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优序融资，作为市场缺失的弥补，而成为其重要的替代性机制

企业融资约束的特殊性理论——政治优序融资。除了社会资本融资理论之外，还有另一个近年来较为突出的理论创新，即政治优序融资理论。它关注于企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融资则可能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远近、优劣等确定难易程度和融资序列等等。

政企关系自古有之，贯穿了整个商业发展的历史。秦国吕不韦就有奇货可居一说，近现代，晋商和徽商的辉煌也离不开其与政治的联系，红顶商人成为从商者不断追求的目标。Fanetal,Lietal均以我国企业与公司的情况作为计量统计的研究样本，研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之间的内在联系。

Fanetal发现，如果公司高管如果曾任政府官员，那么他所属的公司的经营绩效会降低37%,这其中的原因可能，由于曾有政府经历，其自身约束力会下降，从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与这项研究相反，Lietal研究发现，政治关联特别与民营企业经营绩效有正的联系，在市场发育还不健全，企业正常经营容易受到政府影响的环境下，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联系将会帮助企业获得额外的资源，比如银行贷款等，从而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从现有文献来看，不仅我国企业重视政企关系，国外企业也同样重视政企关系。

Khwaja&Mian以巴基斯坦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政治关联与银行信贷获取难易程度之间的关系，他们研究发现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至少50%的利率优惠，借款金额也要高45%。Sapienza以南欧国家(意大利)企业与公司的经营情况为计量样本，通过研究在南欧政治环境下政企之间的关系对企业从银行得到贷款的难易程度。

研究中他发现国有银行在向企业贷款活动中存在预算软约束，在其与企业签订的贷款协助中的利率比较低，并且，银行的借贷行为会受到此银行所支持的政党选举结果的显著影响。

从理论上而言，政企关联事实上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机制。

在经济转型的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企关联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都处于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状态，市场机制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一些潜在的交易机会会被白白浪费，资源的配置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制度来进行，那么结果很可能是社会效率的低下甚至于陷入“贫困陷阱”。

此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承担起资源配置的责任，纠正市场机制缺失所导致的经济混乱。无论如何，宏观上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在微观上必然会导致价格信号的失真，同有缺陷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政府干预下的价格体系一样难以反映资源真实稀缺程度的信息，而在此扭曲的价格体系和政治经济背景下企业的行为也可能发生扭曲。

在市场机制和政府都参与了包括金融资源在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并且政府作用更加突岀的背景下，企业往往会积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寻求经营上的支持和保护，获得资源，甚至寻求垄断的可能性。建立起与政府良好的关系成为对企业而言效果最好并且成本相对较低(因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的运营模式。

有良好政企关系的企业能够降低其与政府的签约成本，获得较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并且能够以较低的资源获取银行资源、矿产资源等。一旦这些企业取得了较高经济绩效，这种政企关系又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从而对社会中其他企业产生影响，政企关系由此作为市场缺失的弥补而成为其重要的替代性机制。

在中国，政企关系可以表现为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官二代进入市场发展成为企业家或者企业倾向于招聘官二代等。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后，我国企业发展有了极大的发展。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对国民经济依然有巨大的控制力。企业为了从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需要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而国有企业与政府天然的联系使得国有企业往往更受到政府的青睐。由于我国银行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导，金融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这使得与政府关系更好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能够更容易的获得银行的融资，银行也更愿意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以及与政府具有良好关系的企业。

这便是Huangetal提出的政治优序融资。根据政治优序融资理论，即使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为零，国有企业以及与政府有良好关系的企业也更容易获得金融部门的融资。

政治优序融资存在一个前提，便是金融体系为政府主导，否者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必然按照效率原则来配置资源，该金融体系注重成本与收益；遵循无歧视的原则。此时企业是否为国有，是否与政府具有良好关系就不再重要。因此，可以认为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是政治优序融资产生的前提。

Huangetal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存在融资约束程度上的显著的差别，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往往使得国有企业具有融资的优势，而非国有企业却存在严重的信贷歧视。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与政府具有更紧密的联系。这种政治优序融资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Songetal在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的著名文章《GrowingLikeChina》利用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在信贷市场的区别，以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的转型为背景，解释了中国外部经济的失衡二劳动力从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转移提高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提高了储蓄；

然后由于政治优序融资，非国有经济难以从正规部门获得贷款，而能够从正规部门获得贷款的国有经济却因为转型不断萎缩，贷款需求下降，由此制约了投资增长，从而出现储蓄投资缺口，经常项目盈余。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便是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如何产生的？它又如何演变的？在计划经济时期，金融资源的配置由国家统一安排和配置。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金融体系也逐渐开放，市场力量逐渐被引入参与到配置资源的过程之中，比如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等。

但是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金融资源的配置还是以政府为主导。毫无疑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政府主导金融体系出现的原因之一，但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和市场边界界定不清晰。

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也阐述了市场经济繁荣的机制。在分散的个体中，市场机制能够及时的发现价格，并有效地配置资源。然而，市场也存在着失灵的时候，比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严重萧条等。

凯恩斯经济学正是对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这一机制的修正和完善，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是纠正市场失灵的主要措施。凯恩斯主义也成为1933年罗斯福实施的新政的理论基础。正如一枚货币总有正方两面，我们也需要注意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它也存在失灵的时候。

按照布坎南宪政经济学，政府也是经林，如同一般经济人一样，它会根据现有约束条件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一旦这种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不一致时，社会福利最终会受到损失，政府决策会产生不良影响和后果。

由此可见，政府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市场和政府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它们并不是一种完全替代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

当前，我国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对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逐渐加大。第一，全球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TPP谈判中，国有企业的垄断，包括对金融资源晦断成为一大难点，而中国经济要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尽快加入新一轮全球化贸易和投资的框架之中；

第二，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将显得更加重要，他们对金融服务需求将更高，这就需要解决非国有经济融资难的问题；第三，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转型己经出现，中国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老龄化首先造成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进而导致一国储蓄资源的下降，经济可利用的要素资源都出现了减少。

如果政治优序融资依然存在，国有部门依旧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在资源总量减少的情况下，非国有部门便更难以获得资源，其融资约束难题将更加突出。

结语

非国有部门对金融服务需求也越来越高，非国有部门融资难问题越显突出。可以认为，老龄化带来的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对该非国有部门的影响最为直接，因此他们要求按照效率原则进行资源配置的愿望也越发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