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黑人闹越凶,民粹敲丧钟?
作者 :乌鸦校尉 2020-07-06 08:55:24 审稿人 : admin 围观 : 次 评论
2020年过半,我们见证了太多魔幻的时刻。
从西方人“打死也不戴口罩”的固执愚昧,到沸反盈天的“黑命贵”运动;
从西方国家纷纷威胁要从中国迁厂回国,到印度封禁中国59款APP。
有人说这是逆全球化的高潮之年,也有人说这是民粹主义的狂欢之年。
在今年“民粹”这个词尤其好用,每当国外有百姓闹事或者犯二,比如砸个领袖雕像、下架美白产品,就都可以说是“民粹”,然后下一句一定要接上“乌合之众”四个字;公知们也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形容中国网友,而且适用范围无限大,动不动就说中国网友民粹。
但是用了这么久,我们真的理解民粹了吗?
如果说的严谨一点儿,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民粹主义”:
有人说煽动愤怒、上街闹事就是民粹,但这一波黑人运动可能恰恰是反民粹统治的;
有人说反精英、反智就是民粹,但其实民粹主义不反精英,反而正是“精英”的同类;
有人说穷人的想法就是民粹,但其实民粹跟收入高低没有直接关系。
国内很多人随随便便就用了这个词,却没有抓住民粹的本质。
2020年发生的乱象,很多并不是民粹主义的狂欢,而是近十年来兴起的民粹浪潮衰败的号角。
一个幽灵,民粹主义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
——吉塔·约内西库
啥是民粹?
在政治上,关于民粹主义最清晰的一个定义是这样的:
我是人民「唯一」的代表,
有且只有我能代表人民。
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民粹不是指百姓上街闹事,而是指一种独断的政治理念。
秉持这种理念的政治家,包括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法拉奇、法国的勒庞、巴西的博索纳罗、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奥地利的海德尔、匈牙利的欧尔班等等,其中很多都是近十年欧美国家的新兴政治势力。
民粹政治家
比如特朗普竞选时就说过:“唯一重要的事就是人民的团结,因为其他的人毫无意义。”
而关于民粹主义者的表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魁科恩在就职演讲里的表述是最精辟的:
我相信,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将一句话从我们的字典中划掉:
“我们必须走到人民中去。”
这句话十分荒谬,甚至是错误的。
什么叫“我们必须走到人民中去”?
我们就是人民啊!我们是人民,
而且我们属于人民,人民也属于我们。
谁敢敢反对我(民粹政党领袖),就是反对人民。
这才是民粹主义者的核心主张。
民粹这个“粹”字其实有两层含义:
一是“民之精粹”,也就是人民的代表(“我”—领袖)是人民的精粹——这里头潜藏着独裁、威权统治的倾向;
二是“以民为粹”,也就是人民的智慧才是唯一宝贵的(valuable),高手在民间,凡人的常识比僵化的书本要强得多,全盘否认精英,鼓吹“落后优越论”,反对“以精英为粹”——这里又潜藏着“反智”的倾向。
丑即是美,落后即优越
但是不应说群众哄抬出一个威权领袖、或者反智本身就是民粹主义,还是要抓关键:看一个人或一个政治团体是否宣称,自己唯一地(排他地)代表“人民”。
一个政客要是已经站在C位,这么狂妄没啥问题,问题是很多人高举民粹大旗的时候,在政坛上还都是“小透明”,谁给他们的胆子呢?
时代给的。
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政体自己难产时候下的蛋,是“民主失灵”的产物。
民主国家的选民很自然地认为,既然选出了一个政府来代表自己,这个政府就应该照顾好他们,政客们每次也都是这么承诺的。
但事实上,民主政府并不能控制经济和市场,反而可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让一大批人丢掉工作、流离失所。
一次又一次,人民对含含糊糊的民主权力努力做出反应:如果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什么不能造福于它的人民?
