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第一色情大国，扫黄越扫越黄！

-1-苦涩的韩国色情业历史

只要说起全球的色情业，总有人会心一笑，想起日本这个色情业大国。殊不知，与之相邻的韩国色情业更为旺盛，而且远超日本。

曾有外媒猜测韩国的色情业产业规模大约占到GDP的4%，只是这个数据从未得到韩国政府的证实。

韩国非但本土色情业繁荣“娼”盛，还成为了一项隐秘的出口产业。

2013年，韩国警察厅曾表示，韩国的性交易产业已经变成全球化，并逐渐呈现有组织的出口产业。

2009年，被查获的在海外从事性产业工作者只有128人，2013年却达到了近500人，其中去的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和美国。

美国移民局也通过调查表示，每年有至少400名韩国女性通过加拿大偷渡到美国，其中很大一部分由于交不起高昂的偷渡费用，也不懂英语，只能靠从事皮肉交易维生。

这些性交易工作者每天“工作”超过13小时，每小时能赚200美元，虽然其中80美元要交给老板，可总体来说，收入还算丰厚。

韩国犯罪学协会就曾对在美国从事色情服务的22名韩国女性，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跟踪调查。

结果发现，这些从业者对职业都挺满意，唯独容易想家，也因此染上了毒瘾和赌博等恶习。

其实说起来，韩国的色情业历史还挺苦涩。

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随后在日军的铁蹄下惨遭近半个世纪的蹂躏。

日占时期，日军为了解决殖民地军人的生理需要，在朝鲜境内设置了大量妓院，成为所有朝鲜半岛人的梦魇。

1948年，备感羞辱的韩国政府颁布《禁止公娼制》，全面取缔各类妓院，表面上基本肃清了全部色情行业。

遗憾的是，日本人前脚刚走，美国大兵后脚就踏了进来。

众所周知，凡是美军驻扎的地方，一定是色情业繁荣的地区。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国家无不如此，韩国也不例外。

那时的韩国国力积弱，人们时常连饭都吃不饱，几块午餐肉加泡面就成了难得的美食，还流传至今。

因此，美军基地附近开始出现越来越多靠出卖肉体换取食物的韩国妇女。

随着美军基地开始遍布韩国境内，此类现象早成为韩国公开的“秘密”。

1953年，联合国一个调查机构表示，驻韩美军基地附近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妇女与美国士兵发生过性交易，人数多达30多万。

有的纯属生活所迫，有的则已经是职业化。

为此，美军基地出现了一个个所谓的“公主村”，里面住的是谁，不言而喻。

说起来，这也是韩国女性的悲剧，可好笑的是，“公主”这个别称居然来自当时的韩国政府。

面对美军基地周围泛滥的色情交易，国际媒体和民间不断提出质疑。

韩国政府有些难堪，既然宣布了取缔了非法性交易，有些词就不好说出口，只好将这些从事性交易妇女改称为“洋公主”或“美韩民间外交官”。

更令韩国政府尴尬的是，为了调查这些“洋公主”具体数量，政府要求其登记注册。

可具体数字让人吓一跳：登记在册的“洋公主”居然有2万人，而当时驻韩美军才6万人。

-2-“洋公主”

在这些见证了韩国和美国“特殊友谊”的场所中，最有名的当属首尔龙山区的“梨泰院”。

喜欢看韩剧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梨泰院，知道这里是首尔的著名商圈，更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但是在几十年前，这里却有“离胎院”的不雅称谓。

原因是这里有美军最重要的军事基地——龙山基地。

大量美军驻扎在此，使得当地的色情业和女性包养情况十分严重，出现了许多美韩混血儿。

当时韩国习俗十分鄙视这样的孩子，称为“异胎”。

因此很多女性不慎怀孕后只好选择赶紧打胎，也就是所谓“离胎”，便有了“离胎院”这样的不雅称呼，后来为了避讳才改为“梨泰院”。

不过，要将韩国色情业发展完全甩锅于美军，美国大兵也有些冤枉。

因为早年脱胎于日军体系的韩国军队也不是啥好东西。

1956年，韩国陆军本部编撰的《后方战史》就曾记录，韩国军队在1951年到1954年之间，就以“特别慰安队”、“第五补给品”名义设立了固定或移动慰安制度。

不仅如此，为了犒劳“远道而来”的美军，部分从事该职业的妇女还被韩军悄悄装在铁皮桶送到美军驻地，供美国大兵HAPPY。

对此，居然有厚颜无耻的韩国议员在国会上辩解“为了让外国军人感到满足和幸福，我们只能允许更多的慰安妇。”

