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两个中东”分化加剧，美伊冲突规模和持续性仍将受限
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效应持续发酵，红海与波斯湾航道安全此消彼长，美伊博弈与以色列地区角色同步上升，中东地区在动荡与重组之间加速分化。传统大国影响力此起彼伏，地区力量多点博弈，“碎片化”与“再整合”交织并行，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中东局势的鲜明底色。
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所谓“两个中东”的结构性分化？叙利亚、也门是否折射出地区多中心竞争的新常态？以色列与土耳其是否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新的对抗轴线？红海与波斯湾风险演变是否冲击全球供应链？而在冲突阴影之下，中东是否仍有转型与发展的空间？围绕这些关键问题，东方军事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解析中东格局深层驱动力与未来走向。
东方军事：您之前提出，目前出现了“两个中东”这一概念，包括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分化、以色列与非以色列力量的分化，以及“美国的中东”和“非美国的中东”。这种分化格局形成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是否意味着中东在短时期内难以形成统一的区域秩序？
刘中民：我曾撰文从地区体系的整体结构来分析“两个中东”。地区体系可以理解为由三个层面构成：行为体体系、力量体系和规范制度体系。所谓“两个中东”，正是从这三个层面展开的。
首先，在行为体层面，一是国家行为体出现进一步分化。一方面，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分化。如以色列与地区国家的对抗加剧、阿拉伯世界内部分化、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地区国家发展的两极分化等。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分裂的危险加剧，尤其是也门和索马里的分裂日益成为现实。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趋势将进一步加深。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主要包括族裔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地方分离主义、军人叛乱力量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力量。这些力量在国家整合能力下降的背景下被激活。
其次，在力量体系层面，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地位显著上升，正在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和权力结构，与之对应的是“非以色列的中东”，则难以形成统一力量。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当地时间2月12日表示，美国和伊朗都准备作出一定的让步，以达成一项核协议。 IC Photo
最后，规范制度层面，表现为“美国的中东”和“非美国的中东”之间的分化。前者体现为实力主导的霸权秩序，后者强调国际法和多边秩序。但现实是，美国近年来对既有国际法与国际秩序造成了强烈破坏。
至于导致分化的驱动力，我认为需要从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理解。
从内部看，部分中东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存在深层问题。除了正在进行经济转型的海湾国家，面临改革压力但也在进行改革的埃及、土耳其、伊朗、约旦等国家外，还存在第三类基于种种原因导致民族国家构建比较失败的国家，特别是叙利亚、也门、利比亚、苏丹和索马里。由于族裔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地方分离主义、军人叛乱力量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力量的存在，导致这些国家主权陷入危机，国家面临分裂风险，国家认同比较孱弱，而国家凝聚力与国家主权薄弱，反过来又为外部力量的干预提供了机会。
从外部看，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遗产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国家认同，导致中央政府权威比较脆弱。进入当代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长期干涉，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特征，地区大国也频繁干涉他国内政。例如，在“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过程中，叙利亚在内部危机中成为地区国家和外部大国博弈的场域，既有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地区力量介入，也有美俄等大国介入；也门同样存在伊朗与沙特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内部竞争。
因此，国家脆弱与非国家武装力量崛起是这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外部干预则进一步强化了代理人竞争，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衰败。我认为短期内中东要形成统一的区域秩序，难度非常大。
东方军事：尤其是在传统大国影响力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叙利亚和也门的局势是否可以视为中东多中心结构的一个缩影？
刘中民：我主要以叙利亚为例谈谈。某种程度上，叙利亚确实是近二十年来中东格局变化的一个缩影。自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有几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第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上升。阿萨德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体制的最后代表之一。其终结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政治传统进一步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带有激进甚至极端色彩的“沙姆解放组织”。尽管其现在对外宣称要温和化，但未来叙利亚国家属性中，伊斯兰主义因素的上升恐怕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第二，叙利亚教派力量结构的变化，表现为逊尼派力量相对上升，什叶派力量衰落。叙利亚逐步从过去接近伊朗的什叶派阿拉维派政权，转向加强与逊尼派力量特别是沙特的关系。包括目前的艾哈迈德·沙拉过渡政权被美国解除制裁，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沙特来协调实现的。甚至沙拉本人也是在访问沙特时第一次见到特朗普。因此，沙特对叙利亚有重要影响，其目标主要是想把叙利亚拉回到阿拉伯世界中，成为逊尼派阿拉伯力量的一部分，并扮演叙利亚同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桥梁。此外，土耳其作为逊尼派温和伊斯兰力量的代表，在叙利亚的影响也在增强。它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是巴沙尔政权倒台的重要因素。
