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美国在亚洲错失的，不只是十五年【美国战略失误（四）】

作者 :中华军事 2026-04-07 09:11:17 围观 : 次评论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张耀】

美国此次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集中暴露了其冷战后长期存在的战略失误。

这种误判并非个例，而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异化的必然结果。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陷入霸权护持的执念，其战略轨迹始终充斥着短视与盲动，忽视地区平衡、透支自身实力、损耗国际信誉，最终导致其在全球战略布局中屡屡陷入被动，也给后来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本文重点关注美国政府自奥巴马以来的亚洲战略，指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投入虽然不断加大，却因未能准确把握地区发展大势和各国核心诉求，陷入了“用力越多、收效越差”的怪圈。这十五年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行动，与其说是“重返”，不如说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最终与亚太地区的发展潮流渐行渐远。

从“重返亚太”到“印太战略”：美国并没有缺席亚洲

过去十五年，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具有较强的延续性。

从奥巴马时期提出“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印太战略”的出台，再到拜登政府对“印太战略”进行系统升级，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把应对中国置于优先位置，美国始终把亚洲视为其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可以说，美国历届政府通过不断调整政策工具、增强战略筹码来维持其在这一地区的霸权。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其政策含义并不局限于军事层面，而是同时在多个方向上重新加大对亚洲的投入。

2011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明确提出未来美国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重要布局，都将更多投向亚太地区。

到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并没有改变这一战略方向，而是在叙事和手段上作出明显调整。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式采用“自由开放的印太”表述，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2019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布局。与奥巴马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更强调大国竞争、更突出安全和地缘政治含义，也更倾向于通过联盟、小多边合作来塑造战略环境。

拜登政府上台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制度化。2022年，白宫发布《美国印太战略》将其战略布局从军事安全扩展到战略经济、高新技术和规则塑造等更广泛领域。

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后，美国虽然将西半球列为首要关注的区域，当下又深陷中东泥潭，但并不意味着将来收缩“印太战略”。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明确把“在印太威慑中国”列为优先方向之一。即便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在亚洲的政策风格可能更强调“美国优先”和责任分担，但其战略重心并未脱离亚洲。

因此，如果回看2011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实践，一个基本事实是清楚的：从“重返亚太”到“印太战略”，美国并没有缺席亚洲，而是在持续投入亚洲，并不断更新其经略地区的战略框架和政策工具箱。

然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在历届政府持续加码、不断强化存在、反复调整政策手段的情况下，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却在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把这种投入转化为稳定而有效的地区领导力。这也正是理解美国过去十五年亚太战略成败得失的关键切口。

美国在亚洲投入更多，为何反而更难主导亚洲？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值得深思：为什么美国投入更多，反而越来越难以稳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显然，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美国“重视不够”或“投入不足”。无论是战略表述、军事部署、盟伴协调，还是技术、供应链和经贸规则层面的安排，美国在亚洲的投入都比过去更系统，也更具竞争导向。症结就在于这些投入越来越难转化为一种稳定、集中并且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地区领导力。

这背后至少有三个困境难以破解。

第一个困境，是美国在亚洲的投入增加了，但其战略资源难以真正集中。

自奥巴马时期提出“重返亚太”以来，美国的确不断提高亚洲在全球战略中的权重，直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也没有改变这一方向。但亚洲虽然重要，却并不是美国唯一需要优先投入的方向。近年来，欧洲安全局势依然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之下，中东局势反复震荡，西半球议题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的权重也明显上升。

当下，美伊、以伊战争让特朗普深陷中东泥潭难以抽身，国际油价攀升促使美国经济面临通胀压力。这意味着，美国在强调“印太优先”的同时，始终无法把绝大部分战略资源长期、稳定地集中投向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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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美国一方面不断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持续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分担更多成本。从美国角度看，这是在全球负担加重背景下维持“印太”投入的现实选择；但从结果看，这也说明美国自身已经很难单凭一国之力，在多个方向同时保持高强度投入。美国当然希望把亚洲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只是很难在全球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对亚洲实施压倒性、持续性的资源倾斜。于是，美国对亚洲的战略投入始终受到多线牵制。

