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最懂中国的西欧国家 曾把中国得罪透顶

“在今日的国际关系下，与中国经贸密切、但价值观存在差异的荷兰，恰恰是需要中国着力做工作的对象，要持续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荷兰。”曾任中国驻荷兰王国大使的华黎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22年5月18日，是中国和荷兰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

现任中国驻荷兰大使谈践称荷兰是“小国大业”。他说，荷兰是中国在欧盟内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国、第二大引资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50年来，中荷贸易额从1972年的不足6900万美元，上升至2021年的1164亿美元，增长近1700倍。

如果说荷兰是“小国大业”，那中荷关系就是大起大落，大风大雨，风雨中有彩虹。在正式建交前，中荷关系曾搁置在“代办级”半建交关系17年，建交后又因售台潜艇风波一度跌回代办级，这在新中国建交史上实属罕见。

“欧洲的中国人”

1963年7月，27岁的卢秋田作为外交部选派的德语翻译，与新上任的中国驻荷兰代办李恩求及夫人，赴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上任。

中荷两国是1954年11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代办处位于荷兰海牙市威廉·洛德维克兰路一座编号为“102517JT”的小楼房里。海牙禁止建筑修围墙，只能围以栅栏，种上常绿树，楼房的高度、楼间距都需经市政府批准，所以代办处的草坪和树木终年常绿。

一位年轻的荷兰商人送了卢秋田一本名为《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的书，卢秋田读完，惊叹于该书体现出的极致的实用主义哲学。

两国的文化差异也随处可见，卢秋田有时要从中解释以避免误会。

中国代表团访荷，团长收到的礼物是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册，而每个团员收到的则是一个菲利浦电动剃须刀，代表团不知道画册在欧洲是送给贵宾的高级礼品，以为送错了。另外欧洲国家习惯当场打开礼品，以示尊重和信任，中国人则反之。

一次，一位荷兰贵宾访华，其夫人被安排参观幼儿园。她看到，一群孩子在小雨天笔直地站在门口齐声欢迎，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都表情严肃地背手坐在椅子上。回荷兰后，她告诉卢秋田，这是她历次出访中感觉最不好的一次，她觉得孩子们失去了天真烂漫。卢秋田解释，这是在向贵宾表示尊重和礼貌。

外交风波

1966年，代办处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

这年7月，荷兰代尔夫特召开了国际焊接学会年会，中国派来九人代表团参会，其中一位是来自东北的焊接专家徐子才。

卢秋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会议期间，徐子才上厕所时，美国代表团成员前来接触和鼓动，谈话被另外一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听到。代表团团长得知后召集会议，徐子才报告了此事，并表示已拒绝美方。深夜，他将床单绑在所住二楼房间的窗户上，试图离开，但因床单断裂而坠楼，被送往医院。

第二天一早，代办李恩求上班后获知此事，立即下令从医院接回徐子才。在接人的过程中，使馆工作人员与医院发生了冲突。当晚，徐子才因伤势过重去世。

荷兰外交部称中国外交官从医院将人接走违反了荷兰法律，宣布中国代办不受欢迎，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荷兰。

次日，李恩求夫妇启程回国。离开前，李恩求交代卢秋田等人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首要任务是要保护好另八名代表团成员。

八人都被接到代办处居住。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保卫代办处，保卫国家机密，保卫八位专家。

荷兰外交部要求对徐子才的尸体进行解剖化验，并传讯八人，遭到代办处拒绝。荷兰警方包围了代办处，在每个出口设专人看守。代办处工作人员每次外出，警方都要跟踪，并且要打开汽车后备箱检查。

一些荷兰媒体捕风捉影地报道称，一名中国专家在代办处内被“害死”。三四百民众聚集在代办处外，一些人想爬进来，代办处司机举着斧头站在门口。还有人扔燃烧瓶，所幸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代办处根据国内“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讲理说理”的电报指示，没有发生正面冲突。

7月22日，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召见了荷兰驻中国代办杨克仁，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但在中国代表团人员安全离开荷兰之前，暂时不能离开中国。

僵局持续了半年。荷方提出折中方案，即八人可留在代办处，由荷兰派外交部官员前来简单询问基本情况，每人不超过一分钟。中方同意了。

询问后第三天，代表团乘机回国。不久，荷兰发布了验尸报告：第一，没有任何遭到虐待的痕迹；第二，由于高处坠落，内脏重伤，肝破裂，出血过多，造成死亡。

“你们的见解比欧洲人还要欧洲”

1971年9月16日，卢秋田在回国参加“文革”后，再赴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与他一同赴任的，是另一名随员刘关仁。

这年10月，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在此前后，各国纷纷与中国建交，荷兰也与中国签署联合公报，宣布自1972年5月18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机构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

刘关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荷正式建交后，中国驻荷使馆的商务处、文化处、交通处和研究室等部门的规模都有所扩大。