第三，“抵抗轴心”的衰落与以色列作用的上升。叙利亚过去是“抵抗轴心”的重要中枢，如今这一作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复存在。伊朗在叙利亚的存在已经大打折扣，而以色列则在安全和军事层面形成更大优势。
第四，大国作用的变化。俄罗斯在叙影响力遭到严重削弱，但仍在努力维持存在，包括近期沙拉访问莫斯科。尽管曾经支持的巴沙尔政权已经崩溃，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完全淡出叙利亚。俄罗斯仍在寻求最大限度地维持在叙影响力，尤其是保留军事基地。
美国依然是叙利亚局势最关键的外部因素。无论是对其解除制裁，还是将叙利亚过渡政权从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助其重返国际社会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而美国尽管目前对叙利亚的投入、包括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相对减少，但这很大程度上并非能力不足，而更多是意愿问题。
关于以色列与土耳其在叙利亚的角色，我认为它们目前更多是在围绕安全与利益进行现实博弈。以色列的核心关切是安全，包括占领戈兰高地和扩大边境缓冲区，通过支持叙利亚的德鲁兹人来谋求安全优势，并时刻对叙利亚维持军事上的高压姿态，确保维持一个虚弱的叙利亚。因为在过去的阿以冲突和巴以冲突中，叙利亚长期是反以色列的“抵抗阵线”的一个重要国家。
土耳其在叙利亚则高度关注库尔德问题，鉴于土国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正走在与政府和解的道路上，土耳其绝不会允许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力量壮大，进而影响其国内的较好局势。
总体而言，尽管巴沙尔政权倒台，上述角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本质上，叙利亚仍面临以色列、土耳其、沙特等地区国家的争夺，以及外部美俄大国之间争夺，因此外部力量争夺叙利亚的基本特点并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叙利亚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弱势。这也比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当今中东地区国家构建的困境：对内是国家统一与分裂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宗教上是和解包容与极端排他的矛盾，对外则是自主性与依附性之间的矛盾。
自从老阿萨德2000年去世，巴沙尔接管叙利亚政权后，应该说是一个叙利亚逐渐失去自主性的历史过程。其间，土耳其、沙特、伊朗、以色列等地区国家，美国、俄罗斯等外部国家，都在叙利亚局势的演进过程中得到体现。
在国内，叙利亚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如何解决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如族裔教派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朝着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迈进；在对外关系中，叙利亚面临逐步摆脱对外依附，真正实现叙利亚独立自主的历史使命。这些复杂问题意味着，叙利亚的悲剧确实构成了中东地区体系深层次矛盾困境的缩影。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东方军事：当前中东局势复杂多变。围绕红海、波斯湾以及伊朗局势的发展，外界也担忧地区安全风险是否会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与中东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中民：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相对有限，但我认为，理解中东既要看到现实存在的严重安全威胁，也要看到它存在和平发展空间的多样性。中东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冲突地区，而是动荡与缓和、冲突与发展并存的地区。因此，外部投资者和世界经济体系研究者在重视和研判风险的同时，也应看到中东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领域甚至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红海和波斯湾的安全形势而言，近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过去两年多以来，红海航线面临的威胁相对突出，但目前波斯湾的风险有所上升，而红海局势则在向好发展。
尽管加沙地带冲突的风险仍未完全消除，但毕竟已经转向重建阶段，胡塞武装持续袭扰红海航运的动力减弱。同时，美国、欧洲等国家加强了红海安全部署，以色列也通过与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的互动以及支持索马里兰等方面势力，试图影响和控制红海安全格局。近期已有欧洲航运公司恢复红海航线，埃及方面对苏伊士运河航运的恢复也持相对乐观态度。因此，红海仍有风险，但总体趋于可控。
相比之下，波斯湾风险有所上升。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对抗加剧，伊朗曾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加强了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包括航母部署，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确实在上升。
伊朗展示多款新型无人机。 图/塔斯尼姆通讯社
但我认为，即便目前局势仍不明朗，就算美伊之间谈判破裂、发生冲突，其规模和持续性仍将受到限制。从特朗普政府2月初以来的立场变化来看，美国并不愿看到伊朗问题失控，尤其要避免美国再次在中东陷入战争泥潭。因此，即便在一定时期内美伊在波斯湾爆发冲突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也不太可能发展为常态化、持久且大规模的冲突。波斯湾局势走向全面失控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总体而言，对红海和波斯湾安全形势可以保持谨慎乐观。
至于中东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我认为应分区域来看。大体可分为海湾地区、东地中海地区和北非地区。
目前冲突最集中的是东地中海地区。但即便如此，以色列经济仍保持一定活力，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具备较强实力和潜力。同时，以色列与塞浦路斯、希腊、埃及等国也在推进地中海地区经济合作，尽管其中也包含地缘政治因素，例如对土耳其的制衡。因此，东地中海地区仍有其经济亮点。