第二个困境，是美国越依赖盟友与伙伴关系网络（简称“盟伴网络”），反而越难维持传统双边联盟体系所特有的对地区安全架构的主导力和控制力。

过去十五年，美国在亚太战略中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越来越强调盟友、伙伴和小多边机制的重要性，通过扩大盟友参与、提高责任分担来支撑美国在“印太”的总体布局。这一思路在短期内确实有助于提高美国“印太”盟伴网络的制度化水平，也有助于缓解其资源压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盟友承担责任越多，其角色地位、议价能力和政策自主性也会随之上升。尤其是在特朗普时期，美国联盟政策的交易主义色彩更为明显：在安全上要求盟国增加防务开支、承担更多军事责任；在经贸上以关税、投资和市场准入为筹码对盟国施压；在对华议题上则要求盟国作出更明确、更实质的政策配合。这样的做法，长期来看会增加盟伴体系的内部分歧。

原因并不复杂。美国希望盟友更多承担责任，本质上是要把同盟从“美国支援盟友”进一步调整为“盟友支持美国”；但一旦盟友被赋予更高责任和更大作用，美国就不可能还像过去那样维持高度集中的控制。盟友不会只是执行者，它们会更积极地表达自身利益，更在意风险分担是否公平，也更关注本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回旋空间。这样一来，美国确实通过盟伴网络增强了战略存在，但为了维持地区霸权而强化盟伴角色地位，客观上推动了盟伴网络内部的分权和去中心化。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交易型政策思维，还在削弱美国与盟友之间原有的信任基础。过去美国主导联盟体系，除了实力优势之外，还在于它能够在安全承诺、利益补偿和政策协调之间维持某种相对平衡。如今的美国更多强调让盟友“付费”、要求盟友“配合”、敦促盟友“表态”，却较少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稳定补偿和长期承诺。

这样一种联盟管理方式，固然可能在短期内榨取盟友的战略价值，但也会使盟友更加警惕美国把同盟视为单向服务美国利益的工具。一旦这种疑虑加深，美国即便仍是联盟体系的“轴心”，也会越来越难把这种中心地位自然转化为秩序塑造能力。

第三个困境，是美国的经济工具回来了，但它并没有真正恢复过去那种以经济议程强化地区领导力的能力。

如果放在今天来看，简单把美国的问题概括为“重安全、轻经济”已经不够准确。拜登时期，美国已明显重新重视经济、技术和供应链议题，并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关键技术协调、去风险化和产业链重组等方式，把IPEF等经济工具重新纳入其“印太战略”。

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只不过其方式更直接，也更具强制性和交易性：在对盟友关系上，将关税施压、投资引导、关键矿产合作、高科技出口管制等更明确地服务于美国国内国防工业、产业重塑、供应链安全和对华科技遏制。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回归”并不等于经济领导的真正回归。美国今天的经济工具，越来越多地被置于安全竞争、科技遏制和霸权护持的框架之下，而不是围绕开放市场、扩大准入和促进地区增长来组织。

对于许多亚洲盟伴而言，美国当然仍然是关键技术和资本来源，但它近年来的经济政策更多体现为风险管控、规则防护和战略排他，而不是提供更广泛的发展性红利。这样一种经济议程，即便会增强美国对地区经济安全事务的介入力度，却未必能自然转化为地区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同。

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如此。因为其对盟友的施压更重，对经贸关系的处理更倾向于零和思维和“美国优先”，这进一步损害了其作为地区经济领导者和制度供给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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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真正失去的，是塑造未来地区秩序的能力

再往深一层看，美国过去十五年真正流失的，既包括某些政策工具边际效能的下降，也包括部分具体议题上的相对优势减弱，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将实力、规则、规范和信誉整合为地区秩序塑造力的能力在削弱。虽然当下特朗普并不看重这个，但美国要想保持在亚洲的持续存在，除了仍需拥有显著的军事实力、制度和盟伴网络，只是这些优势越来越难像过去那样，自然汇聚为一种能够定义地区未来方向的领导力。