说归说，那时期的韩国各类色情业总体还是偷偷摸摸的，谈不上什么产业发展。

真正将色情产业死灰复燃的是韩国第三任总统—朴正熙。

1961年5月16日，当时还是陆军少将的朴正熙发动政变，夺取了时任韩国总统尹潽善的政权。

上台当年，朴正熙便颁布了《禁止卖淫法》，出动军队严厉打击各类民间的性交易行为。

可不到一年，朴正熙便从“禁止卖淫”变为“规范卖淫”，不仅批准了性交易合法化，还主动在全国范围内都规划了合法的色情场所。

这里插一句，朴正熙的女儿，正是去年被宣布特赦的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

朴正熙的态度转变据说是由于韩国实在太穷了，“食色性也”的道理，他作为男人不要太懂。

不得不说，朴正熙刚上台时，韩国是真的穷，GDP还比不上北面的朝鲜。

当时韩国的人均收入为82美元，世界排名第78位，同时期的朝鲜则是253美元。

甚至当时韩国全年外汇收入只有2.5亿美元，基本就是靠美国人输血度日。

随后18年内，朴正熙靠铁腕治国，为韩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汉江奇迹”。

可以说，今日的韩国各方面发展都离不开朴正熙执政时的大力推动。

不过，朴正熙时代也造就了今天韩国政界一个“毒瘤”：财阀集团。

如果说朴正熙是为了提升韩国经济才开放了色情业，那纯属抬举了这位靠政变上位总统的觉悟。

手握兵权的朴正熙很清楚，自己到底算不算“谋权篡位”，国内的力量说了不算，美国人的态度才重要。

事实上，就在朴正熙刚当上总统没多久，智囊们就迫不及待递上一份报告：“目前，我国最容易留住的外国游客就是联合国军，因此政府有必要大力推进‘妓女合法化’。”

朴正熙对此心领神会，不仅迅速批准了妓院合法化，还主动下令开设上百家慰安所。其中9个设在首尔，61个设在首都圈的京畿道地区，其他遍布全国各地。

嗯，这些慰安所无一例外都离美军基地非常近。

朴正熙也颇有经营头脑，懂得有投资才有回报的道理。

为了更好地服务美国以及诸多的海外“金主”，朴正熙政府开设了许多免费培训班。主要就是教授妇女同胞们学英语，而且要学好用好，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不仅如此，每个参加培训的妇女还接受了严格的身体检查。

这样精心的服务令美国人很满意，觉得这正是韩国“民主化进程的代表”。

朴正熙也很窃喜，因为开放色情业后，这些“洋公主”每年为韩国带来了大量外汇。

1966年，韩国《新东亚》杂志统计了全国近200处慰安所，发现居然每年可以为韩国带来超1000多万美元的收入，占总外汇总收入的1/25。

麻雀再小也是肉，《新东亚》杂志为此得意洋洋宣称，“洋公主的能力是巨大的，她们的身体优势将是挽救我国经济的良方。”

韩国政府将“笑贫不笑娼”这句话表现得淋漓尽致。

-3-

玻璃房

韩国经济腾飞之后，对于色情业开始有所避讳，不再公开谈论和鼓励色情产业，并竭力否认国内存在性交易场所。

但是，韩国色情业却真正走上了“放飞自我”的新生之路，出现了专门的交易方式。

在韩国只要提起“玻璃房”，人人都会暧昧一笑。

所谓“玻璃房”其实就是韩国模仿著名性都荷兰阿姆斯特丹所创立的红灯区，营业到凌晨。

在一处处闪烁着诱惑的粉红灯光中，浓妆艳抹的性工作者在透明的玻璃房内搔首弄姿，迎候每个路人的审视。

只要有人进店，有专门的中介会让客人先买下价值7万韩元（约合373元人民币）的酒。

来店里的客人当然也不是真只为喝酒，这只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交易方式而已。

因为韩国政府名义上是禁止性交易的，自然不能上来就直奔主题。

等付好钱，卖酒的“小姐姐”就会不由自主“爱”上这位“欧巴”，然后就可以悄悄带人去内间的小屋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只不过这段“恋情”只有短短的十五分钟。

这种奇特的交易行为在韩国法律上属于合法行为，所以官方对此完全睁只眼闭只眼。

顺便说一句，在日本的红灯区，买酒变成了买棒棒糖，纯属一个套路。

这些打“擦边球”的色情场所时常发生一些因“情色交易”产生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甚至一度酿成过悲剧。

