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回归”,香港治理依然任重道远……
来源微信号:有理儿有面
6月30日,港区国安法刊宪生效;7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正式揭牌成立!
从港区国安法落地,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律政司就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设立专门检控科、行政长官依法指定国安案件审理法官,到中央设立驻港国安公署,这一连串的“组合拳”,标志着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已基本形成,香港已经告别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
但反中乱港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还在负隅顽抗。
7月1日,乱港头目们虽嘴上说“割席”、“退圈”,但依然煽动炮灰上街非法聚集、展示毒旗标语、袭击对抗警察,黎智英、何俊仁、林卓廷等人摆街站“示威”,罗冠聪视频连线乞美要求“帮助”暴徒,公然对抗国安法。




种种迹象显示,香港的止暴制乱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国内外反动势力不会善罢干休,他们会千方百计继续想方设法祸乱香港、掣肘中国发展。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只是良好开端,支持香港更好地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面对香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治理困境,我们需要从更深层面去探究香港乱局原因,并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需要正视香港的人群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英殖民下的遗老遗少、新中国成立后逃亡至此的汉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以及国民党军警政等人员,都是天然的仇中人群;英殖民者的埋雷植毒式的反中宣传,让香港许多人对内地、对国家有怀疑、疏离、排斥乃至仇视心理,香港回归后的身份认同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修例风波期间,反对派能裹挟民意在区议会选举中获得大多数席位是绝非偶然的。
我们需要正视解决“一国两制”推进中面临的认同困境。香港社会内部,特区政府、建制派、反对派、知识工商界精英群体、普通民众等,对中央全面管制权、特区管治权看法不一,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意见难以认同。这种差异性的认知,已经反映到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之香港回归后没能及时纠正殖民地时代的官商共治模式,中央惠港红利和经济发展成果没有普惠大众,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这一结构性矛盾被投射到“一国两制”框架内,结果是让国家成为其矛盾真正制造者的“替罪羊”!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所言,香港治理需要在人心、认同方面实现“二次回归”。
我们需要着力修补受“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等事件影响加剧的社会撕裂。政治价值取向不同,已经影响到社会最小单元家庭的稳定。修例风波中,泛暴力、支持”抗争”一度成为年轻人的“政治正确”,再加上“暴力可以解决问题”“有案底让人生更精彩”等妖言蛊惑,香港许多年轻人对国家认同度低,甚至以“光脚香港、时伐革命”为人生追求。在此种形势下,如何增加政治互信、强化交流沟通,特别是加强对香港未来一代青年人的国家认同引导,都时刻考验政府的政治智慧。
我们需要迫切解决香港社会所面临的民生困境,特别是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固化问题,以赢得民心。港英当局在香港回归前,故意放任地产财团垄断,造成了香港现在非常畸形的经济结构,产业空心化和泡沫化严重。本世纪初香港也没有与时俱进的完成知识经济的转型,没有培养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此种情况下,如果硬生生的进行利益再分配来解决民生问题,不可避免会动摇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对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既需要照顾到方方面面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又需要照顾绝大多数民众对自由、发展、安全、法治等现实问题的关切。
我们需要着力解决香港的教育问题。在2019年英国 Quacquarelli Symonds发表的年度大学排行榜中,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均在TOP50之内,可惜中西文化交融下得天独厚的优质教育资源并没有发挥真正的育人作用,大学教育对国民认知和爱国情怀方面的缺失,让香港一些大学曾成为修例风波中的暴徒根据地。同时,香港高中及以下的教育体系中,也是黄师遍布、教材政治倾向严重,对香港青少年的荼毒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强化国民意识而不矫枉过正,不干扰正常的教育科学理念、创新方法技术,继续保持香港教育独立研究等学术氛围情况下,如何促使爱国教育、法治教育与知识教育三头并进,矫正歪曲的历史观、扭曲的是非观,普及正确的国家民族历史,激荡家国情怀和“我是中国人“之烙印,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香港的未来。


正如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香港特区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骆惠宁在驻港国安公署揭牌仪式上的致辞所讲,“有香港国安法保驾护航,有驻港国安公署和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携手努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一定能够得到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定能够不变形、不走样,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愿国安法护佑下的香港,行稳致远,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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