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特三姐妹的文学创作（经典流芳）

英国北部西约克郡的霍沃斯小镇，偏僻静谧、远离尘嚣，到处是大片的旷野荒原，时而烟霭纷纷，时而狂风呼啸。如今，这里成为许多读者向往的地方，皆因19世纪上半叶生活于此的勃朗特三姐妹。英年早逝的她们不仅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文学的翘楚，更是英国小说史上不可或缺的卓越作家。

童年时代普通的家庭环境，少年时期严苛的寄宿学校，成年后家庭女教师的职业道路，让勃朗特姐妹过早地体会到世态炎凉与人性险恶。在人间事中，她们唯独对探索荒野的热情从未减退，“那片美丽的荒野在我的身后和我的两旁，在我的脚下，是延绵不绝的山峰和深不可测的山谷”。她们喜欢漫步的自在感觉，人迹罕至的荒原是给予她们安全感的避难所，也是文学的灵感来源。对她们而言，写作不只是平淡生活的慰藉，更是彼此文学才华的竞技场，以及独立谋生的可行途径。

1846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回到同一屋檐下的三姐妹开始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于次年创造出英文文

学史上的三部杰出小说——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图①，资料图片）、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图②，资料图片）、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妮丝·格雷》（图③，资料图片），并在短期内接连出版。相似的成长背景却造就出勃朗特三姐妹截然不同的性格与文风。翻开她们的小说，仿佛进入一场冒险：平易近人的简、沉郁稳重的罗切斯特、自我分裂的凯瑟琳、饱受折磨的希斯克利夫、执着坚定的艾格妮丝，每个性格饱满的人物都令读者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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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娇小脆弱的外表下，是瑰丽的想象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其长篇小说《简·爱》被誉为“独立女性成长励志教科书”，塑造了一位外表平凡柔弱但内心坚韧勇敢的新女性——家庭教师简·爱。她洞察生命之短暂，渴慕“精神的火花”，努力追求尊严与平等，多次强调“我不是一只鸟，没有罗网可以捕获我。我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身为举目无亲的孤女，她却从不苛责“生活不公平”，坦然面对生活赐予的一切，坚信“不能忍受生命中注定要忍受的事情，就是软弱和愚蠢的表现”；她“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自己的目光“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曾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机勃勃的城镇和地区”。最终，简·爱成为独立与顺从的混合体，“既柔顺又稳重，既驯服又坚强”。她突破自身阶级身份的束缚，战胜贵族小姐布兰奇·英格拉姆，收获了爱德华·罗切斯特的爱情和婚姻。

我们能够在小说中阅读到维多利亚时代

英国女性对理想男性的想象，对情感范式的认知，从而认识到她们自身现实与心灵的处境，女性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命状态。简·爱与罗切斯特的情感关系虽然蕴含着罗曼史的叙事传统和哥特小说的元素，但其独特之处，如美国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言，“就在于自始至终以精神上的平等为基础和前提”。简·爱的自尊、独立意愿、实践平等的意志力，正是打动罗切斯特的品格。简·爱通过自己逃离桑菲尔德的选择，响亮地宣布真实而平等的重要性。尽管她的道路可能孤独艰辛、障碍重重，但至少它代表着希望。最终，简·爱作为叛逆性的化身，激励着后世无数女性踏上追寻自我的成长之旅。

艾米丽在三姐妹中最为羞涩敏感，却也最为倔强、特立独行。童年时代父亲讲述的爱尔兰神话传说，以及比利时求学期间霍夫曼笔下的怪诞故事，给予她无限的想象力。这些成就了深具哥特风格的传世之作——《呼啸山庄》。小说通过多视角的迷宫化叙事结构，以极端的爱恨和由此引发的复仇，一扫维多利亚时期盛行的感伤主义情调。凯瑟琳与夏洛蒂、简·奥斯汀等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体现出超越时代的现代性特征。凯瑟琳追求自我的漫漫征途经历了“自我迷失、自我苏醒、自我毁灭”的迂回曲折，其灵魂的分裂矛盾与社会的变革洪流、女性的觉醒抗争完美契合，从而成为嵌入世界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