美国抗议者白宫外焚烧国旗高喊:美国从未伟大过
因为它控制在腐败的政客、富翁、犹太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是外国移民的庇护人手里。
他们用黑箱操作、暗地妥协、复杂程序、秘密条约和眼花缭乱的金融手段,掩盖了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地流向一小部分人的事实。
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有一条这样的标语:
“我们就是那99%的人,我们再也不愿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
更激进的民粹主义者甚至不会说“我们是99%”,他们只会说“我们就是100%”。
因为剩下的“败类”都不是人民,要剔除出去。
这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既然我们给他们的权力,他们用不好,我们就拿回来!这就是民粹主义破土而出的心理基础。
每一次,当民主演变为肮脏卑鄙的利益交易,而离它最初的承诺越来越远的时候,裂痕就会形成,民粹主义就可以乘虚而入,向人民许诺:让我们取代政党操纵的肮脏政治,重新扛起人民民主的大旗,“让×国再次伟大”。
标语:“沉默的大多数”与特朗普站在一起
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唤醒了过去长期被精英政治忽视的“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把那些工作着、赋税着、安静生活着,却在政治领域长期发不出声音、在经济领域没有收获最大利益增长的“公民”捧上神坛,将他们的沉默看做美德,把他们比作国家“真正的灵魂”,并号称要为他们代言。
“沉默的大多数”,多是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他们最大的危机感来自于,我随时有可能在下一次经济衰退和危机中被“剥夺”,沦落成下等人,民粹主义迎合的正是这种时刻升腾起来的不安和焦虑。
这话确实说过
而民粹主义誓言:要让大众更接近民主,真正实现民有、民治、民享。
用特朗普的话说:“五年、十年以后,这个党(共和党)的面貌将焕然一新,它将是一个工人的党,将代表那些在过去18年里实际工资从未上涨过的愤怒的人民。”
至少在登上舞台的时候,民粹主义者看上去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
对下层民众来说,饮鸩止渴也好过没水喝——更何况人们被不公的悲愤蒙蔽双眼的时候,没人看得清那是杯“鸩酒”。
于是民粹主义的神话从这里开始:
这个国家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他们永远正直、善良、正确,人民彼此间同气连枝,他们在政治上想要的“都一样”,所以只有一副面孔。
他们可以通过一个声音来传递心愿,也就是人民的领袖来充当人民的代表。
等一下,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说好的“把权力从精英手里夺回来,还给人民”,怎么一下就变成了“还给人民的代表(领袖)”?
这正是民粹主义偷梁换柱的吊诡之处。
上台之前,民粹主义对人民最大的吸引力是搞“直接民主”。
但上台以后,他们发现在多数西方国家“让所有人为所有人做决定”,让人们放下吃饭的家伙都来做决策,这不现实,还是需要一部分人专门负责公共决策。
传统的代议制政治,是找了一堆人,组个议会,共同商量决策。
而民粹主义者出于对制度的厌恶,试图建立简单的组织形式,导致对领导的监督制约减少,结果巨大的权力交给了驾驭这一组织的个人。
直接民主就容易蜕变成“一个人为所有人做决定”的威权统治。
大众以为自己通过扶持民粹,成为了拥有权力的“多数”,而实际上,交给人民的不过是名义上的权力,权力的行使完全是另一回事——大众在数量上的威力,成了少数政治精英谋取政治权力的手段。
特朗普就曾经夸下海口:“没人比我更懂政治系统,所以我一个人就能修好它(I alone can fix it)。”
