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开运、冉娟：幻想开“历史倒车”的巴列维，或许应该看看他父亲当年对美国的态度

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对伊采取军事行动，导致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然而，特朗普在咄咄逼人之后态度却骤然转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伊朗，称其“取消了对800多人的死刑判决”，言语间淡化了先前的军事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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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伊朗局势中，有一个人物的存在感尤为突出——礼萨·巴列维。他是伊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之子，于1967年被立为王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流亡海外。其父于1980年去世后，他自封为伊朗国王，长期在境外从事反政府活动。近期伊朗局势动荡，巴列维频繁通过美国媒体与社交媒体发声，试图塑造自身“过渡领导人”形象，公开煽动抗议，并呼吁美国进行军事干预。他曾在推文中称赞特朗普为“和平之人”，敦促其“帮助伊朗人民”。

尽管特朗普未公开支持他，仍有部分人将巴列维符号化，怀念巴列维王朝时代。然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其父巴列维国王的对美认知经历了从“保护伞”“盟友”到“阻碍”乃至“敌人”的演变，这一过程受冷战格局、其身份双重性及美伊关系不对等等因素影响，并对伊朗产生深远后果。

本文节选自《冀开运、冉娟：伊朗巴列维国王美国观的演变及原因探析（1941—1979）》，有部分删减和修改，供各位读者参考。

巴列维近日频繁煽动伊朗骚乱 推文截图

【文/冀开运、冉娟】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是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代国王，自登基至被迫流亡海外的38年间，他作为伊朗的统治者，在与美国的不断接触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美国观。整理分析巴列维国王的回忆录，可知其对美国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推移，取决于伊朗国内局势、国际局势以及美国对伊政策等因素；并随着伊美两国交流的逐步深入而逐渐演变，进而形成了一套具有阶段性、复杂性和非对称特点的美国观。

巴列维国王在1941—1979年间的美国观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1—1953年间巴列维将美国视为巴列维王朝的保护伞；1953—1961年间巴列维视美国为伊朗的可靠盟友；1961—1978年间巴列维的美国观具有双重性，既依赖美国又对美国不满；1979—1980年流亡期间巴列维视美国为毁掉自己事业的敌人。总体来说，巴列维国王的美国观并没有固化，而是呈阶段性地不断发生变化，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二战及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

二战推动罗斯福做出将美国势力深入伊朗的决定，促使了伊朗官方与美国官方的接触，两极格局之下的“冷战”则强化了巴列维国王想要与美国交好的意愿。

伊朗是受冷战影响最早的国家之一，如巴列维国王所言“冷战实际上是从伊朗开始的”。二战结束后，在有关伊朗撤军问题和阿塞拜疆事件中，美国坚定地站在伊朗一边，支持巴列维国王反抗苏联，这使巴列维国王将美国视为自己反抗苏联损害伊朗主权最坚硬的武器，视为维护巴列维王权最有力的外部保障。

在冷战思维的指导下，为了使伊朗更有效地成为遏制苏联、遏制共产主义的棋子，美国策划了伊朗1953年政变，帮助巴列维国王重新夺回政权，随后为了巩固巴列维政权更是向伊朗提供经济、军事、安全、物资等全方位的援助，这进一步强化了巴列维国王追随美国的决心，甘愿成为美国最忠实的依附者，在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冷战”同时也成为巴列维国王不断向美国索求军事援助和支持的借口，在两极格局下，巴列维国王清楚地明白美国需要他在中东地区帮助美国遏制、对抗苏联。

因此，当美国向他施加压力或两方出现分歧时，巴列维国王佯装向苏联靠拢来要挟美国向自己做出妥协，但“冷战”终归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当冷战烈度降低至褪去时，伊朗在美国战略中的价值便下降了；另外，巴列维国王为了使伊朗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强国，也不希望美国过多干预伊朗内政，对美国的离心力增强，不再像50年代中期那样仰美国鼻息。

图为伊斯兰革命前夜，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欢迎巴列维国王访美。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身份的双重性

首先，巴列维国王是一名伊朗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对伊朗辉煌历史的自豪感。当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后，巴列维自然不想在伊朗领土内继续存在外部力量左右伊朗事务，分享本应属于伊朗人的资源、利益，伊朗应当是伊朗人的伊朗。

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推动着巴列维本人在美国为了本国利益而频繁干预伊朗内政时，对美国产生愤恨情绪，将其视为损害伊朗利益的入侵者。

其次，巴列维是伊朗的国王，是伊朗的最高统治者。一方面，当伊朗处于困境时，巴列维作为君主的首要职责是维护伊朗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而仅靠自己的力量又无法与英苏两国抗衡，不得不求助于实力强大的美国，将美国视为保护巴列维王朝的保护伞。随后，在冷战格局下，美国为了更好利用伊朗遏制苏联，继续向巴列维政权提供几乎全方位的援助与支持；巴列维国王则成为美国最忠实的追随者，对美国充满了赞赏与期待。