刘关仁在研究室负责调查工作，每天早上听新闻广播，上午看报纸，在中午之前把荷兰国内动态、政府党派要闻、重要国际消息翻译好，写成摘要，并把其中牵涉中荷两国关系、荷兰对华态度的信息及时向国内汇报。晚上，他要和大使一起看电视新闻，做同声翻译。

中国首任驻荷大使是1972年12月到任的郝德青。1975年2月，陈辛仁接替郝德青出任大使。

行前，乔冠华在北京饭店宴请应邀访华的荷兰外交大臣麦克斯·斯图尔，如此向他介绍陈辛仁：“陈先生将出任中国驻贵国的大使，他是我们最老、最可信赖的大使之一。”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也在北京会见了斯图尔。当时中国奉行“一条线”外交战略，即联合美国、欧洲、日本等以抗衡苏联。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斯图尔说：“欧洲朋友希望和平，我们比你们更希望和平。因为有了和平环境，我们的建设会更顺利些。但这个问题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目前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现在危险更多地是来自我们的北方邻居。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处于防御地位，苏处于进攻地位。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我们希望欧洲团结起来。美欧联合，我们不反对，当然我们希望这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

陈辛仁和使馆外交官员利用各种交际场合，在驻在国官员、社会人士、外交使团中宣传“一条线”战略。

1975年12月，福特政府副国务卿索南菲尔特在伦敦发表讲话，主张对苏联妥协，承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及其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陈辛仁等则强调，中国反对新的“慕尼黑”绥靖政策，反对“索南菲尔特主义”。这在荷兰引起了广泛共鸣。有人说：“欧洲人自己有时是松松垮垮的，你们的见解比欧洲人还要欧洲！”

“锅里的食品不会变馊”

1979年2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丁雪松飞抵海牙，接替陈辛仁担任中国驻荷兰大使，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

此时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中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把西欧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之一。

4月11日，丁雪松穿着一袭银灰色锦缎旗袍，在使馆举行上任招待会。媒体注意到了，称“老式的毛服被精细的中国丝绸代替了”。

丁雪松就任时，中荷关系正处于上升时期。荷兰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说：“丁大使是在荷中关系走向高点时到位的。”荷兰大报《电讯报》说，荷中关系“近年来几乎出现了急风暴雨式的发展”。有媒体称，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现在的政策“好似耳边响起优美的乐曲”。

当时荷兰工党内阁已下台，基督教民主党的安德烈亚斯·范阿赫特出任首相。范阿赫特内阁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对中国态度友好，内阁刚成立即邀请中国外长黄华访荷，还主动提出建立工作互访。荷兰召开的某些国际会议和民间往来中曾出现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但都在荷外交部干预下顺利解决。

中国农业部部长何康访问荷兰期间，卢秋田陪同参加了荷兰农业部长的宴请。荷兰农业部长在欢迎词中说：荷兰国土面积只有四万平方公里，但农业出口值占世界第二、第三位。荷兰农业中粮食不是主要的，但可以养活两个荷兰；蔬菜不是主要的，但可以供应半个多欧洲；奶制品不是主要的，但可以供应半个地球。荷兰最主要的是工业，尤其是水利事业最为荷兰人自豪，荷兰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低于海平面，荷兰跟海水做了800年的斗争，“上帝创造了世界，荷兰创造了荷兰”。

卢秋田曾参与接待一个中国经贸代表团。中国代表团都身穿灰色西服，十几个人的行李箱一模一样，让荷方人员怀疑来的不是经贸代表团，而是军方人员。在贵宾厅，荷方人员问客人喝什么，中国代表团团长回答喝茶，其余十几人也随声附和，无论卢秋田作何解释，荷方人员都不相信这是经贸代表团。

不过尽管有不愉快的一些插曲，但总的来说，中荷之间经贸和科技合作活跃。

1978年，双方商定要分两期合作完成投资共10亿美元的连云港扩建工程。荷兰对这一工程举国关注，期待它能冲淡当时经济的低迷。

工程上马之时，正逢陈云主持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979年10月，中国交通部部长致函荷兰运输大臣：因中国实行国民经济调整，连云港扩建工程决定下马。

彼时荷方为连云港工程已专门组建了港口三角洲财团，花了几百万美元投入前期准备，图纸已画好，平台也已运来。工程下马让荷兰感到难以接受。

为了减轻这一决定的负面影响，使馆多方面开展工作，说明中国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只是暂时的，中荷之间的合作将是长久的。荷方表示谅解，荷兰外交大臣说：“锅里的食品不会变馊，希望不管事隔多久，再吃它的时候仍是甜的。”

1980年12月，荷兰首相范阿赫特及夫人一行访华，这是近代史上荷兰在任首相第一次访问中国。丁雪松、卢秋田等全程陪同。

范阿赫特访华期间，中国政府给予了高规格接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会见他时，称赞荷兰人民在围海造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荷兰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两国合作的前景很好，但前进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考虑到自己的条件。范阿赫特对中国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表示理解。

