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侵华老兵称烈士陵园有“叛徒”！彻查后，他下跪谢罪

前言

1987年，一本名为《我的忏悔》的书籍在我国出版并发行。这本书的作者叫土屋芳雄，是一个曾经参与侵华战争、无恶不作的日本宪兵。

乍一看书名，可能会以为这个侵华老兵，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悔恨。可翻开一看，却发现只是一本记录他过往经历的书，因为原书名就是《一个宪兵的记录》。

若只是一本普通的书也就罢了，可是这本书里竟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张永兴、张克兴两兄弟被捕后叛国投敌的事。

可是张永兴和张克兴当时已经被认定为革命烈士，遗骨就被葬在齐齐哈尔市的西满革命烈士陵园。

由于当时张永兴牺牲时，用的是化名，而且是被秘密处决的，具体的牺牲细节还未查明，没想到，这竟然让土屋芳雄钻了空子。

不过，历史不会因为侵略者的一面之词而改变。经过调查发现，土屋芳雄在书中描述的一切都是胡编滥造，完全颠覆了事实。

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土屋芳雄无可辩驳，只能是惭愧地下跪谢罪。可他向我国革命烈士张永兴、张克兴泼脏水的无耻行径实在可恨。

那么，当年的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张永兴的抗日救亡道路，又充满了怎样的血雨腥风呢？

积极抗日，初露锋芒

张永兴1896年出生于辽宁省宽甸县，但祖籍是山东省蓬莱县北沟村。他的父亲是一个铜匠，靠在一家铜匠店里打工养家糊口。张家孩子多，一共有7个，所以家中日子过得比较拮据。不过他的父母还是坚持送张永兴上了学堂。

张永兴十分聪慧，勤奋努力，1915年小学毕业后就只身一人到天津求学，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开中学。

天津南开中学是于1904年10月，由著名爱国教育家严范孙和张伯苓联手创办的。该校校风笃实，致力于教导出爱国、思想先进的好学生。

在这样一所有着浓厚爱国氛围的学校学习，张永兴自然是一身赤胆，时时刻刻想着保家卫国。

1918年，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供张永兴继续读书，所以张永兴只读了三年半就无奈辍学。不过辍学回家的张永兴又应聘教师，投身教育事业，继续传扬爱国主义精神。

期间，张永兴十分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于1922年加入了国民党，希望通过革命打倒军阀，实现海晏河清的盛世理想。

张永兴深知爱国教育的重要性。他不仅奔走于各所学校，给学生们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动员学生们积极参与抗日活动，还创办工人夜校，除了向工人们传授先进文化知识，他还给工人们进行爱国启蒙，讲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

1931年4月，张永兴组织安东缫丝厂的工人大罢工，为工人们争取应得的权益，破坏了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转嫁经济危机的进程。

除此之外，张永兴还积极参与抗日游行示威活动，声讨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种种罪行。也因此，张永兴被日本人盯上了。

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张永兴将明面上的抗日活动转为地下，也积极寻找抗日力量。

九一八事变，山河破碎，东北沦陷。这让张永兴意识到，只有将狼子野心的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才能挽救处于危亡之际的中华民族。

1931年10月，张永兴投奔了高鹏振，在张永兴这位军师的协助下，高鹏振率领救国军在辽西、热河一带重创日军。

加入中国共产党，赴苏联学习

1932年春，张永兴回南京述职，碰到了在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工作的老同学刘进中。老同学见面，自然少不了聊天谈心。

也正是这次老友会面，让张永兴意识到，正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导致东北那么轻易就沦陷了。

意识到这一点后，张永兴决心要脱离国民党，但是他又不了解共产党，所以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他认识了时任北平西郊区委青年团书记的王兴让。

通过王兴让，张永兴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再加上他以前也研究过《共产党宣言》，是以他决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2月，经王兴让同志介绍，张永兴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刘进中从南京回到上海后，将他在南京的工作情况一五一十的向佐尔格进行了汇报，包括老同学张永兴的抗日事迹。

