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他改变了电影”，众电影人谈戈达尔

法国新浪潮名导让-吕克·戈达尔去世后，英国《卫报》向迈克·李、马丁·斯科塞斯、卢卡·瓜达尼诺、伊莎贝尔·于佩尔等世界各国的电影人发去电邮，请他们谈一谈自己对他及他的作品的认识与看法。这些电影人也都据实以告，或崇敬，或不解，而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将戈达尔视为电影史无法被忽略的名字。

让-吕克·戈达尔

迈克·李（Mike Leigh），英国导演，代表作：《秘密与谎言》《维拉·德雷克》《又一年》

戈达尔的去世让我情绪低落，想起了许多往事，悲伤不已——尽管对于他后期作品之古怪，我至今仍有保留意见，而且相信和我有相同感受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我回想起了1960年，那年我17岁，正是最爱看电影的年纪，刚从老家索尔福德来到伦敦，就赶上了《精疲力尽》引爆伦敦各大影院。在那之前，我看的全都是英国国产片和好莱坞电影，一部外语片都没看过。《精疲力尽》真的是让人看得精疲力尽。那自由奔放的外景拍摄、自发而又可信的表演、天马行空的古怪创意……处处皆在挑战观众对于电影的固有概念：那真是最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的快乐天堂！

《精疲力尽》

当然，我来伦敦后也接触到了许多别的外国导演，尤其是特吕弗——从本性出发，我可能偏爱《四百击》《朱尔和吉姆》要远多过戈达尔的任何一部作品。但事实就是，主导那些年里的电影叙事革新的，除了戈达尔再无第二人。他一年推出一部新作，我和我那些迷影同志则如饥似渴地来者不拒，而且每次散场后都会围绕影片争论到深更半夜。

本人最喜欢的戈达尔作品：《赖活》《卡宾枪手》《法外之徒》《我略知她一二》。再后来，我也不知怎么的，又对《周末》偏爱有加起来。

《法外之徒》

“他的电影会将你从睡梦中给叫起来”

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美国导演，代表作：《出租车司机》《好家伙》《愤怒的公牛》

从《精疲力尽》开始，戈达尔便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电影和电影究竟可以拍些什么。论大胆，再也没有哪位导演能与他相提并论。看看《赖活》或是《轻蔑》又或是《美国制造》，你会意识到他正当着你的面，将自己的电影整个拆散然后又重新组合了起来。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甚至于就连下一帧画面会变成怎样，也都完全无法预料——这就是他，每一帧画面都投入了心思。

《赖活》

《轻蔑》

《美国制造》

他没有哪部电影是从头至尾满足于同一种节奏、同一种情绪或是同一种视角的。看他的电影，你不会觉得是被带入了某种梦境，相反，它们会将你从睡梦中给叫起来，而且不论再重看多少遍，都是这种感觉。很难接受他去世的事实，但如果说真有哪位艺术家离世之后仍能靠他作品在人间留下痕迹的话，那就是戈达尔了。电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现在已越来越沦为单向作用，观众越来越像是纯属被动的受众，这时候戈达尔那些电影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就更加明显了。

“永远让人琢磨不透的星辰大海”

保罗·施拉德（Paul Schrader），美国编剧、导演，代表作：《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蓝领阶级》

电影分戈达尔之前的和戈达尔之后。他用十五年的时间，将电影拆开了再组合起来然后又再拆散开来，最终让电影成了他手里的魔方玩具。戈达尔和鲍勃·迪伦一样，都是他们那个时代永远让人琢磨不透的星辰大海。

戈达尔是引用方面的戏法大师，所以他应该会欣赏《历劫佳人》里玛琳·黛德丽饰演的坦雅说汉克·昆兰的那句话：“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你怎么评价他，又有什么要紧呢？”

“拍电影要成为占据我人生每时每刻的事情”

卡罗尔·莫雷（Carol Morley），英国导演，代表作：《堕落》《突如其来》

我第一次看戈达尔的电影，是在大学的电影课上。当时我23岁，电影知识相当贫乏。老师给我们放了《一切安好》，整个电影说的就是香肠工厂里的一次罢工。电影放完，我整个人懵了，这电影说了什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电影存在？老师问我们，相比我们过往看过的其它电影，《一切安好》有何不同之处？这让我一时语塞——它带来的那种触动，在当时是很难用语言说清楚的，不过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同学回答说，她觉得《一切安好》的最大不同在于，字幕出现的位置，要比她以前看过的那些外国电影更高一些。