说到底,民粹上台前“民治民享”的承诺,上台后根本做不到。
还远不止于此。
民粹主义统治可以推演出很多很有意思的推论(也确实发生了),包括推导出“黑命贵”运动的“必然”发生。
比方说民粹主义者上台,靠的就是抗议民主。
很多上台以后的民粹主义政客,会继续推行“抗议政治”来拉拢选民,但他们已经执政了,不能再抗议自己,所以就要在国内外“找敌人”,比如对内煽动警察“以暴制暴”对付黑人犯罪。
对外还可以启用“阴谋论”,让民粹主义的信徒们坚信“外部邪恶势力”依然存在,还想搞垮我们,所以团结在民粹领袖旗帜下既迫切又必要。
民粹主义政府的合法性,需要靠人民持续燃烧愤怒来对抗“敌人”来持续,所以树敌、抨击、甩锅、阴谋论的本事是第一位的。
而当他发现真正的敌人不是人,是一种病毒的时候,其执政能力的低下就充分暴露了,现在疫情最严重的美国和巴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为什么执政能力低下或“显得”低下?因为民粹主义者认为只有“一种”人民,所以就存在着一种单一的公共利益,用常识就能看清楚,用单一的政策就能落实,而且必能“众望所归”。
所以民粹领袖常常提出过分简单粗暴的政策。
比如法国的国民阵线上世纪80年代到处张贴海报:“两百万人失业,是因为来了太多的200万移民!”仿佛只要赶走移民就不失业了。
特朗普也嫌非法移民多,于是就选择直接修边境墙;制造业工人下岗,那就抬高进口关税,让企业迁厂回美国。
出了任何问题,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哪怕之后洪水滔天,一定要先让人民看到我的“动手能力”,而不是像精英民主政府那样眼花缭乱地“打太极”。
也正因为“人民”只有一种声音,只要一种政策,民粹领袖认为,政客们瞎辩论都是没啥必要的,国会议会拉锯扯皮都是浪费时间,听我一个人的就好了。
不仅代议制政体显得“多余”,连媒体也是“多余”的,应该去掉领袖跟民众之间所有的“中间环节”。
民粹主义领袖经常想要绕过记者,因为媒体在“干预”他们发声、“歪曲”政治事实,领袖就应该直接跟人民对话,不需要“传声筒”。
“特朗普是推特界的海明威。
我脑海里的声音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领袖总想摆出一副亲近人民、“倾听”人民声音的架势。
查韦斯就曾在一次电视直播里做秀,当场让国防部长派10个坦克营到哥伦比亚边境去。
奥地利民粹主义政党领袖海德尔跑到卡林西亚州街头,公开向“他的人”撒币,分发100欧元大钞。
而特朗普在疫情下急不可耐地重启大选集会就更不用说了。
民粹领袖摆出一副亲民的姿态,亲的并不是全体国民,而是他的“基本盘”,也就是他最大的票仓。
对特朗普来说,那就是白人非精英群体。
最新民调显示,83%的共和党支持者都是白人(少数裔只占17%),而没上过大学的白人共和党支持者占57%(将近民主党的2倍)。
对特朗普来说,只要护住最大的票仓“基本盘”,就是护住了“人民”,其他人不用管。
民粹的本质,就是多数人利益碾压少数人的一场暴政。
民粹口口声声说“人民”,却用“部分代替整体”,拉拢核心选民,站在中心地带,把另一部分人排挤到边缘、排除在“人民之外”。
民粹主义不仅把其他精英看作敌人,而且极其“反多元化”。
长期被排斥在“人民”行列之外的少数裔,尤其是黑人,自然成了特朗普民粹统治下的“牺牲品”。
这也给他的执政埋下了祸根。
毕竟少数裔占了美国人口近4成,而且未来会越来越多。
一旦少数人的经济状况和身份认同到了无法调和的局面,接连不断的冲突就很容易爆发。
近期的黑人失业率与2010年金融危机后最高点持平(16.8%),上一次黑人失业率超过这个点还是1984年。
新冠疫情中黑人的死亡率也接近白人的两倍。(13%的人口,占24%的死亡比例)
“唯独我才代表人民”这种民粹主张,当年确实帮特朗普获得了权力,但也让他维持政体稳定变得困难。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弗洛伊德事件,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反思一下,这一波黑人运动到底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粹”?