美国议程设置能力的相对下降，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过去几年，美国官方始终试图用较为完整的战略语言来界定“印太”的未来。特朗普新版《国防战略》则把“在印太通过实力威慑中国”列为第二条核心行动路线，并明确提出要沿第一岛链构建更强的拒止防御。换句话说，美国持续试图以更广覆盖、更强竞争性和更高安全化程度来界定“印太”的战略议程。

但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难有说服力地回答亚洲“应当走向何处”。从官方政策文本看，无论是拜登时期强调“强化美国角色并强化地区本身”，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强调“在印太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美国的议程设计都越来越强烈地围绕竞争、威慑和供应链安全展开。

可对于亚洲多数国家而言，地区未来并不只是安全问题，更是增长、互联互通、产业升级和发展空间的问题。也正因此，美国虽然仍然能够主导很多安全话题，却越来越难独占地区发展的主议程。

RCEP已于2022年生效，CPTPP也继续作为一个涵盖12个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安排运作；相比之下，美国虽然推动了IPEF，但截至2024年底，IPEF的三个非贸易支柱协定已经生效，贸易支柱谈判仍未完成。更何况，特朗普迄今为止尚未做出（或者说仍无暇顾及）有效主导亚洲经济议程的实质性举措。

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对亚洲地区议程设置能力在相对下降。在实际操作层面，美国对“印太”地区事务的处理方式愈发难以摆脱大国竞争逻辑的牵引；对地区未来的叙事越来越难脱离“围绕中国组织战略”的思路。安全议程当然重要，但当一个大国越来越主要通过安全化议程来定义地区未来时，它对地区发展想象和合作想象的吸引力就很难不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美国规则制定能力的相对下降，同样是其秩序塑造力减弱的重要体现。所谓规则制定能力，并不是指美国是否还能推动某些规则、倡议或机制，而是指它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把自身优势嵌入一种较为广泛、较具包容性、并能获得普遍认受的制度框架之中。

拜登时期的“印太战略”其实表达得很清楚：美国希望与盟友伙伴一道，更新既有联盟、组织和规则，并推动一个“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特朗普第二任期也继续通过美日、美印等双边与小多边安排，把供应链安全、技术合作、军事后勤和地区威慑纳入到地区战略之中。2025年的美日联合声明强调美日同盟是“印太”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同年美印联合声明则把后勤、情报、军力机动、贸易和供应链合作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然而，这种规则与机制的扩展所呈现出的功能性、排他性和竞争导向特征愈发凸显，而不再主要是一种开放性和普遍性制度供给。美国今天当然还在塑造规则，但它更多是在关键技术、供应链韧性、关键矿产、军工协作和联盟互操作性这些领域，以“小圈子”“分模块”的方式推进合作。近年来的IPEF也是如此。这些事实说明美国很难再通过规则本身来组织一个更广泛的地区共识。

因此，美国失去的是通过规则来塑造地区秩序的能力。它可以在某些战略性领域形成局部规则优势，却很难像过去那样把这些规则优势上升为一种更普遍的秩序规范。规则依然重要，但当规则越来越服务于排他性而不是包容性时，其塑造地区秩序的正当性和地区黏性就会下降。

而美国信誉与政治感召力的相对下降，也在削弱其将战略投入转化为领导力的能力。大国领导力从来不只是军力和资源的函数，也取决于地区国家是否相信它的承诺具有连续性、政策具有可预期性、地区投入具有持久性。过去几年，美国历届政府都强调盟友和伙伴的重要性，但强调本身恰恰说明，这种信任需要被不断巩固和修补。

3月19日，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双方就“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协商提升中程空对空导弹（AMRAAM）等武器的产能AFP

特朗普政府则一方面强调美国对“印太”的优先投入，另一方面又明确把“增加盟友与伙伴责任分担”列为核心行动路线之一。这样的表述本身就反映出美国今天对地区秩序的塑造，越来越依赖外部成本分摊和战略协调，而不再是单凭自身能力就能稳稳托住。