2002年，韩国发生一宗14名性工作者在火灾中被困而死，引发韩国国内哗然。但当时韩国政府只是轻描淡写当成意外事件处理，最终不了了之。

男尊女卑观念始终印刻在韩国男性的骨子里。

在韩国，女性更多是被视为男人的从属品。不管做什么都要比男性出色许多倍，才有可能获得社会的承认。

甚至面对一些羞辱女性的事件，韩国男性大多采取漠视和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

因此，韩国女性始终被当作男人社会中的“玩物”。

另一方面，韩国男性想要获得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与客户、同事之间的各种应酬。

而酒足饭饱后，性娱乐就是必不可少的“甜品”。

韩国税务局就曾统计，韩国企业每年在性娱乐方面的花费超过10亿美元。

甚至，繁荣的色情业还引来了许多欧美国家的买春者，为韩国旅游业带来了另一笔不菲的收入。

因此，大多数韩国政客都对近在眼前的色情业装糊涂。因为他本身或许就是其中一位“消费者”甚至是性骚扰者。

2020年7月，韩国首尔市市长朴元淳自杀身亡。

他本人曾是文在寅的左膀右臂，也曾是2022年韩国总统大选的最有实力的候选人。

可就在朴元淳自杀前不久，他的女秘书报警称，朴元淳对她进行了长达4年的性骚扰，包括索吻和发送不雅照片给她。

因此，韩国为朴元淳举行葬礼期间，有50多万网友在青瓦台网站请愿表示反对，理由是朴元淳自杀很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性骚扰丑闻暴露。

不过，韩国政界也曾有对色情业较真的人。

2004年，卢武铉上台后为抑制泛滥的色情业，出台过一个《性交易特别法》。

卢武铉上台后出台了韩国史上最严厉的扫黄法案

根据该法案，只要是性交易过程中被警察抓到，就要面临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韩元（约合1.6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罚款。

甚至政府为此还搞了个举报制度，鼓励韩国人民争当密探，只要举报性交易行为成立，就能领取一笔奖金。

只是这个举报制度不断被人诟病侵犯人权，加上无人响应，随后无疾而终。

长期的色情业早就让韩国民众变的麻木，对性交易现象始终持有包容的态度，觉得这纯属你情我愿，也不像其他犯罪行为有那么大的社会危害性。

不过，《性交易特别法》还是取得一定成效，封杀了国内多处著名的“红灯区”，大约有4万多家色情场所关闭，26万名该行业的“小姐姐”被抓。

2009年，卢武铉跳崖自尽后，韩国色情行业再度重归巅峰，甚至比之前还要疯狂。

没想到，本是严厉的扫黄法案却让韩国其他娱乐场所迎来了“新商机”。

-4-

越扫越黄

2014年，在《性交易特别法》颁布十年后，日本一家电视台来韩国暗访色情业。

一个色情业大国记者去暗访另一个国家的色情业，不知道算是“偷师”还是“炫技”，颇有几分黑色幽默。

记者调查发现，韩国表面上的红灯区确实有所减少，而有着“特殊服务”的情人旅馆、卡拉OK厅、桑拿等已经从2004年不到几千家，发展到了数万家。

而那些没有任何牌照的“玻璃房”更是遍布在韩国的大街小巷，甚至还出现了打着“亲吻”旗号的“亲吻屋”这样奇葩的服务项目。

这类“亲吻屋”最早出现在韩国首尔，只允许女性员工提供与男性客人的“接吻”服务，但是根据情况，也允许客人“接触”上半身。

这样的服务收费标准是30分钟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52元）；而在韩国，通常兼职为4000韩元（约合人民币25元）。因为来钱快，吸引了不少韩国女性前来“兼职”，其中还不乏“韩国小姐”。

2008年的韩国小姐季军金熙京，就因曝出大学时曾在“亲吻屋”兼职，还曾拍摄过不雅照，最终被取消了评选资格。

至于转入地下的韩国色情业更是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比如，首尔冠岳区奉天洞就号称“首尔盘丝洞”。