他们打出的口号是“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也很重要”。
这话就说得偏软,不够硬气。
如果他们说“Only Black Lives Matter”——“只有黑人才重要”,或者说“白人都去死吧,美国是黑人的”,且有个比较极端的领袖带大家反抗,那这就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了。
比如有位黑命贵运动领袖说:“美国给不了我们想要的,那就烧掉它(burn it down)。”这句就有点民粹内味。
不是因为他反动所以民粹,而是因为他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这个国家的秩序不符合人民(我们)的需要,而大破大立、重建秩序的过程要由‘我们’来完成。”
但凭这位“领袖”的影响力来说,他应该很难做到这些。
所以这一波黑人运动,本质上是对特朗普长期民粹统治的反扑,是长期被压制在边缘地带的少数裔对白人(“人民”)多数暴政的反抗,而他们喊出的民粹味口号、做出的极端行为,都只是“反民粹”内核的表象而已。
不光是特朗普遭遇从政以来的最大危机,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反对率也一路走高(43%),过去十年蓬勃发展的民粹主义政党正在渡劫。
民粹主义政府本来就是一种自己hold不住自己的组织形式,疫情和种族危机只是加速了它衰败的脚步。
它的虚伪性就在于:
高举人民的大旗,反对少数人统治,结果却往往陷入个人崇拜,让人民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超凡魅力”的领袖身上;
它号称反对精英,却又在上台后捍卫自己的精英统治;
它靠对抗制度上台,反对现有的政党和复杂政治形式,上台后却并不想“掀桌子”——只要他们自己是桌子后面的那个主人,于是依附于政党和代议制来开展政治活动,被同化为制度本身;
但它过分简单、漏洞百出的政策,又在不断制造跟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它持久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一再出现,最终往往以一代民粹领导人的下台草草结束;
它想要实现“大”众民主,却因为排挤少数,造成无法弥合的身份裂痕,走向用“多数(白人)名义剥夺少数(黑人)权利”的极端,把局面搞的无比复杂难堪,甚至不得不谋求专制的军政手段来收场。
它的本质,就是由精英主导的反精英(政敌)运动,是聚合着“大”众(票仓)的反群众(少数裔)运动。
民粹主义hold不住自己,因为它打脸打到不能自已。
但如果你把这一波反民粹浪潮看做“民粹统治的坟墓”,那可就错了。
它“无法兑现的民主承诺”,注定了它不可能长长久久,却也注定了它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借尸还魂”、死而不僵的生命力。
因为只要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还存在,只要崇尚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精英们还在,只要贫富收入增长不均的鸿沟还在,只要经济危机还会周期性袭来,民粹主义的幽灵就会一直盘旋,然后在每一次民主危机到来时降临人间、苏醒归来。
今天我们希望呈现的,是西方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在“民主—民粹—反民粹”的一个周期内,是怎么运动的。
把黑命贵运动放到整个周期内理解,它是达到“反民粹”环节的一个高潮。
非要说黑人运动是民粹的,是乌合之众的狂欢,也不是不行,毕竟“民粹”二字本身定义就众说纷纭。
只是说,我们把它放到“民粹主义政体”难以自立、难以自持、难以自足的框架里来理解,对于我们理解西方政治生态的“周期性恶化”更有意义。
民粹主义是西方代议制民主无法摆脱的“永恒的影子”。
“代议制民主—民粹主义统治—黑命贵运动”的关系就像脸上长了一堆痘痘:
代议制民主是一度光鲜亮丽的一张脸;
民粹主义就是它冒出来的一堆痘痘;
黑命贵运动就是用手把痘痘挤破,一边流脓,一边结痂,一边留下的瘀痕。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似乎早就预言了今天美国发生的一切:
“假使有一天自由在美国毁灭,
那也一定是多数的无限权威所使然,
因为这种权威将会使少数忍无可忍,
逼到少数诉诸武力。”
民主生下了民粹这个怪胎,而无论结出什么苦果,也只能由民主自己一口吞下。
从西方人“打死也不戴口罩”的固执愚昧,到沸反盈天的“黑命贵”运动;
从西方国家纷纷威胁要从中国迁厂回国,到印度封禁中国59款APP。
有人说这是逆全球化的高潮之年,也有人说这是民粹主义的狂欢之年。
在今年“民粹”这个词尤其好用,每当国外有百姓闹事或者犯二,比如砸个领袖雕像、下架美白产品,就都可以说是“民粹”,然后下一句一定要接上“乌合之众”四个字;公知们也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形容中国网友,而且适用范围无限大,动不动就说中国网友民粹。
但是用了这么久,我们真的理解民粹了吗?
