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兴：米尔斯海默20年前已经找到美国病灶，但给不出解药

伊朗战事延宕一个多月，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对美国的影响也开始若隐若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由此带给很多人困惑：美国为什么要听从以色列的？以色列又有何能力影响美国的战略决策？

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约翰·米尔斯海默与斯蒂芬·沃尔特合著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找到深刻的解释。

二十年前，这本书的英文版首次问世后，旋即在美国乃至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它以其犀利的笔触、详实的论证，大胆剖析了一个长期被视为“禁区”的话题：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政治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审视当下的国际局势，尤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种种行动与困境，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警示与洞见，非但没有因时间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显现出其惊人的预见性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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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中译本在多年前引入国内时，曾引发广泛的讨论，为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复杂动因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中译本译者是上海杉达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传兴，通过回顾译介历程，梳理本书核心观点，并思考其对于理解当前国际政治的启示。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王传兴】

记得大约是在2008年初，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的范蔚文先生，邀请我翻译2007年出版的《The Israel Lobby and U.S.Foreign Policy》一书，并由国际政治编辑室编辑张玲雅女士任责任编辑。[1]

本书由享有盛誉的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并由同样享有盛誉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编译所丛书”）引进翻译出版；原著出版社和中译本出版社因此书而再次连接到一起，可谓“珠联璧合”！

回想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及后续过程，有三件往事值得在此记录下来。

第一件事是惊诧：惊诧是因为在着手翻译这本书时，虽然我知道美国宪法“权利法案”规定出版自由在美国乃是一项毋庸置疑的权利，但此书以及此前的约稿文章在发表/出版过程中却如此充满波折（参见本书的前言）；更惊诧的是，因为书中所描述的大量事例，彰显了以色列游说集团拥有对美国对外政策骇人听闻的影响力，而这以前在美国属于“皇帝的新衣”，很少有人敢戳破它。

第二件事是收获：无论是翻译此书，还是翻译此书之前的《右翼美国：美国保守派的实力》、之后的《美国自由的两面性》，这些“青灯古寺”般的工作固然耗时耗力，却也“意外”助力我在学术生涯中聚焦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对此持之以恒的一项最新成果，是笔者所著《移民国际政治学：国内-国际政治联动分析》于2025年10月出版，并成为“三十而立”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的第38种作品。

第三件事是缺憾：本书2009年正式出版前，我曾同时联系两位作者参加拟议中的中译本首发式的可能性；接洽下来，作者之一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欣然接受邀请，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对首发式的想法予以热情支持；只是因故作者最终未能成行，实乃憾事！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是美国最大的以色列游说集团

一本诊治美国政治“沉疴”的经典之作

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教授、另一位是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教授。他们都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结构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家，尤其前者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提出者。二者以这样的学术身份，触碰美国政治中的“禁忌”撰写此书，至少透露出三个“反常”之处。

第一个“反常”之处：作为结构现实主义者，作者却“违背”“常识”，从中观层次研究作为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第二个“反常”之处：作为以抽象理论建构而闻名的学者，作者却“违背”“常识”，转而聚焦具体的对外政策议题研究；

第三个“反常”之处：作为已在美国精英大学确立学术地位的学者，作者却“违背”“常识”，“以身犯险”触碰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一美国政治中的“禁忌”议题——作为“禁忌”议题的具体情形，可参见本书“前言”中关于成书过程的记叙。

但是，这些“违背”“常识”的“反常”之举，恰恰说明作者认定研究该问题意义重大。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言，虽然“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华盛顿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之一”，但是“一直到最近，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部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开谈论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

如今，无论是在美国学术界、政界，乃至民间，讨论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不再是“禁忌”话题，这本书对于这一现象的扭转可谓是功不可没。

最新一个打破“禁忌”的例子，是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Joe Kent）于2026年3月17日辞职后，在3月18日接受了美国著名保守派电视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专访。肯特在专访中称，MAGA网红、保守派非营利性组织“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联合创始人查理·柯克（Charlie Kirk），是因为公开呼吁美国不要与伊朗开战、并重新考虑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而于2025年9月10日突遭公开暗杀的，但肯特对此的进一步调查却被叫停了。