另一方面，60年代末70年代初，伊朗依靠美国的援助和石油业的繁荣，实力逐渐增强，巴列维国王便雄心渐起，对内进一步强化礼萨·汗推行的威权政治，逐渐走上独裁专政的道路；对外则企图恢复伊朗历史上的地区霸主地位，企图复刻古老的波斯帝国理想，进一步提升伊朗的国际地位，但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希望在中东地区扶植一个能有效遏制苏联扩张的地区盟友，而不是真正地希望伊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地区性霸权国家。

因此，在地区霸权意识的推动下，巴列维国王的外交政策越来越独立，不再迎合美国对伊朗的需求，这表明巴列维国王的独立倾向日渐明显，美伊间的分歧逐渐增多，巴列维国王的美国观也发生改变。

将美国和他国对比的结果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身为巴列维王朝的王储时，就认为美国“纯洁”且“正义”，有关美国这一认知的形成是将美国与英、俄（苏）两国对比，美国在历史上没有侵略过伊朗，而英俄两国在恺加王朝时期就不断侵占伊朗领土，损害伊朗利益；在英伊纠纷中，美国也多次站在伊朗一边，支持伊朗。

在二战初期，英国两次想要将巴列维国王赶下台，从而扶持一位更加听话的傀儡国王，而美国两次帮助国王保住了王位，因此对比美英两国的行为，巴列维国王自然视美国为巴列维王朝的保护伞，并对其感激不尽。

在巴列维国王流亡期间，美国为了与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朗新政府继续建立友好关系，便阻止昔日朋友巴列维前往美国；而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Hassan Ⅱ）在巴列维流放期间，即使面临巨大压力，也表示随时欢迎巴列维国王的到访，并尽可能地向他提供帮助。

在上述对比下，国王对美国表现出来的态度极其失望，也感受到了美国对待昔日盟友的冷漠。另外，霍梅尼夺权后在伊朗进行暗杀、处决等恐怖活动，美国却没有提出任何反抗的声音；而巴列维统治期间美国人权鼓吹者则对他所谓的“暴虐”统治肆无忌惮地进行攻击，比较之下，巴列维认为美国对待伊朗实行的是两面政策，美国此等行径极其虚伪。将终之时，巴列维将自己政权的倒台归咎于美国。

美伊官方对两国关系的非对称关注

美国是战后的超级大国，而伊朗则是主要关注国内稳定和外部安全的地区小国，两国实力显然悬殊。在政策制定上，美国要从全球角度出发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仅将伊朗看作美国在中东地区遏制苏联的一颗棋子，相较而言，美伊关系仅是美国众多外交关系中无足轻重的一缕；但对于巴列维国王而言，美国是伊朗保持独立、内外安全的重要保障，他一度将美伊关系视为伊朗最重要的外交关系。

因此，两方对对方重视程度的不同则意味着它们既有利益趋同时的合作，也会存在利益相悖时的冲突。换句话说，当美国与伊朗的利益一致时，巴列维国王的美国观是正面的；当美伊两国利益出现分歧时，巴列维国王的美国观则偏向负面。

图为1979年11月4日伊朗学生试图爬越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围墙

结语

由上可知，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美国的认知并非风雨不改，也并非全面的、立体的和客观的，而是根据国家现实需求和自身需要呈阶段性地演变。巴列维国王的美国观在形成与演变中逐渐表现出了三个独有的特征：一是稳定性与阶段性并存，二是带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情怀，三是巴列维国王的美国观与伊朗普通民众及霍梅尼的美国观形成了高度反差。

在巴列维国王的认知中，尽管在70年代美伊两国的摩擦和分歧不断，但总体上国王仍将美国视为伊朗的盟友。对伊朗普通民众而言，在伊朗1953年政变之前，他们同巴列维国王一样认为美国是一个“纯洁”“正义”的国家，但在政变后，因美国帮助巴列维推翻了合法的摩萨台政府，美国形象在普通民众眼中从此一落千丈，并认为美国与历史上入侵伊朗的英苏两国一样都是“大撒旦”。

霍梅尼则一直是美国严厉的批评者，对美国充满了排斥与鄙视。在以上三种态度中，尤其是巴列维的亲美倾向与霍梅尼的极度反美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巴列维国王作为伊朗的最高统治者，他的美国观必然会对伊朗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国王的美国观影响了巴列维王朝的生死存亡，加快了伊朗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快速地提高了伊朗的国际地位，但另一方面因巴列维的美国观与伊朗普通民众及以霍梅尼为首的反对派的美国认知截然相反，当国王与美国继续保持亲密关系时，就进一步加剧了伊朗国内的反美情绪，同时导致伊朗民众对国王的支持度下降，最终变成了反对国王的重要力量。

霍梅尼与普通民众试图消除美国在伊朗国内的影响，这预示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必要性，同时简洁论证了伊斯兰革命爆发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

另外，巴列维国王在构建对美国的认知时一直带有软弱性和依赖性，这与他个人性格密切相关，导致他对美国这个“盟国”过于服从。

直至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夕，国王仍希望美国能够给他一个明了的、确切的有关美国会一直支持他的此类暗示，但无奈美国考虑的核心是其在伊朗的利益，而不是巴列维本人，最终美国抛弃巴列维，试图与伊朗新政权延续美伊友好关系。

因此，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巴列维国王的美国观加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与巴列维王朝的覆灭。

【作者冀开运为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教授、冉娟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