这里倒没有吃人的“蜘蛛精”，而是有着数不尽的地下色情场所。

从适合白领口味的咖啡厅，到深入普通工人阶层的街边茶房（Dabang），以及各种发廊、按摩店，大大小小300多家的店铺几乎都从事着同一桩业务：色情业。

表面上看这里店铺从招牌到装潢都很像那么一回事，可这些门窗紧闭的铺面里透出的暧昧红光，还是暴露出这里不一般的业务。

首尔另一处的永登浦区有条咖啡馆云集的“堂山文化街”，汇集了各类咖啡馆。

这里的咖啡馆内穿着迷你短裙的“小姐姐”不仅可以为你亲手冲泡咖啡，也可以根据支付的价格，提供不同类型的“增值”性服务。

韩国此类打着休闲旗号，实际是色情场所云集的地方数不胜数。

而在新冠疫情下，由于政府防疫部门并没完全强制要求“玻璃房”等地下色情场所，此类场所还在正常营业。

只是这些来去匆匆的客人，既没有登记信息，也不可能在“特殊服务”中遵守防疫措施，给韩国政府的防疫带来了巨大隐患。

2020年5月6日，首尔的梨泰院就发生了因新冠病人逛夜店，最后导致86人确诊事件，其中63名为同一家夜店的客人。

可事实上，当天该地区还有关联的5517名访客。结果韩国的防疫部门只联系到3535人，还有约2000人根本联系不上。

不仅如此，过度发达的色情业其实更让韩国有苦说不出，因为越来越多人只要“愉悦”的过程，而不愿意“开花结果”。

《2020年联合国世界人口状况》曾公布过，韩国的总生育率在世界198个国家、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一。同时，韩国还是结婚率全球最低，离婚率全球第三的国家。

-5-

无处不在的财阀

话说回来，许多还是看得见的韩国色情业，更隐秘乃至更肮脏的则藏身在韩国的娱乐圈中。

富可敌国的财阀们自然看不上大街上的胭脂俗粉，更高端，更艳丽的女明星，才符合他们的口味和地位。

至于名气，那肯定是越大越好。

张紫妍就只是沦为他们玩物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可结果呢？

张紫妍案和N号房事件都在文在寅手上最终落下帷幕，只是同为罪大恶极的性犯罪，一个至今没有下文，一个判了40年牢。

还有韩国艺人“胜利案”，因为其性交易罪、性暴力等9项罪名被判3年有期徒刑，罚款11亿韩元，强制退伍进监狱服刑。

普通罪犯毫不客气被判了重刑，可为财阀拉皮条的罪犯，即便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却只是轻飘飘判了3年而已。

问题是，那些涉嫌性侵以及性交易的财阀大佬们呢？

哪怕张紫妍的遗书里明明白白写明了自己曾陪睡的几十位韩国政要的名字，包括三星集团太子爷李在镕。

她最后香消玉殒了，李在镕却吃了不到一年的牢饭就风光出狱，至于此案幕后的财阀，更是提都没人再提。

碰到普通的色情案件，韩国政府和警方还能装模作样。

可面对涉及背后财阀的性侵案，哪怕是被视为卢武铉事业继承者的文在寅也无计可施。

“刑不上财阀”似乎成了韩国政坛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韩国政府也很清楚猖獗的色情业背后其实离不开财阀的支持和纵容，甚至是其产业的一部分，却依旧无可奈何。

能怎么样呢？

就业难、买房贵，各种压力早就让普通韩国人喘不过气，特别是韩国女性。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女性就业率为56.7%。

这个数据不仅远低于新西兰（72.2%）、日本（70.7%）和澳大利亚（68.6%）这些亚太邻国，甚至还不如东欧国家的立陶宛(71%)、爱沙尼亚(71%)、拉脱维亚(70.2%)和斯洛文尼亚(67.8%)。

买房更别想了，韩国首尔一套普通的公寓，从2017年的6亿韩元（约325万人民币）涨到了12亿韩元（约650万人民币）。

甚至在2005年，韩国宪法法院废除《民法典》和《户主法》之前，哪怕自己掏钱买了房的韩国女性也成为不了户主。

韩国女性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

与中国“押一付三”的租房方式相比，韩国的租房无论地段、大小都必须支付1亿韩元（约5.4万人民币）以上的保证金。

找工作抢不过男性，买房、租房又没那么多钱，韩国女性想多赚钱自然只能找报酬相对较高的色情业了。

而那些单身，或者没能力成家，再或者成家后备感压力的韩国男性，也只能通过频繁嫖娼才能获得些许的放松和满足感。

老百姓日子不好过，韩国总统自己也一肚子苦水。

要么上台前曾是某个财阀旗下员工，靠着财阀势力扶持上台，只能看人眼色；要么是自己势单力薄，难以抗衡左右着韩国政界，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的财阀集团。

说到底，韩国色情业发达，乃至越扫越“黄”的核心根源，既有历史的因素，也与韩国长期扭曲的社会性问题有关，更与持续性社会内卷带来的压力息息相关。

而这个问题在韩国似乎至今还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