《一切安好》

随后老师带领大家具体讨论，我们渐渐意识到《一切安好》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是在挑战观众：这绝对是一部政治的、激进的、革命的电影。而它的主演又是简·方达，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大明星。后来，我自己当了导演，短片《我不在这里》（I'm Not Here）里也拍了一个超市里的重复移动摄影镜头，正是受到了《一切安好》的启发。

听说戈达尔去世的消息，我翻出了书架上的《戈达尔谈戈达尔》（Godard on Godard），找到了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那一段话：“我不光是拍电影的时候在拍电影，我做梦、吃饭、看书、跟你说话的时候，都是在拍电影。”戈达尔教会我的就是，拍电影要成为占据我人生每时每刻的事情；他还让我知道了，要把自己从所谓的电影规则中解放出来，永远都要记得去创新，保持一颗玩心，永远不要停止学习新东西。

“他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卢卡·瓜达尼诺（Luca Guadagnino），意大利导演，代表作：《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我是爱》

1985年，我14岁那年，第一次体会到让-吕克·戈达尔这个名字——或者说，是他那个早已成为旷古传奇的姓名缩写JLG——的超凡力量。那天，在我度过青春时代的那座黑暗、压抑的巴勒莫小城里，我忽然撞见一群人正在电影院门口暴跳如雷、疯狂嘶叫，而电影院里正在放映的，就是他的作品《向玛丽致敬》。

《向玛丽致敬》

这不禁让我疑惑，究竟是什么样的电影，能激起观众如此强烈的愤慨？出于好奇，我买票入场看了这部电影，结果也从它光辉但又简练的美，理解了什么叫作电影的力量。JLG就像是一束光，通过他的一部又一部的电影，通过他的一种又一种的思想，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今天我们永远失去了他，这让我好像一下子多了一份孤独感，好在他的电影都还在，我们永远都不会缺少指路的向导。

“他就像是一把锤子，将那些自鸣得意的电影全都砸了个粉碎”

马克·卡曾斯（Mark Cousins），英国影评人、导演，代表作：《电影史话》

戈达尔是让人心情压抑的红衣主教，是绘声绘色的布道者。我最先看的是他的《周末》，那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整个人感觉都上了一个层次。这就是戈达尔，他会逼着你站上道德的高地，逼着你去看轻那些娱乐和滥情的电影。然后我又看了情绪饱满的《赖活》，还有《我略知她一二》，发现他电影里但凡是以女性作为核心的那些，相对来说会让我觉得更容易接受。还有《向玛丽致敬》，那里面的情色元素，本身就很矛盾。总之，对戈达尔而言，电影院从来就不只是什么逍遥宫。

《周末》

《我略知她一二》

戈达尔电影里绵密的旁白、文字和视觉蒙太奇，大多数时候都会让我的大脑觉得实在是忙不过来。在这场电影马拉松比赛中，他早已超越了绝大对数的同行，领衔他们一圈都不止。要说他死后留给我们的电影遗产究竟是什么？我觉得他就像是一把锤子，像是砸玻璃那样，将那些自鸣得意的电影全都砸了个粉碎。其实前不久我还专门去过一次瑞士罗勒，心想着说不定能偶然撞见他正巧在遛狗什么的。

“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

凯莉·莱卡特（Kelly Reichardt），美国导演，代表作：《第一头牛》

去年去世的美国艺术评论家戴夫·希基（Dave Hickey）曾经说过，安迪·沃霍尔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安迪·沃霍尔之前的世界和安迪·沃霍尔之后的世界，完全就是不同的两个世界。那么，戈达尔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呢？电影究竟该是什么样子，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他是如此的高产，又是如此长寿，留给我们一口深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胆大得离谱，酷劲十足，但可能也缺少了一些人情味”