如果说的严谨一点儿,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民粹主义”:
有人说煽动愤怒、上街闹事就是民粹,但这一波黑人运动可能恰恰是反民粹统治的;
有人说反精英、反智就是民粹,但其实民粹主义不反精英,反而正是“精英”的同类;
有人说穷人的想法就是民粹,但其实民粹跟收入高低没有直接关系。
国内很多人随随便便就用了这个词,却没有抓住民粹的本质。
2020年发生的乱象,很多并不是民粹主义的狂欢,而是近十年来兴起的民粹浪潮衰败的号角。
一个幽灵,民粹主义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
——吉塔·约内西库
啥是民粹?
在政治上,关于民粹主义最清晰的一个定义是这样的:
我是人民「唯一」的代表,
有且只有我能代表人民。
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民粹不是指百姓上街闹事,而是指一种独断的政治理念。
秉持这种理念的政治家,包括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法拉奇、法国的勒庞、巴西的博索纳罗、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奥地利的海德尔、匈牙利的欧尔班等等,其中很多都是近十年欧美国家的新兴政治势力。
民粹政治家
比如特朗普竞选时就说过:“唯一重要的事就是人民的团结,因为其他的人毫无意义。”
而关于民粹主义者的表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魁科恩在就职演讲里的表述是最精辟的:
我相信,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将一句话从我们的字典中划掉:
“我们必须走到人民中去。”
这句话十分荒谬,甚至是错误的。
什么叫“我们必须走到人民中去”?
我们就是人民啊!我们是人民,
而且我们属于人民,人民也属于我们。
谁敢敢反对我(民粹政党领袖),就是反对人民。
这才是民粹主义者的核心主张。
民粹这个“粹”字其实有两层含义:
一是“民之精粹”,也就是人民的代表(“我”—领袖)是人民的精粹——这里头潜藏着独裁、威权统治的倾向;
二是“以民为粹”,也就是人民的智慧才是唯一宝贵的(valuable),高手在民间,凡人的常识比僵化的书本要强得多,全盘否认精英,鼓吹“落后优越论”,反对“以精英为粹”——这里又潜藏着“反智”的倾向。
丑即是美,落后即优越
但是不应说群众哄抬出一个威权领袖、或者反智本身就是民粹主义,还是要抓关键:看一个人或一个政治团体是否宣称,自己唯一地(排他地)代表“人民”。
一个政客要是已经站在C位,这么狂妄没啥问题,问题是很多人高举民粹大旗的时候,在政坛上还都是“小透明”,谁给他们的胆子呢?
时代给的。
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政体自己难产时候下的蛋,是“民主失灵”的产物。
民主国家的选民很自然地认为,既然选出了一个政府来代表自己,这个政府就应该照顾好他们,政客们每次也都是这么承诺的。
但事实上,民主政府并不能控制经济和市场,反而可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让一大批人丢掉工作、流离失所。
一次又一次,人民对含含糊糊的民主权力努力做出反应:如果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什么不能造福于它的人民?
