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盟、美国、“抄作业”到“隔壁老王” ！

内容目录

1、全球疫情爆发数据

1）欧盟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

2）日本的数据不可信

3）美国的新增病例已经超过中国

2、“抄作业”问题

本文写在3月7日晚间。目前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出现了疫情大爆发。以下先看数据。

1、全球疫情爆发数据

1）欧盟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

韩国新增757例，伊朗1067例，意大利822例，这三个重灾区国家确诊病例继续快速上升。

但重点是欧盟国家的爆发

法国大规模爆发，单日新增293例，累积716例。

德国单日新增88例，累积684例。另外，瑞士一国单日新增也达100例。

昨天看报道，称欧洲大多数的病例都和意大利有一定的关系（即意大利输出病例）。

需要注意的是，应当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其中可以再加上瑞士），而不是不同的国家，因为欧盟国家地理上紧密相连，国家之间不设关口控制，人口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是欧盟最重要的精神（也是英国退欧的重要原因）。此外欧洲还有“申根签证”的安排，大部分欧盟国家以及瑞士也都是申根成员国，外国人取得申根签证后，就可以在申根国家内自由流动。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内地的省份之间也不容易彼此“封关”、迄今我们也只是对湖北“封省”。而人口自由流动是欧盟的基石，限制人口流动关乎各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互信、对欧盟的承诺等等，因此限制人口流动的政治难度实际上非常大。欧盟对意大利、法国、德国“封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只能依靠个人自我隔离。而如果自我隔离措施并不非常严苛，没有政府、社区、企业/机构的全方面支持，仅靠个人自觉，那效果是很有限的，不可能有效阻止疫病传播。

因此，从流行病防控的角度看，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巴黎与法兰克福之间就隔离一条高速公路、一列火车或飞机，中间没有关卡。这个距离远远大于中（包括内地与港澳台）及日韩之间的距离。所以，欧盟或申根国家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一个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超级集合体。

现在看看截至3月7日白天欧洲的病例数：

图上可见，狭义的“欧盟国家”今天单日新增1,477例，累积7,293例，是除了中国外全球第一大疫区。

如果把与欧盟关系非常近、人口高度互动的国家加进来，单日新增1,655例，累积7,887例。

换个口径，即申根签证区。排除掉尚未全部开放自由流动的罗马尼亚，加上梵蒂冈，数字是单日新增1,605例，累积7,642例。

可以看出，欧洲大数就是单日新增1600例，是中国的16倍，累积案例已经达到中国的十分之一。

如前面所讲，因为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在欧盟之间设立关卡，各国彼此封关是非常困难的，有巨大的政治挑战，可能比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挑战还大，所以欧盟国家人口大概率会继续流动。由于这种非常紧密的人口流动，意大利爆发后也迅速将COVID-19带到各个欧洲国家。后续，欧盟国家将出现非常复杂的本地爆发、在扩散、输入之间不断循环。

欧盟各国恐怕都不具备很好的防控能力。而且其中还有能力强一点的和能力弱一点的，例如德国的能力可能比意大利强，意大利可能又比GDP水平更低的国家强，以此类推。由于人口要流动，所以弱的国家会拖累强的国家。

我很不看好这个拥有五亿人口“邦联政治体”的防疫。

中国的外防输入，就需要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单独的国家看待。所以即便我们有一天对意大利封关，只要欧盟内部的人口流动政策不因为防疫而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对单一欧盟国的封关是无效的。

2）日本的数据不可信

日本目前确诊病例441例。说实话我不相信这个数字，很可能严重低估疫情。日本病例少的最大可能性当然是因为检测做得少。我也怀疑因为东京奥运会的问题，日本有意识或潜意识的在抑制疫情报道，希望这个事情能够过去。

但这是日本的一厢情愿。当全球都在检测的时候，任何一国都不能设立不一样的标准，因为如果疫情在你国爆发，很快就会一大堆在你国旅行然后在他国被确诊的案例，全世界都知道你国没有采用全球通行的检测标准。这是不可能持续的。