更重要的是，当美国强调让盟友和伙伴“做得更多”时，也会使地区国家更加关注美国“通过盟伴网络转移负担”。即便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存在和经济资源，也会更难形成过去那种带有明显政治感召力的领导地位。

所以，美国在亚洲真正流失的，是将各方面优势整合起来、进而塑造地区未来的能力，也很难像过去那样将“绝对实力优势”自然转化为“秩序主导优势”。

美国的战略得失给中国什么启示

讨论美国过去十五年在亚洲的战略得失，意义并不只是在于评判其成败，更重要的是由此反观大国经营地区和塑造地区秩序的一般逻辑。美国的教训说明，一个大国即便拥有显著的实力优势、广泛的盟伴网络和丰富的政策工具，也未必能自然把这些资源转化为稳定的地区领导力。真正决定其地区地位能否稳固的，往往是投入方式是否与地区需求相契合，战略工具之间是否能够形成正向转化。对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

自“印太战略”出台以来，美国在大国竞争的逻辑下，愈发倾向于拉拢许多偏务实的地区国家归入其“盟伴体系”的版图之中，仿佛安全合作有所加深、机制联系不断增多，这些国家就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稳定地向美国一侧靠拢。

可现实要复杂得多，亚洲多数国家在作决策时，首先衡量的是本国利益，同时还会受到国内政治更替、财政负担、产业诉求和社会舆论的牵动。对它们而言，中国与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以及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往往是并行考虑的几组变量，很难被简单压缩为阵营选择。

尤其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对盟伴的压价、逼责和交易式政策，很容易放大这些国家对追随美国成本的敏感性，也会加重其对政策不确定性的疑虑。

对中国来说，更值得重视的是采取分化策略，把地区国家区分开来看，细致辨别正式盟友、准盟友、功能性伙伴以及策略性摇摆者之间的差异，抓住它们对美关系中的利益裂缝和现实顾虑，实行分层施策。

对于那些安全上倚美、经济上连华、政治上求稳的国家，尤其要避免简单作立场判断，而应着力增加利益纽带，用市场、投资、产业链合作和地区公共产品去影响其政策权衡，逐步削弱其对美国单边战略安排的依附。亚洲本就是一个利益结构高度分化、政策弹性很强的地区，谁更能顺着这种复杂现实去布局，谁就更有可能在未来的地区博弈中掌握主动。

此外，美国亚太战略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不能把周边经略工作过度安全化。美国过去十五年在亚洲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其地区战略越来越围绕竞争、威慑、风险防范和供应链安全来组织；与此同时，美国虽然也重新调动经济与技术工具的“武器化”。如果一个大国越来越主要通过议程安全化来经略地区，则会削弱其地区认同和秩序塑造的能力。

对中国来说，周边经略工作当然不能脱离安全考量，尤其在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局势更复杂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但越是在这种环境下，越要避免把周边简单理解为安全博弈场。亚洲国家普遍更看重发展空间、产业联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政策回旋余地。谁能在安全之外，持续提供更多发展性、合作性和制度性收益，谁就更可能在长期中形成更稳固的地区影响力。

事实上，真正可持续的地区领导力，最终来自稳定性、包容性与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而不只是军事存在或短期动员能力。美国今天在亚洲的这些优势越来越难自然转化为秩序塑造力。特朗普第二任期则更加明确地强调“burden-sharing”（负担分摊）与“burden-shifting”（负担转移），并把盟友责任分担放在突出位置。当地区国家对一个大国的长期承诺、政策连续性和成本承担意愿产生疑问时，这个大国即便仍然强大，也会更难形成带有吸引力的领导地位。中国若要在周边和更广义亚洲塑造更稳固的影响力，需要把自身发展、区域合作和秩序供给更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错失的，不只是十五年时间，更是一种在相对实力优势削弱的关键档口，将现存优势转化为主导地区秩序的机会；而中国真正应吸取的是如何避免自己未来也陷入“投入增加、收益递减”的大国困境。归根结底，地区领导力不是单靠力量维持的，它更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否为周边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可共享的发展机会，以及一种不以排他为前提的秩序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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