换言之，在今天美国政治中，虽然讨论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不再是“禁忌”，但风险依旧。肯特接受采访后被指称涉嫌“泄密”受到FBI调查，以及柯克的命运，都是这种风险的注脚。

如上所述，美国政治中避谈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期沉疴，因20年前本书作者“违背”“常识”的“反常”之举，如今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愈”。岁月流金，他们当年“以身犯险”而撰写的这部著作在大浪淘沙中得到了认可，并已成为一部国际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2]

美国“后人”虽哀“之”而不能鉴“之”？

2009年8月1日，本书作者应邀为中译本撰写了“中文版序言”。此时距2002年秋作者受邀为《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写一篇有关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特写文章”，2005年初履约完成该文写作后却被“无端”拒稿、随后该文变成“烫手山芋”而遭数家著名期刊拒绝，到2006年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3月23日的那一期上以《以色列游说集团》（The Israel Lobby）的标题发表，再到本书英文原版于2007年出版，已经分别过了大约七年、四年半、三年半、两年。该书出版后可谓“声名鹊起”，因此作者不无自得地在“中文版序言”中自问自答道：“我们所作的努力取得成功了吗？”答曰：

“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关美国的以色列政策、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这些问题，美国的公众话语现已公开多了。新闻记者、学者，甚至某些政治家现在都公开谈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而且当涉及以色列的时候，有关美国中东政策正确路线的真正辩论已经变得更为普遍了。”[3]

但对于本书作者写作2002年那篇约稿文章的初衷而言，即改变美国因以色列/游说集团致使美国持有的“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令人困惑的立场”，则效果至今依然不彰，当下的伊朗战事就是明证。

2月26日，在美国与伊朗的日内瓦谈判中虽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之时[4]，却于2月28日联合以色列开展对伊朗的“史诗怒火”（Epic Fury）“咆哮之狮”（Lion's Roar）斩首突袭。此次美国与以色列一道开启中东战端，距2003年小布什政府因伊拉克战争而使美国深陷泥潭十年之久，才仅仅过了20来年！

就此而言，美国“后人”虽然哀其曾深陷中东泥潭，但却未能以此为鉴吸取教训。如何理解美国“后人”这种在中东虽哀“之”而不能鉴“之”的怪象？在某种程度上，答案或许能够从本书“中文版序言”中找到：

“虽然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未虑及中国，但是我们的分析对未来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却具有重要意义。……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也使得美国同众多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使得美国同伊朗之间更可能爆发一场冲突。这些情形将促进中国赢得朋友的努力，扩大中国在石油丰富的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力。”[5]

据此可知，一方面，美国精英界和社会大众越来越接受了本书作者的核心观点，即美国政府的以色列政策以及范围更广的中东政策，需要摆脱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捆绑。

但另一方面，虽然如今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新右翼当权者——更不用说本书作者，似乎对美国的以色列/中东政策被以色列/游说集团捆绑保持警惕，但由于美国总是以地缘政治竞争的双眼紧盯中东地区政治版图、由于美国对帝国及霸权的迷思，因此，即便像本书作者这样明确反对美国的以色列/中东政策被以色列/游说集团捆绑的人，也总是不知不觉违背本心“自己反对自己”，从而事实上陷入“支持”以色列/游说集团捆绑美国以色列/中东政策的悖论之中。

在中东乃至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如今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崩塌之际，这才是美国“后人”虽哀“之”而不能鉴“之”的根源所在吧？

注释：

[1]说明：本书2009年版出版之前，张玲雅女士已离职，改由张笑天女士负责后续责任编辑工作；又及，本书2019年重做之后，改由王冲女士任本书责任编辑。

[2]参见作本书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有关此书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介绍。

[3]（美）约翰·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中文版序言》，王传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Ⅱ页。

[4]陈霄、王储：“美伊日内瓦谈判取得哪些‘良好进展’”，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260227/bab8b8eb25a443639928ffb38948bd1c/c.html，2026年2月27日，登录时间：2026年3月22日.

[5]同上，第Ⅲ页。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右翼”崛起的跨国外溢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机制与应对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25AGJ01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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