佐尔格是德国侦查员，在收集情报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而他此次来到上海，就是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收集日军情报，发展情报人员，建立情报站。

佐尔格从刘进中的讲述中，了解到张永兴是一个极具抗日热情的爱国人士。因为他在东北开展过许多次抗日救亡活动，张永兴从小在东北长大，对东北十分了解。如果要在东北地区建立情报站，开展地下工作，那么张永兴无疑是最合适的。

刘进中听从指示马上奔赴北平找到张永兴，向他表明了来意。而张永兴当即表示为了民族兴亡，他愿意以身许国。之后，张永兴往返于东北和北平，将他收集到的日军情报交给党组织。

为了将张永兴培养成一名更优秀的情报员，1933年8月，党组织特意派他和闻汉章，到苏联的伯力共产国际第四情报科学习情报工作技术。

张永兴本身就天资聪颖，再加上他心怀国家，深知情报的重要性，所以学习更加刻苦，不到一年，张永兴就学成归国，奉命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秘密组建地下国际军事情报站。

自此，张永兴开始了他惊心动魄的谍报生涯。

红色特工张永兴

齐齐哈尔是面向苏联的一个前沿城市，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齐齐哈尔成了日本关东军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地区。

为了长期潜伏在齐齐哈尔，还不让日本关东军有所察觉，张永兴需要一个安全的身份。要想顺利开展情报工作，商人的身份最合适，自由度和安全性都比较高。

所以张永兴和闻汉章刚到齐齐哈尔的时候，打听了一些生意上的事。不久，张永兴就在南大街开了一家鞋帽店。

为了让身份更加合理没有疑点，张永兴还将妻子和孩子一起接来齐齐哈尔，在这里安了家，俨然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

张永兴租的房子在东二道街仁惠胡同，那是一个非常宽敞的院子，房檐大、院墙高，还有一个大仓房，十分适合用来发电报，再加上这个院子地处巷子深处，周边住户不多，大大降低了被发现的可能性，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张永兴使用的秘密电台是苏联研制的短波无线电台，能覆盖的最大通讯面积可达方圆3000公里以内。并且这个电台用的是电池，可以自行充电。

但日军在无线电探测方面技术十分先进。为了不暴露电台的位置，张永兴下了大功夫。

他在家里安装了十几个电灯泡，但实际上用到的只有一两个，完美伪造了一个家里用电量大的假象。同时他在发电报的时候从来不用同一种波长和频率，成功扰乱了日军的视线。

张永兴在齐齐哈尔收集情报的两年多里，日军无数次探测到城内有异常电波，却始终没有找到准确位置。

据有关资料记载，日军曾在1935年探测到异常电波50次，1936年截至10月期间有36次。可日军始终像个无头苍蝇似的毫无线索，这让时任关东宪兵司令官的东条英机十分恼火。

张永兴领导的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初时只有两个人，经过张永兴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最终发展成了一个有着20多名骨干分子的情报站。

这些情报员都是张永兴精挑细选的，有新闻记者，有铁路司机，还有和他一样开店做生意的。每一个人的职业都公开透明，平常的社会活动和生活轨迹也很少有交叉，极大程度上保障了情报员的安全。

比如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的谭继恕、魏世芳等人，会暗中观察并统计日军在军事运输方面的情报。

李景春、兰岳宣等人则是扮作苦力，经常出入日本人的军营、飞行队、工兵队、骑兵队、陆军医院等地方，并借着干杂活的名义，观察了解日军的军事装备、军事演习等重要情报。

最关键的是，张永兴知人善用，就连他的弟弟张克兴都受他影响专门到苏联学习发电报技术，回国后负责发送电报。

偌大的一个情报站分工明确、合作默契，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为共产国际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日军情报。