海湾地区整体情况相对更好。尽管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以及相关军事行动对安全构成压力，但海湾国家正在推进经济多元化转型，从单一能源经济向人工智能、金融、航运等多元产业发展。海湾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活跃，高新技术、金融和航运业发展较快。阿联酋、沙特、阿曼等国家相对稳定，经济潜力仍然突出。
北非方面，除利比亚和苏丹局势较为复杂外，摩洛哥、突尼斯等国家也存在一定经济亮点。因此，不能以单一视角看待中东，而应以差异化、多样化的方式进行分析。
东方军事： 2026年开始，中东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挑战有哪些？
刘中民： 我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美国角色的变化。在我看来，美国在地区不再扮演国际体系建设者的角色，而更多呈现出对既有秩序的破坏性影响。今天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一面不断突出，主要表现为滥用权力、肆意动武、破坏国际法与否定联合国作用，其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衰退并走向保守主义，对外政策呈现更强的霸权扩张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东地区陷入动荡的重要国际根源，也为以色列地区扩张提供了外部支持。从小布什时期强烈支持以色列的新保守主义抬头，到特朗普两届任期延续并强化这一趋势，都对地区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冲突，并与美伊矛盾结合在一起。当前核心问题在于，伊朗问题究竟能否通过谈判维持在可控范围内，还是会走向全面、大规模冲突。这是近期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
第三，一批动荡国家的命运问题。特别是也门、叙利亚、苏丹、利比亚、索马里等国局势复杂，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不断泛滥，导致国家碎片化趋势明显，并引发外部干预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中东的碎片化。
第四，以色列扩张引发的地区安全焦虑与军备竞赛风险上升，甚至是核扩散风险可能上升。比如，以色列去年袭击卡塔尔后，沙特同巴基斯坦签署军事协议，后来土耳其也加入，某种程度上已带有准军事同盟色彩。
第五，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阿富汗和叙利亚等地由过去的极端组织执政是地区政治的重要变化，并产生严重消极影响。近期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边境、印度以及叙利亚等地均发生了恐怖袭击。同时，美国在不断压缩对反恐领域的投入，包括把“沙姆解放组织”从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剔除掉，从政策上进一步给极端主义“松绑”，因此未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扩散会成为中东地区不可小觑的风险。
第六，地区国家内部转型的成败。部分中东国家面临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加大，社会不满情绪仍然存在。比如伊朗去年底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尽管成因复杂，且与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外溢和美国、以色列的渗透等因素有关，但也有复杂的内部原因。土耳其、约旦、埃及等国同样面临经济压力。如果经济与社会问题叠加政治矛盾，不排除在个别国家可能复现类似“阿拉伯之春”式抗议的可能性。虽然这种风险目前总体可控，但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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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力量体系层面，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的地区霸权地位显著上升，正在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和权力结构，与之对应的是“非以色列的中东”，则难以形成统一力量。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当地时间2月12日表示，美国和伊朗都准备作出一定的让步，以达成一项核协议。 IC Photo
最后，规范制度层面，表现为“美国的中东”和“非美国的中东”之间的分化。前者体现为实力主导的霸权秩序，后者强调国际法和多边秩序。但现实是，美国近年来对既有国际法与国际秩序造成了强烈破坏。
至于导致分化的驱动力，我认为需要从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理解。
从内部看，部分中东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存在深层问题。除了正在进行经济转型的海湾国家，面临改革压力但也在进行改革的埃及、土耳其、伊朗、约旦等国家外，还存在第三类基于种种原因导致民族国家构建比较失败的国家，特别是叙利亚、也门、利比亚、苏丹和索马里。由于族裔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地方分离主义、军人叛乱力量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力量的存在，导致这些国家主权陷入危机，国家面临分裂风险，国家认同比较孱弱，而国家凝聚力与国家主权薄弱，反过来又为外部力量的干预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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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家脆弱与非国家武装力量崛起是这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外部干预则进一步强化了代理人竞争，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衰败。我认为短期内中东要形成统一的区域秩序，难度非常大。
东方军事：尤其是在传统大国影响力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叙利亚和也门的局势是否可以视为中东多中心结构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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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上升。阿萨德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体制的最后代表之一。其终结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政治传统进一步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带有激进甚至极端色彩的“沙姆解放组织”。尽管其现在对外宣称要温和化，但未来叙利亚国家属性中，伊斯兰主义因素的上升恐怕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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