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纽贝格：未来战争是一场关于算法的较量

【安妮·纽贝格，翻译/鲸生】

过去，只有手握数十亿美元军事预算的大国才能实现远距离精准打击目标。如今，商业技术已经将精确打击能力普及化。一名蜷缩在战壕里的士兵，仅凭手持简单的控制器，透过一副眼镜查看实时视频，就能操控一架搭载着价值500美元弹药的商用无人机去摧毁一辆价值500万美元的坦克。

近年来，这类科技的发展重塑了现代战争的面貌，使得攻击行动更加容易、廉价，而防御行动变得更加困难、昂贵。士兵们用商店货架上购买的无人机投掷手榴弹、靠商业卫星维持军事通讯，而深受爱好者欢迎的无线电设备则可用于探测甚至干扰无人机。

创新性的低成本武器已经摧毁了那些建造和运营成本极高的精密军事系统。造价数千万美元的俄罗斯军舰被造价数十万美元、具备半自主功能的乌克兰自杀式无人艇击沉。价格甚至更便宜的商用无人机，不仅摧毁了价值百万美元的坦克，还执行了曾经只有先进军用直升机才能完成的任务。

抵御这些无人机可能会耗尽防御方的资金。媒体透露，2017年，一个未公开身份的美国盟国曾动用一枚价值300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去击落一架价值200美元的无人机；五年后，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去年在红海的行动中，美国海军使用价值百万美元的导弹来对抗胡塞武装扰乱全球海上交通的无人机。去年九月，当俄罗斯的“非洲菊”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时，北约紧急起飞的战斗机发射了AIM-120导弹，单价超过100万美元。

这种经济账的倒挂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战场学说：蜂群战术。进攻方通过大量协调一致的、相对可消耗的无人机群来压制精密的防御系统，使得拦截每一次攻击变得极度困难。防御方若想保卫高价值资产免受此类廉价且持续的威胁，在经济成本上可能会难以为继——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事务的前副部长也曾承认这一点。

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光纤制导无人机

顺着这样的思路，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最近提出了实现“无人机主导地位”的目标，计划到2027年部署“数十万架”无人机。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正试图评估军工产业界快速且廉价地生产约30万架无人机的能力。

无人机并非唯一令进攻方获得不对称优势的商业技术。据报道，乌克兰士兵在实战中、美军在训练中都使用过的HackRF无线电设备，降低了电子战的门槛——在电子战中，作战方试图破坏敌方通信、导航和瞄准的能力。而在另一边，俄罗斯的GPS干扰显著降低了价格昂贵的美国“神剑”制导炮弹的精度，这种炮弹曾被视为“美军支援乌克兰作战的最精确炮弹”。

商业航天公司同样加剧了这种战略不对称性。高分辨率、近乎实时的战场情报曾经是拥有侦察卫星的超级大国的专属特权。如今，来自行星实验室（Planet Labs）、麦克萨技术（Maxar）等公司的卫星图像，让分析师、记者和业余研究者都能清晰地观察战场局势。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拥有的商业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曾在俄罗斯发起全面进攻前夕的网络攻击中，维持了乌克兰的军事通信，并由此广为人知。

那些拥抱商业技术的军队，还能以传统国防生产和采购流程无法企及的速度与灵活性来打造其武器库。精密复杂的无人机和电子战设备可以直接用在线零售商采购的组件组装而成；3D打印技术意味着生产设施可以迅速重建和转移。无人机制造商可以根据前线的直接反馈，在很短时间内迭代设计，这与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开发完成的传统国防武器项目截然不同。

这对国防领域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影响。在军事战略中，OODA循环指的是“观察、调整、决策、行动”的决策周期。能够更快完成循环的一方将获得战术优势。那些以中心化、昂贵体系（例如航母战斗群或装甲师）为特征的传统军队，其OODA循环往往更慢。相比之下，由廉价传感器结合廉价打击单元（如巡飞弹）组成的分布式网络，其循环速度则可以快得多。

