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未婚先孕，产子后卖给他人，遗弃罪还是拐卖儿童？

案件背景

四川成都的小燕，出生于1997年3月，2018年8月的时候，21岁的小燕被检查出再次怀孕。还未结婚的她并不打算生下这个孩子，准备再次人工流产。

但医生根据检查结果告知小燕，因为她曾经多次进行过人工流产，已经对身体有所损害。如果再次人流，很有可能导致其丧失生育能力。

小燕对此十分为难。自己还这么年轻，又没有结婚，真要是丧失了生育能力，这可是致命的打击啊。可一旦生下了这个孩子，自己一个人又如何抚养呢？别人又会怎么看待自己呢？

眼见着分娩的日子越来越近，小燕也是越来越焦急。（判决书中并未提及小燕是否有男友，以及孩子到底是谁的）

2019年4月的一天，小燕在一家无名茶铺内遇到了李女士，二人闲聊期间，小燕向其倾诉了自己的难处。

小燕说，自己不想要肚里的孩子，但又不得不把他生下来，想让李女士帮忙给找个好人家送出去。李女士倒是爽快，答应了小燕的请求。

随后不久，李女士找到了浙江的一个买家，并商定要收取5万元的费用。联系妥当后，李女士便告知小燕，已经联系好了人家，对方可以给4万块钱，但自己要收取8000元的辛苦费。

小燕同意后，李女士当即与买家约定好，等孩子出生后，双方在成都“交易”。

2019年5月2日，小燕在医院顺利地产下了一名男婴，还向李女士借了7000元用于支付住院费用。李女士也欣然同意，并与买家取得了联系。

买家告知，会让自家的亲戚林某夫妇过去抱孩子。

4日这天，小燕办理了出院手续之后，便与李女士一起乘坐出租车与林某夫妇碰面，并将孩子交给了对方。林某夫妇给了小燕32000元之后，小燕便先行离开了。

林某夫妇又给了李女士20000元，以表示感谢，之后便抱着孩子离开了当地。小燕则从所得的32000元中又拿出了7000元，用以归还李女士的借款。

小燕自以为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之时，却因群众举报而案发。5月30日，小燕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次日，李女士也被公安机关抓获。

公诉机关认为系拐卖儿童罪，一审法院则认定为遗弃罪

小燕及李女士均如实供述了案发经过，公诉机关认为，小燕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李女士主动帮其联系买家，并从中非法获利，与小燕构成共同犯罪，且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应以拐卖儿童罪予以严惩。

但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定性，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一、关于小燕构成何罪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小燕作为该名男婴的母亲，却拒不履行抚养义务，以无能力抚养为由，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亲生儿子送给他人，并收取费用的行为，应当构成遗弃罪。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拐卖儿童罪的罪名，法院不予认可。理由为：

根据《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及相关规定，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

而区分的关键，则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来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具体到本案，小燕未婚先育，又缺乏能力抚养孩子，连住院费用都是向李女士借的，据此可知，小燕将男婴“送给”林某夫妇的主要目的，是其不愿承担抚养义务。

虽说小燕在客观上确实有收取32000元的行为，但该笔钱财不宜认定为数额巨大，其行为也不宜认定为，以收取巨额“感谢费”、“营养费”为目的，将子女“送”给他人的拐卖儿童行为。

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小燕构成拐卖儿童罪，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李女士的行为定性

李女士明知小燕无力抚养男婴而想送给他人抚养的情况，并从中居间介绍，收取费用，其行为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公诉机关对李女士指控的罪名准确，法院予以支持。

综合以上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小燕和李女士分别以不同的主观故意将新生婴儿交付他人，属部分共同犯罪的情形。且在共同犯罪中，李女士居间介绍，所起作用较轻，属从犯。

同时，拐卖儿童罪的犯罪分子，往往采用拐骗、绑架、抢夺、贩卖等方式，积极地迫使儿童脱离其父母的控制范围。

但结合李女士的作案方式及手段，其情节明显轻于一般的拐卖儿童行为，依法可减轻处罚。

另外鉴于小燕构成自首，李女士也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帮助办案机关寻得男婴的下落，也可从轻予以处罚。

最终，一审法院以遗弃罪，判处小燕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李女士有期徒刑二年六月。二人的违法所得均依法追缴。

公诉机关提起抗诉

公诉机关认为，一审判决对小燕的行为定性明显有误，认定李女士属于共同犯罪的从犯，也明显不当。首先是关于小燕的行为定性问题：

1、公诉机关认为，小燕的主观目的绝不仅仅是单纯地拒绝抚养，明显是将孩子当做了商品进行买卖。

案发前，小燕与李女士并无交集，也非亲属、朋友等较为紧密的关系。如果是单纯的送养行为，却选择一个陌生人来负责寻找收养的人家，这与常理明显不符。

之后再根据二人商定出卖孩子的过程，接着由李女士联系买家、商议价格、约定交易时间地点和具体方式，最终在孩子出生后完成交易等一系列客观行为，均体现了出卖的本质属性。

2、然而一审判决却错误理解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相关规定。该规定第17条中，不仅明确列举了三种出卖亲生子女构成拐卖儿童罪的情形之外，

还有一个兜底条款：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也应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结合本案情形，小燕事先并没考虑买家的经济状况，人员组成，有无能力抚养等客观条件，事后又非法获利了32000元，已远远超出了住院费用和其他正常的支出，显然已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范畴。

其行为明显具有收取钱财的目的，而非“让他人抚养”。

3、一审判决认定李女士构成从犯，也实属不当。在整个案件过程中，不论是诱导小燕产生出卖孩子的故意，还是积极联系买家、商议价格及交易细节等环节，李女士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李女士的行为，小燕便难以顺利实现出卖儿童的目的。因此，李女士的犯罪行为，绝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居间介绍，所起作用较轻，属从犯”。

二审依法改判

二审期间，小燕并未提出其他异议，表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非常后悔，希望能够从轻处罚，以便尽早出狱，好好抚养自己的孩子。

其辩护人则提出，一审判决定性准确，小燕没有出卖盈利的目的，其之所以选择将孩子送养，是因为迫于未婚先育的窘境，以及经济困难缺乏抚养能力的考虑。

同时希望二审法院考虑到小燕目前处于哺乳期，也表示愿意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义务，希望二审法院充分考虑该情节，对其从轻处罚，让其尽快承担起一个母亲的责任。

李女士也只是希望可以从轻处罚，并说只是可怜小燕，才为其联系了孩子的买家。

二审法院认可了公诉机关的抗诉意见，纵观案发过程以及在案证据的显示，均可表明小燕主观上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把孩子出卖的行为。

一审判决对小燕的行为定性错误，应予纠正，其依法应当构成拐卖儿童罪，结合具体量刑情节，仍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至于李女士是否属于从犯地位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李女士是在小燕的授意下为其联系的买家，在李女士出现之前，小燕便已存在将孩子出卖的意图，并非李女士的诱导所致。

在整个过程中，李女士起到了仅是居间介绍的作用，一审判决的定性及量刑均无不当，予以维持。

（案例来源：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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