美国抗议者白宫外焚烧国旗高喊:美国从未伟大过
因为它控制在腐败的政客、富翁、犹太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是外国移民的庇护人手里。
他们用黑箱操作、暗地妥协、复杂程序、秘密条约和眼花缭乱的金融手段,掩盖了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地流向一小部分人的事实。
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有一条这样的标语:
“我们就是那99%的人,我们再也不愿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
更激进的民粹主义者甚至不会说“我们是99%”,他们只会说“我们就是100%”。
因为剩下的“败类”都不是人民,要剔除出去。
这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既然我们给他们的权力,他们用不好,我们就拿回来!这就是民粹主义破土而出的心理基础。
每一次,当民主演变为肮脏卑鄙的利益交易,而离它最初的承诺越来越远的时候,裂痕就会形成,民粹主义就可以乘虚而入,向人民许诺:让我们取代政党操纵的肮脏政治,重新扛起人民民主的大旗,“让×国再次伟大”。
标语:“沉默的大多数”与特朗普站在一起
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唤醒了过去长期被精英政治忽视的“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把那些工作着、赋税着、安静生活着,却在政治领域长期发不出声音、在经济领域没有收获最大利益增长的“公民”捧上神坛,将他们的沉默看做美德,把他们比作国家“真正的灵魂”,并号称要为他们代言。
“沉默的大多数”,多是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他们最大的危机感来自于,我随时有可能在下一次经济衰退和危机中被“剥夺”,沦落成下等人,民粹主义迎合的正是这种时刻升腾起来的不安和焦虑。
这话确实说过
而民粹主义誓言:要让大众更接近民主,真正实现民有、民治、民享。
用特朗普的话说:“五年、十年以后,这个党(共和党)的面貌将焕然一新,它将是一个工人的党,将代表那些在过去18年里实际工资从未上涨过的愤怒的人民。”
至少在登上舞台的时候,民粹主义者看上去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
对下层民众来说,饮鸩止渴也好过没水喝——更何况人们被不公的悲愤蒙蔽双眼的时候,没人看得清那是杯“鸩酒”。
于是民粹主义的神话从这里开始:
这个国家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他们永远正直、善良、正确,人民彼此间同气连枝,他们在政治上想要的“都一样”,所以只有一副面孔。
他们可以通过一个声音来传递心愿,也就是人民的领袖来充当人民的代表。
等一下,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说好的“把权力从精英手里夺回来,还给人民”,怎么一下就变成了“还给人民的代表(领袖)”?
这正是民粹主义偷梁换柱的吊诡之处。
上台之前,民粹主义对人民最大的吸引力是搞“直接民主”。
但上台以后,他们发现在多数西方国家“让所有人为所有人做决定”,让人们放下吃饭的家伙都来做决策,这不现实,还是需要一部分人专门负责公共决策。
传统的代议制政治,是找了一堆人,组个议会,共同商量决策。
而民粹主义者出于对制度的厌恶,试图建立简单的组织形式,导致对领导的监督制约减少,结果巨大的权力交给了驾驭这一组织的个人。
直接民主就容易蜕变成“一个人为所有人做决定”的威权统治。
大众以为自己通过扶持民粹,成为了拥有权力的“多数”,而实际上,交给人民的不过是名义上的权力,权力的行使完全是另一回事——大众在数量上的威力,成了少数政治精英谋取政治权力的手段。
特朗普就曾经夸下海口:“没人比我更懂政治系统,所以我一个人就能修好它(I alone can fix it)。”