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英国导演，代表作：《末代独裁》《天梯：蔡国强的艺术》

戈达尔改变了电影。他的电影有着前人未有的自觉意识，观看他的电影时，你时刻都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观看一部电影，就像观看布莱希特的戏剧也是同样的道理。他的电影一直都在提醒你注意它是怎么拍出来的，根基来自哪里，受到什么影响（早期通常都是受到美国黑帮电影的影响，后来又受维尔托夫和俄国构成主义的影响）。例如《精疲力尽》《法外之徒》和《女人就是女人》这几部打破传统、酷劲十足的精彩之作，核心其实都是电影制作之道。相比之下，对于故事本身或是人物命运，他倒是没有多少兴趣。他关注的是自己电影背后的思想，关注它们能带给我们什么影响。他由影评人入行，终其一生始终都是影评人。

毫不夸张地说，是戈达尔催生出了从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到昆汀·塔伦蒂诺到索德伯格到塞琳·沙马（Céline Sciamma）的这一代又一代电影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几乎所有的现代电影。他那些早期作品，至今看来依然显得十分大胆，让我心潮澎湃。但是他后期的那些电影，却让我看得精疲力尽：高度政治化、高度对抗性。他真是很喜欢所谓“挑衅布尔乔亚”（译注：épater la bourgeoisie，最早被用来形容十九世纪法国颓废派诗人的一种说法，日后的达达主义也沿袭了这一风格）的做法，所以这一定也意味着我就是布尔乔亚了，因为他后期那些电影可真是“挑衅”到我了。不过他那部滚石乐队的纪录片《一加一》我却是十分喜欢的，乐队排练的无聊画面和激进的街头政治场面被有趣地并置在了一起。在当时，这是关于摇滚乐和摇滚乐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最佳电影作品，可能只有《给我庇护》能跟它比一比的了。

《一加一》

我曾经和卡洛琳·尚比迪耶（Caroline Champetier）合作过，她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戈达尔常用的摄影指导。有时她会给我讲述关于“大师”的轶事，每每总是让我听得心驰神往。最难以忘怀的是她说过戈达尔曾经想过要翻拍《安娜·卡列尼娜》，于是她就去了莫斯科，在那些后苏联时期的破败火车站中取景。问题在于，戈达尔并没有和她一起去，他人在巴黎，靠电话遥控执导。不知何故，我总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那个戈达尔的最好总结：胆大得离谱，酷劲十足，但可能也缺少了一些人情味。

“光是他那些电影的片名，就足够让我顶礼膜拜的了”

阿贝尔·费拉拉（Abel Ferrara），美国导演，代表作：《坏中尉》《江湖白事》《帕索里尼》

此刻我正坐在出租车里，电台里正播着滚石乐队的《无法满足》（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女DJ念出了它的创作年代：65，1965年。那正是戈达尔呼风唤雨的时代。我是1967年自己16岁时开始拍电影的，不久之后就意识到原来除了好莱坞之外，其它地方的电影更是山外有山。于是我会找那些伟大导演的东西来看，一次性看完他的所有作品，消化吸收，然后就此别过，再去发掘下一位。只有戈达尔，我始终没法和他说这一声再见。

就像帕索里尼一样，戈达尔留下的文字和电影都很特别，让人常看常新。小时候我经历了肯尼迪、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在几年时间里先后离世，所以当时总觉得凡事都会有一有二再有三，觉得戈达尔之后马上还会有像他一样的人跟着出现。结果却并非如此，再也没有出现像他那样的导演。事实上，整个电影史上，除了帕索里尼之外，就连能和戈达尔相近的人，也没有第二个。在戈达尔面前，我永远都只是身在襁褓之中的导演，光是他那些电影的片名，就足够让我顶礼膜拜的了：《赖活》《一加一》《女人就是女人》《阿尔法城》和我最喜欢的片名——《所有的男孩都叫帕特里克》。这真是令人悲伤的一天。

《所有的男孩都叫帕特里克》

“这份鼓励我将永远珍藏心间”

特伦斯·戴维斯（Terence Davies），英国导演，代表作：《远方的声音》《宁静的热情》

戈达尔和电影的关系，就像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与小说的关系。斯人已逝，但对后来者的影响力经久不衰。戈达尔的影响力，戈达尔的电影激情，让我们这些后来者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的去世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说永别太艰难，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次相见。我与他素昧平生，但他某次曾跟人夸奖过我的电影，这份鼓励我将永远珍藏心间。所以，女士们先生们，请脱帽起立，向这位天才的逝去致敬。