英国作家毛姆赞叹《呼啸山庄》极具感染力，“把爱情的痛苦、迷恋和残酷如此执着地纠缠在一起”，并以惊人的力量将它描绘出来。希斯克利夫的桀骜不驯、粗暴残忍，凯瑟琳的任性独立、激愤无望，双重性格的人物塑造、离奇的情节设置，一切都与小说的悲剧氛围相得益彰。法国哲学家巴塔耶认为，艾米丽“从恶的深渊里吸取了切实的教训。很少人比她更严谨、更勇敢、更正直。她对恶的认识最彻底”。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强烈而动人的情感背后，是毁灭和死亡的隐现、反叛与决裂的求索、理智和永恒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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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丽既是天才作家，也是出色的诗人，她生前

共创作了193首诗歌。娇艳欲滴的石楠花，摇曳生姿的风铃草，幽暗的溪谷，冰冷的岩石，万物皆为其灵感的来源，四季在诗句中流转显影：“在阴霾的十一月，/唱出五月的歌声；/他们复燃了灰烬/变成不会消损的热情。”她勾勒枯荣更迭的自然，摹写冷峻阴郁的景物，将自由不羁的生命与夜色深沉的荒原交融在一起，辽阔雄浑的旷野激发出诗人的韧性：“头顶是层层叠叠的乌云，/脚下是无边的荒地，/但一切阴郁无法撼动我半分；/我不能，也绝不离去。”她歌颂奥古斯塔与朱利斯逾越生死的永恒爱情：“当你最终被销蚀一切的时间所隔绝，/唯一的爱人啊，我何曾忘了爱你？”；也拥有雪莱等浪漫派诗人的豪情壮志：“我的灵魂绝不懦弱，/在世界上的风暴频仍之区也不颤抖忧虑”。夏洛蒂坦言艾米丽的诗歌特征为“奇特强烈的哀婉情调”“精炼有力、清澈明净”。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姐姐的夺目光芒并未遮蔽妹妹安妮的文学才华。安妮生性温柔乖巧，但从小孱弱多病，29岁便因病逝世。她的第一部小说《艾格妮丝·格雷》被称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完美的散文体小说”并且先于夏洛蒂和艾米丽被出版社首肯。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安妮根据她19岁在米尔费尔德以及1840年—1845年在梭普格林担任家庭教师的亲身经历为原型，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关注不依靠家庭庇护的女性真实的生活道路。女主人公艾格妮丝被视为“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具备“健康的女性意识和独立人格”，“自尊、自爱、独立”而“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女性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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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在勃朗特姐妹的住所和那片沼泽地，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昂扬，永远在那里盘桓。她们运用文学想象所建构的女性形象在200年后的今天依然带着雄辩、光彩和激情，召唤我们勇往直前，奔赴独立而自由的未来：“真正的世界无限广阔，一个充满希望与忧烦，刺激与兴奋的天地等待着那些有胆识的人，去冒各种风险，追求人生的真谛。”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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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北部西约克郡的霍沃斯小镇，偏僻静谧、远离尘嚣，到处是大片的旷野荒原，时而烟霭纷纷，时而狂风呼啸。如今，这里成为许多读者向往的地方，皆因19世纪上半叶生活于此的勃朗特三姐妹。英年早逝的她们不仅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文学的翘楚，更是英国小说史上不可或缺的卓越作家。

童年时代普通的家庭环境，少年时期严苛的寄宿学校，成年后家庭女教师的职业道路，让勃朗特姐妹过早地体会到世态炎凉与人性险恶。在人间事中，她们唯独对探索荒野的热情从未减退，“那片美丽的荒野在我的身后和我的两旁，在我的脚下，是延绵不绝的山峰和深不可测的山谷”。她们喜欢漫步的自在感觉，人迹罕至的荒原是给予她们安全感的避难所，也是文学的灵感来源。对她们而言，写作不只是平淡生活的慰藉，更是彼此文学才华的竞技场，以及独立谋生的可行途径。