就连日军都曾感叹张惠民（张永兴的化名）在收集情报方面堪称登峰造极，如果不是抓到了几个情报员，严刑逼供，估计日军想要抓住张永兴难上加难。

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1936年9月，日军在瑷珲三道沟附近抓住了蔡秀林、罗世环。其中蔡秀林受不住日军的严刑拷打，供出了张永兴领导组建的齐齐哈尔东线情报站的所有信息。

齐齐哈尔的日本宪兵队马上对蔡秀林供出来的地点进行了搜捕。对于那些拒捕的情报员，日本宪兵队当即就残忍地杀害了他们，连孩子都不放过。

而上文中提到的土屋芳雄，就是日本宪兵队的一员。他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是一个十足的侩子手。

而此时的张永兴正在苏联伯力汇报工作。东条英机就下令在张永兴的家和店铺附近布置了大量兵力，准备逮捕张永兴。

11月4日，张永兴从伯力冒着风雪秘密回到齐齐哈尔。深夜，大雪掩盖了一切足迹，可即便如此，张永兴还是在一踏入仁惠胡同的时候就嗅到了一丝危险，及时退了出去。

谨慎的张永兴一连在附近观察了十几天，一直没有发现异常，悄悄送了口气。17日晚上，张永兴偷偷潜回家里的大仓房，打算将电台和所有文件秘密转移走。

突然，“咚咚咚”的敲门声在寂静的深夜里十分突兀地响起来，不一会儿院子里就传来了密集且急促的脚步声。

张永兴顾不上其他，马上从后院逃了出去。可是第二天，张永兴还是被捕了。其他情报员也陆陆续续被捕，情报站彻底被摧毁。

不过，张永兴这样一位能力出众，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活跃了两年多的情报员，也受到了东条英机的欣赏。他急切地想要将张永兴发展为日军的间谍，为他们收集情报。

可是，张永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痛恨日本侵略者，是绝无可能屈从日军，帮助他们侵略中国。

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张永兴均不为所动。日军见张永兴软硬不吃，就向东条英机请示将他枪决。

1937年1月5日，鹅毛大雪飘荡在齐齐哈尔的上空。

在齐齐哈尔北郊一座白塔附近，枪声响起，张永兴、张克兴、许志岚、陈福绪等8位情报员英勇就义。

直到1948年，他们的遗骨才被党组织找到，安葬在西满革命烈士陵园。

还原真相，侵华老兵下跪忏悔

张永兴壮烈牺牲的消息，刘进中早已获悉，却一直找不到他的遗骸。这是因为张永兴当年用的是化名张惠民，而刘进中并不知道。

1987年夏天，刘进中作为国家安全部的退休干部到黑龙江旅游。他找到接待团的负责人，请求他帮忙寻找张永兴的下落。

黑龙江省十分重视这个请求，马上就派了工作认真、心细如发的同志孙秋实进行调查。

孙秋实结合刘进中提供的线索，将东北所有的档案馆、烈士陵园等地方的档案查了个遍，终于在丹东基督教会那里查到了张惠民的资料。

孙秋实顺着线索又查到了齐齐哈尔，在西满革命烈士陵园找到了张永兴的墓碑，不过事迹陈列室里只有一张照片，而这也让土屋芳雄有机会在书里颠倒黑白。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日本侵华老兵土屋芳雄在书中称，烈士陵园中的张永兴、张克兴兄弟是“叛徒”。

如果不找到证据证明张永兴兄弟的烈士身份，势必会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土屋芳雄所蒙蔽。

经过张永兴的家人以及政府等多方努力，他们从吉林档案局查到了当年日本宪兵队抓捕、审讯张永兴的资料，揭开了土屋芳雄的阴谋。

在铁证如山的真相面前，土屋芳雄不再狡辩，反而是向两位烈士下跪忏悔。只是，他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没有人知道。

1988年7月7日，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和黑龙江国家安全厅为英勇就义的张永兴、张克兴革命烈士重新立碑，并举行了一场迟到50年的追悼会。

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上所有为国牺牲的革命烈士，也不会容许曾经的侩子手肆意侮辱革命烈士。张永兴和张克兴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