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考：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有哪些？

引言

经济学思考：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有哪些？总的来说，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具体分析可知，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将分别提高0.052%、0.071%。依据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发展实际，发达地区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发展均快于不发达地区。

一、异质性分析

（一）具体而言，二〇一一-二〇一九年，发达地区在覆盖广度上与不发达地区一直保持着30左右的稳定差距，不过二〇一六年二者之间的差距相比前期有一定缩小。在使用深度方面，二者之间的差距呈先缩小后增大的趋势。但在数字化程度上，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差别并不明显。

尤其是二〇一三-二〇一七年，差距一直控制在5以内，其余年份差距略大，但整体依然小于其他两个维度，这意味着地区发达与否并未成为影响数字化程度的因素，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在数字化程度上存在相对平等的发展机遇，这说明不发达地区应该在积极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发展的同时，大力发挥数字化程度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

（一）农村居民收入不同来源为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差异，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转移净收入的提升较为有力，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技术的提高与普及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硬件”基础，藉此党中央、国务院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战略，中国通信网络建设进入快车道。

截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9.86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能够从手机等移动设备上获取并利用到有关政府支持农民生产生活的政策消息，从而增加转移净收入。

与上述不同的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本身占比较少，数字普惠金融对该收入的影响不易实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投资等能够影响财产净收入的业务具备一定的服务门槛，即要求客户掌握一定的金融与投资知识，而农村地区居民对相关知识储备较为缺乏，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财产净收入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

以发达、不发达地区为样本进行回归，除财产净收入不显著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发达地区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均大于不发达地区，其中，在转移净收入方面，二者差别最大，数字普惠金融每提高1%，发达地区转移净收入将增长0.305%。

而不发达地区仅增长0.235%，经营净收入差距次之，工资性收入差别最小，数字普惠金融每提高1%，发达及不发达地区工资性收入将分别增长0.116%、0.094%，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不发达地区在稳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促进作用的同时，可着力开发数字普惠金融并增强其对转移净收入的增长作用，以便促进该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更好更快增长。

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投入均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最大，为76.375%，人力资本投入次之，为39.497%，产业结构升级最小，为22.122%，可见在发达地区中介机制作用显著，应该注重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介机制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机制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就不发达地区而言，仅有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投入的中介机制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程中作用显著，且作用大小分别为66.716%、16.451%，远小于发达地区。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机制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资源禀赋及发展条件相对不具备优势，暂时无法显著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但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程中仍然发挥着显著作用，这说明在促进不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除了应该通过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等直接作用机制外，同时应该注重促进经济增长及人力资本投入的中介机制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即实证结果是否稳健，本文分别使用调整样本期、改变样本容量及考虑内生性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缩短时间窗口二〇〇四年支付宝账户体系上线成为中国数字金融的起始点，但二〇一三年余额宝的推出才是业界普遍认为的数字金融发展元年，此外，自二〇一二年四季度始，一体化改革在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中进行，衡量农村居民收入的统计标准、分类、相关指标名称产生变化，因此在考虑滞后影响在内的各方面因素后，本文将样本期从二〇一一-二〇一九年调整为二〇一四-二〇一九年后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依然在1%显著性水平下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二）改变样本容量为使研究样本更好地体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确保无特殊值影响研究结果，本文将北京、浙江及广东剔除，这是因为本文中表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基于蚂蚁金服微观数据编制而成，蚂蚁金服总部位于浙江杭州。

此外，同样作为互联网巨头的百度、腾讯及京东的总部位于北京、广东，这些大型科技公司主导着数字金融领域，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对早而快，为排除以上特定地区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将其剔除，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然显著利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再一次验证了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二）考虑内生性虽然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与解释变量相关的内生性，但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这一更为普遍的内生性问题仍然存在。

（三）一方面是数字普惠金融与人力资本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父代的文化知识存量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子代的教育水平、职业选择和收入水平。而且贫困的代际传递会使部分人减少努力改变低收入水平现状的行动，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人力资本投入的助力极有可能改变这一困境。数字普惠金融所包含的信贷、货币基金、支付、保险、投资及信用等服务不仅可以缓解农村居民的融资约束。

为有提升人力资本意愿但由于资金缺乏的农村居民提供获取教育的机会，而且可以便利农村居民为多样的且低成本的在线课程支付，为父母群体提供专项教育存款以指导其为人力资本存储资金，为偏远地区农村居民搭建获取教育及培训的通道，同时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保险保障，减少其为预防风险所储备的资金，从而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本建设。

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古典经济学之父在著作《国富论》中指出学习业务的难易、学费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力的收入。类似的，庸俗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若将教育作为国家的投资，会使得大多数人获得更多机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学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研究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并且有学者在一九七四年对计算受教育年限与个人收益之间关系的Mincer方程的建立，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的长足发展。人力资本是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人力资本的投入，农村居民可能取得具有更高生产力的工作，进而提高其收入。

同时，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家庭中的高水平人才可能为整个家庭普及应用数字技术获取就业信息的方法，同时也可能提高整个家庭对金融和法律知识的了解及真假信息的辨别，避免由于相关知识教育缺失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更广意义而言，返乡创业的人才也可能带动其周边居民甚至整个村庄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