我认为日本病例爆发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东京奥运会是否会被影响？

我认为大概率会被影响。但影响的方式有很多，第一可以适度推迟，第二可以改变竞赛的组织方式，例如只安排视频直播，不安排现场观众。然后对参赛的运动员和团队进行检测+或至少进行提前隔离。这在技术上都是可能实现的。

3）美国的新增案例已经超过中国

截至本文写作时，美国3月6日新增107例，累积确诊343例；3月7日已经又新增7例，累积350例。

中美存在时差问题，但北京时间3月7日中国内地新增案例105例，美国现在的新增案例数已经超过中国。我估计这个差距会在未来进一步放大，美国的疫情将在未来几周快速爆发。

美国是否会实时披露数字？我认为这个问题和日本一样，就是美国也必须遵循其他国家设立的披露标准。各州披露，然后由各种媒体、WHO甚至个人采集发布。由于这次疫情是全球同步发生的疫情，大家采取一样的标准，美国就很难像2009-10年H1N1那样处理，甚至要等几年后再来估算“可能的”感染人群。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已经为防疫设定了最高标准，现在就是强迫大家集体“裸奔”，谁也无法再隐藏自己。

中国人很容易理解，这好比老师强迫要求在课室背后墙报上实名公布大家的成绩。一开始中国考的不好，引来各种嘲笑。后来大家纷纷考试，发现自己的成绩更差。

2、“抄作业”问题

坊间所说的“抄作业”，其实就是各国较中国疫情爆发之后1到2个月，这时间中国做了大量史无前例的抗疫努力，有透明的对外披露，同时WHO也做了大量工作。各国其实是有充分时间去了解、借鉴、在可能的范围内复制中国的防控抗疫模式的。各国可以在中国模式上结合自己国情与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及优化，形成自己对COVID-19的应对方式。但无论如何，整个过程中，必须充分吸取中国防疫抗疫中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

应该说，有1到2个月的缓冲，各国应当能够从容应对了。

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个情况。我就疫情写过多篇文章，一直表达的观点是，各国的所谓“防疫”只有一道关口，就是对中国进行封关，直接限制人口流入。这是一道“马奇诺防线”，也是唯一的防线。而疫病一旦输入到本国境内，甚至爆发了社区传播，那各国政府就无可奈何了。

1月份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防疫抗疫有大量的不满，最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地方）政府在12月下旬及1月上中旬错过了及时扭转疫情发展的时机，导致疫情爆发，因此负有巨大责任，要向武汉人民、湖北人民、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谢罪。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努力寻找一个可以“根本扭转疫情”、“改变历史”的事件、行动、英雄及过失责任人。

笔者一直不支持这种观点，并认为这种想法极为幼稚。

目前各国疫情爆发的数字轨迹与1月中下旬武汉/湖北的状况非常相似，只是现在人们对COVID-19更加了解了，恐慌要少得多。但疫病的死亡率是摆在那里的，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是摆在那里的。这么多的国家和政府，在有了1到2个月的“缓冲期”去“抄作业”，仍然只能交出这样的答卷，可见问题的复杂性。我相信每一个受疫情冲击的国家的政府都能找到100个无法完全控制疫情的客观理由。这就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人类社会上，有没有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政府，可以在最早的时点，完全防止一个新型病毒引发的疫情呢？

笔者相信这个政府是可能存在的。它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是更常见于科幻片——一个能够控制所有个体成员基因信息、生物信息、行动、行为特征、偏好、历史、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所有与疫病发生、传播相关的数据的政府。政府必须全面掌握所有信息，并可以任意根据这些信息采取行动。公民和机构必须让渡所有的隐私和必要的权利。

另外，社会必须接受这个政府不断的犯错：即，这个政府在每成功判断1个有潜在危害的真正的新型病毒事件背后，可能会错判99个（甚至999、9,999个）虚报病毒。所有不能100%排查的疑似病例的相关人士会立即被割离。社会将每时每日生活在错报误报虚报的有惊无险之中。