1846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回到同一屋檐下的三姐妹开始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于次年创造出英文文学史上的三部杰出小说——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图①，资料图片）、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图②，资料图片）、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妮丝·格雷》（图③，资料图片），并在短期内接连出版。相似的成长背景却造就出勃朗特三姐妹截然不同的性格与文风。翻开她们的小说，仿佛进入一场冒险：平易近人的简、沉郁稳重的罗切斯特、自我分裂的凯瑟琳、饱受折磨的希斯克利夫、执着坚定的艾格妮丝，每个性格饱满的人物都令读者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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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在小说中阅读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对理想男性的想象，对情感范式的认知，从而认识到她们自身现实与心灵的处境，女性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命状态。简·爱与罗切斯特的情感关系虽然蕴含着罗曼史的叙事传统和哥特小说的元素，但其独特之处，如美国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言，“就在于自始至终以精神上的平等为基础和前提”。简·爱的自尊、独立意愿、实践平等的意志力，正是打动罗切斯特的品格。简·爱通过自己逃离桑菲尔德的选择，响亮地宣布真实而平等的重要性。尽管她的道路可能孤独艰辛、障碍重重，但至少它代表着希望。最终，简·爱作为叛逆性的化身，激励着后世无数女性踏上追寻自我的成长之旅。

艾米丽在三姐妹中最为羞涩敏感，却也最为倔强、特立独行。童年时代父亲讲述的爱尔兰神话传说，以及比利时求学期间霍夫曼笔下的怪诞故事，给予她无限的想象力。这些成就了深具哥特风格的传世之作——《呼啸山庄》。小说通过多视角的迷宫化叙事结构，以极端的爱恨和由此引发的复仇，一扫维多利亚时期盛行的感伤主义情调。凯瑟琳与夏洛蒂、简·奥斯汀等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体现出超越时代的现代性特征。凯瑟琳追求自我的漫漫征途经历了“自我迷失、自我苏醒、自我毁灭”的迂回曲折，其灵魂的分裂矛盾与社会的变革洪流、女性的觉醒抗争完美契合，从而成为嵌入世界文学史的经典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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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毛姆赞叹《呼啸山庄》极具感染力，“把爱情的痛苦、迷恋和残酷如此执着地纠缠在一起”，并以惊人的力量将它描绘出来。希斯克利夫的桀骜不驯、粗暴残忍，凯瑟琳的任性独立、激愤无望，双重性格的人物塑造、离奇的情节设置，一切都与小说的悲剧氛围相得益彰。法国哲学家巴塔耶认为，艾米丽“从恶的深渊里吸取了切实的教训。很少人比她更严谨、更勇敢、更正直。她对恶的认识最彻底”。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强烈而动人的情感背后，是毁灭和死亡的隐现、反叛与决裂的求索、理智和永恒的追问。

艾米丽既是天才作家，也是出色的诗人，她生前共创作了193首诗歌。娇艳欲滴的石楠花，摇曳生姿的风铃草，幽暗的溪谷，冰冷的岩石，万物皆为其灵感的来源，四季在诗句中流转显影：“在阴霾的十一月，/唱出五月的歌声；/他们复燃了灰烬/变成不会消损的热情。”她勾勒枯荣更迭的自然，摹写冷峻阴郁的景物，将自由不羁的生命与夜色深沉的荒原交融在一起，辽阔雄浑的旷野激发出诗人的韧性：“头顶是层层叠叠的乌云，/脚下是无边的荒地，/但一切阴郁无法撼动我半分；/我不能，也绝不离去。”她歌颂奥古斯塔与朱利斯逾越生死的永恒爱情：“当你最终被销蚀一切的时间所

隔绝，/唯一的爱人啊，我何曾忘了爱你？”；也拥有雪莱等浪漫派诗人的豪情壮志：“我的灵魂绝不懦弱，/在世界上的风暴频仍之区也不颤抖忧虑”。夏洛蒂坦言艾米丽的诗歌特征为“奇特强烈的哀婉情调”“精炼有力、清澈明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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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在勃朗特姐妹的住所和那片沼泽地，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昂扬，永远在那里盘桓。她们运用文学想象所建构的女性形象在200年后的今天依然带着雄辩、光彩和激情，召唤我们勇往直前，奔赴独立而自由的未来：“真正的世界无限广阔，一个充满希望与忧烦，刺激与兴奋的天地等待着那些有胆识的人，去冒各种风险，追求人生的真谛。”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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