说到底,民粹上台前“民治民享”的承诺,上台后根本做不到。
还远不止于此。
民粹主义统治可以推演出很多很有意思的推论(也确实发生了),包括推导出“黑命贵”运动的“必然”发生。
比方说民粹主义者上台,靠的就是抗议民主。
很多上台以后的民粹主义政客,会继续推行“抗议政治”来拉拢选民,但他们已经执政了,不能再抗议自己,所以就要在国内外“找敌人”,比如对内煽动警察“以暴制暴”对付黑人犯罪。
对外还可以启用“阴谋论”,让民粹主义的信徒们坚信“外部邪恶势力”依然存在,还想搞垮我们,所以团结在民粹领袖旗帜下既迫切又必要。
民粹主义政府的合法性,需要靠人民持续燃烧愤怒来对抗“敌人”来持续,所以树敌、抨击、甩锅、阴谋论的本事是第一位的。
而当他发现真正的敌人不是人,是一种病毒的时候,其执政能力的低下就充分暴露了,现在疫情最严重的美国和巴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为什么执政能力低下或“显得”低下?因为民粹主义者认为只有“一种”人民,所以就存在着一种单一的公共利益,用常识就能看清楚,用单一的政策就能落实,而且必能“众望所归”。
所以民粹领袖常常提出过分简单粗暴的政策。
比如法国的国民阵线上世纪80年代到处张贴海报:“两百万人失业,是因为来了太多的200万移民!”仿佛只要赶走移民就不失业了。
特朗普也嫌非法移民多,于是就选择直接修边境墙;制造业工人下岗,那就抬高进口关税,让企业迁厂回美国。
出了任何问题,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哪怕之后洪水滔天,一定要先让人民看到我的“动手能力”,而不是像精英民主政府那样眼花缭乱地“打太极”。
也正因为“人民”只有一种声音,只要一种政策,民粹领袖认为,政客们瞎辩论都是没啥必要的,国会议会拉锯扯皮都是浪费时间,听我一个人的就好了。
不仅代议制政体显得“多余”,连媒体也是“多余”的,应该去掉领袖跟民众之间所有的“中间环节”。
民粹主义领袖经常想要绕过记者,因为媒体在“干预”他们发声、“歪曲”政治事实,领袖就应该直接跟人民对话,不需要“传声筒”。
“特朗普是推特界的海明威。
我脑海里的声音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领袖总想摆出一副亲近人民、“倾听”人民声音的架势。
查韦斯就曾在一次电视直播里做秀,当场让国防部长派10个坦克营到哥伦比亚边境去。
奥地利民粹主义政党领袖海德尔跑到卡林西亚州街头,公开向“他的人”撒币,分发100欧元大钞。
而特朗普在疫情下急不可耐地重启大选集会就更不用说了。
民粹领袖摆出一副亲民的姿态,亲的并不是全体国民,而是他的“基本盘”,也就是他最大的票仓。
对特朗普来说,那就是白人非精英群体。
最新民调显示,83%的共和党支持者都是白人(少数裔只占17%),而没上过大学的白人共和党支持者占57%(将近民主党的2倍)。
对特朗普来说,只要护住最大的票仓“基本盘”,就是护住了“人民”,其他人不用管。
民粹的本质,就是多数人利益碾压少数人的一场暴政。
民粹口口声声说“人民”,却用“部分代替整体”,拉拢核心选民,站在中心地带,把另一部分人排挤到边缘、排除在“人民之外”。
民粹主义不仅把其他精英看作敌人,而且极其“反多元化”。
长期被排斥在“人民”行列之外的少数裔,尤其是黑人,自然成了特朗普民粹统治下的“牺牲品”。
这也给他的执政埋下了祸根。
毕竟少数裔占了美国人口近4成,而且未来会越来越多。
一旦少数人的经济状况和身份认同到了无法调和的局面,接连不断的冲突就很容易爆发。
近期的黑人失业率与2010年金融危机后最高点持平(16.8%),上一次黑人失业率超过这个点还是1984年。
新冠疫情中黑人的死亡率也接近白人的两倍。(13%的人口,占24%的死亡比例)
“唯独我才代表人民”这种民粹主张,当年确实帮特朗普获得了权力,但也让他维持政体稳定变得困难。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弗洛伊德事件,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反思一下,这一波黑人运动到底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粹”?