社会必须承担这种防疫压倒一切的机制带来的各种代价，对个人的代价，对经济的代价，对社会的代价。

只有做到以上，才可能在新冠病毒出现瞬间立即将其控制住。

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理性的社会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运转。

放到西方国家，连手机定位信息都不愿意交给政府。连欧洲人，譬如德国人，都热衷于现金交易而非电子支付，因为害怕政府获取个人隐私。

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要求可以理解，但却是不切实际的。中国民众不了解的是，如果要政府如此万能，他们还要让渡多大的个人权利，国家要承担多大的经济社会代价。

因此这种抱怨只是一种情绪宣泄，具有非理性的成分。

今天我再说得透一点。

西方体制下，民众和政府的关系有点像雇主和老板的关系，或者男朋友和女朋友的关系（但不是夫妻的关系）。如果民众对政府不满意，立即就换人。跳槽、分手。但实际上，换人并不一定就能解决长期问题。我们都知道，对工作不满就辞职，不代表你下一份工作就能顺利，频繁的跳槽也只会增加事业发展的不稳定性。分手一样，更换越频繁，越定不下来，以后找对象可能越麻烦。

这种短期关系就是西方体制的特征。民众总觉得“政府”的代表就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班子”，它永远只是暂时性的，与民众是某种短暂的“契约”、“协议”关系。只要民众不满意，很快就可以中止协议，把政客选下来，换上其他人。民众因此也感到权利、权力、主动性始终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对未来做主。这样，如果发生了疫情爆发，对执政政客不满，民众也不会抱怨太多，就用选票说话。

这种短暂关系的另外一个潜在影响是，民众认为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政客必须去迎合自己。双方也不是一个不能割舍的关系，大家保持灵活性，随时可以分手的。这就好比男女朋友之间不会像有子女、资产共享的夫妻一样去要求对方。

所以，民众对政府的预期也不会太高。

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完全不一样，更接近于一家人（夫妻关系或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终生雇主”等），是一种共处、共生的长期关系。夫妻的比喻很好，两个人有孩子，有共同财产，无法轻言分手，两口子彼此都知道离不开对方，必须长期共存。这样，对对方的要求也更高，吵架也更厉害（如果是男女朋友，抄一架就拜拜了）。

按照父母与子女关系比喻也可以。父母和子女是血脉相连，分不开的。中国传统文化，政府和民众都把政府作为父母官。这种环境就会产生极度依赖政府的民众，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有的要求合理，有的要求不合理，但如果“既要、又要、还要、更要”，就是一种巨婴了。但患有巨婴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中国式“公知”——他们既要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承担一切职责的完美政府（这样的政府也必然是“大政府”），又要求自己有充分的、比拟西方体制的自由（“大自由”）。

最后，西方体制运行时间长了，也有一样的问题。以美国为例，就是老百姓发现选举不能解决问题，表面上看自己能够行使投票权，决定谁当总统，但实际上发现无论选谁都一样，无论哪个党，都是华盛顿的精英，最后都不和民众站在一起。结果就是投票参与率常年下降，大家都不想玩了。然后出现了反精英的民粹主义，一举把体制外的Trump推上台。

美国民主最神奇之处在于分权。每年公民都要参加无数的选举，从地方到州到联邦，从立法到行政的无数岗位。每一个被选举的官员权力都有限。人们很难因为某个具体官员的无能而产生反体制的思维。

以上扯远了。回到2020年的全球疫情。跨国爆发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大家发现，原来说来说去，各国的表现都差不多。已经开卷答题了，水平居然仍然可以如此之低。再看看中国，表现可圈可点，但也算优秀生吧。

“你看隔壁老王，弄了半天，是不是还不如你老公呢。老婆大人，以后你也要多看到我的优点，老公我也不容易。对我好点哈。”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