“都是他的错，害我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彼得·韦柏（Peter Webber），英国导演，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少年汉尼拔》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某天，少年的我去了伦敦波多贝罗路的Daddy Kool唱片店，想买些雷鬼乐唱片，结果却发现店关门了。天正下雨，我心茫然，于是决定去附近的Electric电影院看看有什么节目，那影院当时是一片破败。我到的时候，《狂人皮埃罗》马上就要开始放映了，我事先对这部电影一无所知，买了票就进去了。结果，我整个人都看傻了，它表面看似惊悚片，但与我过往看过的任何电影都很不一样。演员会转过身来直接冲着镜头说话。配乐的起始和停止，也都刻意逼使你去注意它们是如何操控观众情绪的。剧中人物会随机地忽然开口唱歌或是表演滑稽段子，在各种电影类型之间瞬间转变。《狂人皮埃罗》既热情又浪漫，既愤世又淘气，同时又能做到由头至尾触动你的内心。那一天，我也彻彻底底地爱上了戈达尔的缪斯女神安娜·卡里娜。

《狂人皮埃罗》

电影放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究竟什么叫作电影导演。绝大多数电影所遵从的那些规则，全被这部电影炸得粉碎，而且还炸出了光辉灿烂的效果。电影散场，我走出电影院，走进大雨之中，喃喃自语道：“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也想要拍电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最终我竟梦想成真——要怪就只能怪戈达尔，都是他的错，害我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几十年后，我又一次来到了Electric电影院，那里已重新装修，焕然一新，我去是要在那里为我第一部电影挑选演员，《戴珍珠耳环的女孩》。我的电影梦由此地开始，在此地实现，感觉也算圆满了。

“与其看他拍的电影，还不如听听他是怎么谈论电影的”

约翰·保曼（John Boorman），英国导演，代表作：《将军》《教授与疯子》

戈达尔的早期电影，生动而又浪漫，都是真正的法国新浪潮作品。后来，他的电影里知识分子味道越变越浓，越来越晦涩难懂。每次他有电影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时，他的新闻发布会总是热闹非凡，人山人海。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与其看他拍的电影，还不如听听他是怎么谈论电影的。当然，他绝对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将电影的艺术做到了极致，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各种极限。

“千万不要以为他拍戏很随性”

伊萨贝尔·于佩尔，法国演员，代表作：《冷酷祭典》《钢琴教师》《将来的事》

我和他第一次接触，是在电话上。他打来电话，说想要找我演戏，希望能见一面。我答应了，几分钟之后，他就出现在我家，开始讨论这部《各自逃生》。他喜欢称之为自己的“第二部处女作”，因为他在这里重新回到了相对更为传统的电影形式，告别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实验电影风格和政治电影路线。

《各自逃生》

《各自逃生》没有完整的剧本，他交给我的只有一些场景片段、一些诗歌、歌曲和油画。他只告诉我说，我在片中扮演的角色也叫伊莎贝尔。当时我正在美国拍摄迈克尔·西米诺的《天堂之门》，原定时间到了电影还没杀青，于是戈达尔亲自来了一次蒙塔纳，想看看我怎么样，跟我聊聊。

拍摄《各自逃生》的时候，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指导我们讲台词的方式。千万不要以为他拍戏很随性，其实他在很多地方的要求都相当明确，例如演员讲述台词的语气语调，都有明确要求。在这部电影里，他要求我们讲某些台词的语调，说得要有一种引述或者是神谕的感觉，让它们不再仅仅是普通的对话，而是多了许多余韵和分量。而且，我和他拍的那两部电影里，完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演员即兴发挥，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结果，从无半分犹豫。但他也鼓励我们自己平时多加思考，想到什么东西就写下来，交给他看。他一直说他很喜欢思考，也喜欢自己电影里的人物处于一种思考的状态。某天他告诉我，说我看上去像是一个经常在思考的人，这表扬让我受宠若惊。

后来我们拍摄《受难记》的时候，戈达尔希望我说台词的时候可以口吃，因为我演的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角色，他觉得这种抽象的做法可以更好地表现工人阶级在面对各种困难时的弱势处境。某年在戛纳电影节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说过法国电影一直太轻视工人阶级了，没有好好拍摄关于他们的故事。

《受难记》

至于他最后那几部电影，在我看来，它们的力量、趣味和前卫程度也丝毫不减当年。他一直都在用电影提问，直到最后。他是远见者，所以现在他走了，留下我们这些人，多少会有一种就此沦为孤儿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