随着廉价、强大且适应性强的商业技术在全球的普及，进入高技术、高影响力战争的门槛正在瓦解。这一新现实让政策制定者和各国公民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深刻的挑战。围绕这些新型战略不对称性，以及当先进武器由商业组件制造时应如何控制其扩散等核心问题，各国正在进行艰难的思考。

为了解决无人机战争的成本失衡问题，各国正在投资研发激光和高功率微波等技术，这些技术有望以更低的成本有效对抗无人机。以色列的“铁束”（Iron Beam）防御系统最近实现了作战部署，这是一套用于对抗无人机蜂群的固态激光系统。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本月在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附近发射了激光武器，白宫宣称其目标是针对贩毒集团操控的无人机。

有朝一日，这些技术或许能够纠正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造成的成本失衡。但近年来的战争也表明，战争的节奏已经改变，攻防双方的快速适应能力是创新的关键来源。

美国的《2026年国防战略》文件强调一种分层防御架构，不是仅仅依赖像“爱国者”导弹这样专门建造且昂贵的系统，而是包括低端拦截器——即短程动能无人机——以匹配攻击方的价格点。这种防御系统还必须适应战场创新的节奏。为此，采用模块化和软件优先的设计——允许更换部件或更新软件——正在改变游戏规则。例如，美国防务公司Saronic的自主式舰艇仅由七个模块化部件构成，从而能根据不断演化的威胁相应地快速调整制造与维修能力。

美国Saronic公司推出的自主式无人水面舰艇

在电子战领域，战场上的软件适应性，包括应对对手快速变化的平台信号特征、通讯方式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目标定位，将变得至关重要。无形的信号充斥着现代战场，导致极难实时分辨敌我势力。美国的电子战能力需要在技术、流程和政策等方面进行快速且重大的现代化升级，以确保士兵能够迅速探测、识别并适应对手不断变化的信号。

从成本和采购角度来看，具有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商业技术，其获取难度天生就低于纯粹的军事技术。这也使得控制相关武器系统的扩散变得极具挑战性。

传统上防止技术流向对手的方法，主要依赖于出口管制（如美国对先进芯片实施的控制）以及政府对外国收购拥有先进技术公司的审查（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这一跨部门机制）。然而，随着过去五年来受出口管制约束的科技数量激增，实践者们开始质疑这些管制措施能否得到有效执行。

新的追踪方法正在建立起来，包括从基于地域的出口管制措施转向智能驱动的追踪方式。各国已经认识到，不可能阻止家用设备中常见的、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芯片或GPS模块的销售，因此正在转向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供应链审计，来监控全球货运单和资金的流向，并发现异常情况——比如，当一家玩具公司突然购买了数千个工业级飞行控制器时。

这一挑战不仅包括控制军事技术的出口，也包括掌握美国自身国防系统中所使用的技术情况。例如，多年来，假冒伪劣部件一直通过美国国防部的供应链渗透进军事技术中。国防后勤局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来应对这一问题，使用模型来帮助识别提供假冒产品的供应商。地理围栏技术也可应用于关键部件的跟踪，并在GPS坐标显示该部件被非法移动到未经授权区域时，对其进行远程禁用。

这些供应链风险揭示了快速的国防创新如何带来新的脆弱性。需要在私营和公共部门采取新的治理方法，以确保所谓“了解你的客户”规则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执行，并利用数据实现共同问责。数字身份识别的创新方式，包括人工智能驱动的持续风险评分和基于区块链、能创建防篡改审计追踪的系统，有助于将“了解你的客户”发展为一种更加动态化的手段。

战争已经演变为关于算法的较量，哪一方能更快地迭代其软件——无论是根据前线反馈，在一夜之间更新无人机导航算法，还是调整干扰频率——谁就能获得决定性优势。由廉价、可替换且不断更新的消费电子产品组装而成的武器，已经颠覆了传统的军事采购周期。

我们已进入一个战场时刻处于被观测状态的时代，这对进攻方和防守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个新世界里，安全不再仅仅取决于装甲的厚度，更取决于网络的速度和供应链的韧性。

（原文发布在美国“外交政策”评论网站，原标题：“如何适应一个算法战争的时代。”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东方军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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