他们打出的口号是“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也很重要”。
这话就说得偏软,不够硬气。
如果他们说“Only Black Lives Matter”——“只有黑人才重要”,或者说“白人都去死吧,美国是黑人的”,且有个比较极端的领袖带大家反抗,那这就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了。
比如有位黑命贵运动领袖说:“美国给不了我们想要的,那就烧掉它(burn it down)。”这句就有点民粹内味。
不是因为他反动所以民粹,而是因为他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这个国家的秩序不符合人民(我们)的需要,而大破大立、重建秩序的过程要由‘我们’来完成。”
但凭这位“领袖”的影响力来说,他应该很难做到这些。
所以这一波黑人运动,本质上是对特朗普长期民粹统治的反扑,是长期被压制在边缘地带的少数裔对白人(“人民”)多数暴政的反抗,而他们喊出的民粹味口号、做出的极端行为,都只是“反民粹”内核的表象而已。
不光是特朗普遭遇从政以来的最大危机,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反对率也一路走高(43%),过去十年蓬勃发展的民粹主义政党正在渡劫。
民粹主义政府本来就是一种自己hold不住自己的组织形式,疫情和种族危机只是加速了它衰败的脚步。
它的虚伪性就在于:
高举人民的大旗,反对少数人统治,结果却往往陷入个人崇拜,让人民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超凡魅力”的领袖身上;
它号称反对精英,却又在上台后捍卫自己的精英统治;
它靠对抗制度上台,反对现有的政党和复杂政治形式,上台后却并不想“掀桌子”——只要他们自己是桌子后面的那个主人,于是依附于政党和代议制来开展政治活动,被同化为制度本身;
但它过分简单、漏洞百出的政策,又在不断制造跟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它持久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一再出现,最终往往以一代民粹领导人的下台草草结束;
它想要实现“大”众民主,却因为排挤少数,造成无法弥合的身份裂痕,走向用“多数(白人)名义剥夺少数(黑人)权利”的极端,把局面搞的无比复杂难堪,甚至不得不谋求专制的军政手段来收场。
它的本质,就是由精英主导的反精英(政敌)运动,是聚合着“大”众(票仓)的反群众(少数裔)运动。
民粹主义hold不住自己,因为它打脸打到不能自已。
但如果你把这一波反民粹浪潮看做“民粹统治的坟墓”,那可就错了。
它“无法兑现的民主承诺”,注定了它不可能长长久久,却也注定了它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借尸还魂”、死而不僵的生命力。
因为只要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还存在,只要崇尚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精英们还在,只要贫富收入增长不均的鸿沟还在,只要经济危机还会周期性袭来,民粹主义的幽灵就会一直盘旋,然后在每一次民主危机到来时降临人间、苏醒归来。
今天我们希望呈现的,是西方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在“民主—民粹—反民粹”的一个周期内,是怎么运动的。
把黑命贵运动放到整个周期内理解,它是达到“反民粹”环节的一个高潮。
非要说黑人运动是民粹的,是乌合之众的狂欢,也不是不行,毕竟“民粹”二字本身定义就众说纷纭。
只是说,我们把它放到“民粹主义政体”难以自立、难以自持、难以自足的框架里来理解,对于我们理解西方政治生态的“周期性恶化”更有意义。
民粹主义是西方代议制民主无法摆脱的“永恒的影子”。
“代议制民主—民粹主义统治—黑命贵运动”的关系就像脸上长了一堆痘痘:
代议制民主是一度光鲜亮丽的一张脸;
民粹主义就是它冒出来的一堆痘痘;
黑命贵运动就是用手把痘痘挤破,一边流脓,一边结痂,一边留下的瘀痕。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似乎早就预言了今天美国发生的一切:
“假使有一天自由在美国毁灭,
那也一定是多数的无限权威所使然,
因为这种权威将会使少数忍无可忍,
逼到少数诉诸武力。”
民主生下了民粹这个怪胎,而无论结出什么苦果,也只能由民主自己一口吞下。
上一篇:艾尔文团长:百年未有之变局:美国未来会走向何方? 下一篇:返回列表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