期的行动非常不满，但考虑到俄语侨民的规模以及两国之间广泛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以色列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伙伴。以色列从未加入美国和欧盟实施的反俄经济制裁。此外，与以色列决裂，未来克里姆林宫也将失去与冲突各方的建设性关系，影响其在中东地区扮演平衡角色的能力。

考虑到这些限制因素，可以推测，在处理以伊危机及后续双方关系时，莫斯科将主要侧重于外交手段，例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等其他代表性论坛上，提出以色列和美国打击的问题。普京也可能利用他与特朗普的个人联系，就美国更深层次介入伊朗-以色列冲突可能产生的适得其反的效果，向后者发出警告。这一冲突为美国直接针对伊斯兰共和国采取高端军事行动树立了新的危险先例，这是自2020年1月初美国在巴格达无耻刺杀伊朗将军卡西姆·苏莱曼尼以来未曾见过的。如果莫斯科的这些外交努力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北京的类似倡议协调一致，无疑将产生更大影响。

俄罗斯对伊朗援助的另一个可能维度，是进一步推进与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合作，包括和平利用核能领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RosAtom）已表示打算在伊朗建造另一座核电站。在这一点上，至关重要的是要说服德黑兰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维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的工作关系。

应当指出，作为对近期以色列袭击和美国轰炸的回应，伊朗议会已开始讨论可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礼萨·纳杰菲表示，这些打击对该条约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打击”。

然而，现在尝试说服伊朗领导层还为时不晚：从伊朗的长期战略利益来看，最好不要仓促做出会对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产生诸多负面影响的决定。克里姆林宫可以提出这个论点——最终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定，必须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做出，而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他们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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