送走了荷兰首相，丁雪松留在国内休假，没想到再也没有回到任上。

1980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向荷兰RSV企业集团提出价值5亿美元的购货订单，其先决条件是荷兰为台湾建造价值2亿美元的两艘潜艇。

中国驻荷使馆和外交部几次向荷兰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指出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已经超越了民间贸易的性质，是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的严重行为，要求荷政府不要批准这笔售台武器交易，并发出此举将会导致中荷外交关系降级的警告。

荷兰政府则强调这是经济行为，认为在当时西欧经济不景气、荷兰社会失业严重的情况下，这笔交易可以解决不少人的失业问题。经过激烈辩论，荷兰内阁最后批准了这笔交易。

1981年5月5日，中方照会荷兰，宣布自即日起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降为代办处。中荷之间正在酝酿的一些合作项目，也因此搁浅。

中国驻荷兰前大使华黎明说，当时荷兰虽然看重中国的大国地位，但是对华关系的好坏对荷兰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数据显示1984年中荷贸易额不超过4亿美元，仅是荷兰与台湾当局贸易的1/5。

不久，事情发生了变化。

1982年11月，范阿赫特辞去首相职务。1983年末，新任荷兰内阁领导人公开申明：售台潜艇只是“一次性交易”，下不为例。1980年以来其他西欧国家已多次拒绝向台湾出售军品，荷兰不应置身于这种“普遍一致性”之外。中国的经济调整政策成效显著，荷兰对于同中国发展贸易寄予厚望。

荷兰政府作出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承诺并重新确认1972年中荷建交公报各项原则后，中荷两国的外交关系从1984年2月1日起由代办级再次恢复到大使级。

1985年，范阿赫特以荷兰北布拉邦省省长的身份再度访华。他说，当时批准这笔交易完全出于非政治因素考虑，如不批准内阁将陷于危机，决非有意针对中国。

范阿赫特还回忆起1980年10月首次访华时的情景，说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会见和谈话印象深刻。范阿赫特后来评价说：“他是我当时所见过的最风趣、最充满活力、最具魅力的人之一。我并不想充当预言家，但当时我便认为，他是能改革中国，引导中国踏上新路程、新发展道路的人，而事实恰恰如此。”

“让我像荷兰人一样直接”

1998年3月，新任中国驻荷兰大使华黎明赴海牙就任。他是第一次到西方国家工作，前任大使告诉他，工作很难做，要做好思想准备。

此时中荷两国刚刚结束一场“争吵”，双方都十分戒备。

华黎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7年4月，在法、德、意等欧盟七国放弃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上与中国对抗后，荷兰执意提出涉华提案，对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攻击。中荷关系再次受到影响。中国政府做了相关工作后，荷兰在年底改变在涉中国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以建设性的态度同中国对话。但是，荷兰媒体和公众中仍然充斥着指责中国人权和西藏政策的声音。

1998年，中国南方遭遇特大洪灾，荷兰各界纷纷捐助。华黎明觉得，荷兰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是认可的，也渴望了解中国文化，但荷兰的海外殖民史和富裕工业化国家身份，使其中不少人难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处境。

华黎明发现，荷兰人有强烈的普救主义伦理倾向，会同情他们认为的弱势和少数群体。例如，荷兰在20世纪50年代既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又反对将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以色列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因此，荷兰人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有类似的情绪，继而影响到荷兰政治家的对华态度。

华黎明在荷兰各界中积极活动，促成他们访华，实地考察中国。他在荷兰左、中、右各派议员中都结交了朋友。他与荷兰政界和商界讨论最多的话题是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中国表现、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中国加入WTO的问题。

那时，荷兰处理对华关系的大小事宜主要看美国、英德法、欧盟的政策，但又不盲从。荷兰崇尚自由贸易，对欧盟对华实施的多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历来反对。时任荷兰首相科克曾对华黎明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不应由荷兰告诉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2001年1月，华黎明结束任期奉调回国。在他任职期间，中荷关系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1998年，荷兰外交部首次公布了对华政策白皮书。1999年，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访华，这是荷兰国家元首首次访华。1999年9月29日，中国驻荷使馆在海牙市政大厅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招待会，包括五名内阁大臣在内的近千名荷兰人出席，创下纪录。

到2003年底，中荷双边贸易额超136亿美元，荷兰超过英国，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德国。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领导人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一致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2021年最后一天，荷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电讯报》以《中国龙的反击》为题，刊发对中国驻荷兰大使谈践的专访。

文章说，不论是台海紧张局势、“一带一路”的提出、中美竞争还是人权问题，中国总是新闻话题的热点。谈大使不避讳西方对中国的批评，他认真倾听，时不时开个玩笑，或者称赞荷兰一下，但对那些核心话题立场严肃。他说：“让我像荷兰人一样直接：荷兰媒体和公众舆论对中国的认识颇为负面，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中国人现在更加开放健谈，与以前大不一样。”《电讯报》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