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晟：在贝鲁特难民营，一位老革命向我讲起毛主席时代往事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张晟】

本轮中东战争以来，黎巴嫩真主党作为抵抗力量的核心，始终站在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前沿，其与伊朗的战略协作也成为地区格局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然而，战火的延烧让黎巴嫩这片本就饱经沧桑的土地再次陷入人道主义危机，尤其是贝鲁特难民营，更是成了无数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家园。

我曾经在黎巴嫩短暂的居住过，与当地的很多朋友至今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往来。过去一个多月以来，我的社交媒体上经常能看到黎巴嫩朋友发的日常朋友圈，其中经常有导弹袭击贝鲁特、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内容。很多朋友的生活被战争严重影响，在战火中苦中作乐，继续着日常。

最近，我收到了一位老友从贝鲁特南郊莎提拉巴勒斯坦难民营发来的信息。他是一位有着传奇一生的老共产主义者，退休后在难民营里经营着一家儿童救济中心。在他发来的视频里，战火中的孩童们仍在小小的救济中心里进行着自己的日常。看着这个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我的情绪彻底被当年的回忆研磨。

于是，我找出了2024年在黎巴嫩做田野调查时的日记本，想跟读者朋友们分享我和这个难民营、这位老同志、以及这个儿童救济中心的故事：

贝鲁特莎提拉难民营，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之一。1948年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故土，1949年便建立了这个难民营。这些从巴勒斯坦故土拖家带口，穿越黎巴嫩南部重重高山，北上逃难到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们，最初只想着这艰难困苦的难民营不过是克复中原以前的临时过渡，哪知三年五年，八年十年，遗民泪尽胡尘里，转眼竟已是第76年……

当年拖家带口远赴此地的成年人们，大多都带着岁月的伤痕零落成泥碾作尘，依稀记得故乡模样的孩童们，如今也是耄耋垂暮余残身。至于在难民营里出生的中年和青年人们，甚至从来不曾有机会见过那片祖先的故土，变成了一个个土生土长的“贝鲁特人”。

这些中年和青年一代的巴勒斯坦裔居民，虽然从小生长在贝鲁特，虽然他们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亲自踏上过巴勒斯坦的土地，但是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却始终是巴勒斯坦人而不是贝鲁特人。1948年以来，一代代出生于异国他乡的巴勒斯坦人始终通过对于自己素未谋面的故国山川的想象与向往，建构着自己的身份认同、人生信仰、以及社群的基层组织架构。”

文献里都说，莎提拉难民营是全球巴勒斯坦难民营中条件最差的一个。条件是不是最差，我无法核实，但我亲眼所见的是，这座难民营的困苦和脏乱，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甚至让我不忍心举起相机……

对于任何一个了解巴勒斯坦历史的人来说，莎提拉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正是在这里，以色列勾结黎巴嫩基督教马龙派法西斯武装“长枪党”，大肆屠杀莎提拉难民营与周围萨布拉社区的巴勒斯坦难民近3500人，现场惨绝人寰，人神共愤。

我在莎提拉难民营里参观过当年死难者的墓地。由于难民营里人口已经过载，因此九泉之下的人也没有了合适的栖身之所。墓地建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只有灰蒙蒙的光线从小小的窗子里透进来，打在一个个石棺上。

尽管条件简陋，巴勒斯坦人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亡者最大的尊重：每一个石棺上都有名字和简单的生平信息，其中有一些人是在这场大屠杀中为了保护巴勒斯坦社区与以军以及“长枪党”作战而牺牲的英烈，这些烈士的棺椁前都有特别的标识，棺椁前也插着旗帜。

为人民牺牲的人，人民也绝不会忘记他们，即使是在这简陋困苦的莎提拉难民营，颠沛流离却始终坚韧不屈的巴勒斯坦难民们，仍然在在能力范围内给他们中最勇敢的那些英灵做到了极尽哀荣，通过这种烈士文化无声地教导着一代代的孩子们。

作为本职工作就是研究中东的学者，我本以为自己对于莎提拉的情况有足够的心理预期。但是那场惨案发生四十多年后，终于来访莎提拉的我，看到这个在史书里哀嚎悲鸣的地方，如今仍是一派困苦凄凉之景，不免悲从中来。当纸面上的绝望通过现实的冲击具象化地闯进你的视野，心中的那种窒息与悲怆真是无法用语言所形容的……

我特地来莎提拉是为了走访当地一家扶持儿童成长的慈善组织。机构楼下有一个小而简陋的自制游泳池，夏天的贝鲁特极为炎热，几个小男孩正在愉快的玩水，见我靠近，他们更是故意开始跳水，旨在向我这个外国客人展现他们博浪的英姿。

图中的画作是难民营中一位戴头巾的青年女工作人员所画，她也是巴勒斯坦难民的后代，年纪与我相仿，自小在黎巴嫩的山区长大，后来才进城求学，人生轨迹听来甚是坎坷。但她似乎并未受此影响，而是英姿飒爽，谈吐硬朗直率，图中这些办公室里摆放的画作都出自她的笔下，画中光景让人一窥她的巾帼豪情。

我到来的时候，中心的孩子们正在筹备周二的文艺汇演。这次文艺汇演的一大重点，是向孩子们宣传三个勇敢站出来反对加沙种族灭绝、声援巴勒斯坦的国家：南非，黎巴嫩，以及也门。在救济中心的老楼里，孩子们用稚嫩的歌声高唱一首歌颂南黎武装抵抗的爱国金曲《正义是我的武器》，稚嫩的童声配上悲壮的旋律，场面令人动容，我也不由得热泪盈眶。

儿童中心的主任是一位极为健谈的老先生，他也是巴勒斯坦人。老先生终生笃信马克思主义，年轻时曾是大名鼎鼎的左翼政党“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干部，经党组织推荐，曾借道东德远赴古巴党校完成学业，熟读毛选，常与苏联甚至西欧北欧的共产党进行串联和党际外交。

当年毛主席还在世时，中国推行革命外交，这位老同志年轻时便常常出入于中国使馆。他坦言：“那时候去中国使馆，就好像回家一样，当时我们交好的中国外交官卸任，我们去送他，他好像我们的兄弟一样流着泪和我们拥抱告别……”我听着他说的故事，动情无言，看着阳光洒在难民营的小窗边，想象着那个亚非拉革命风起云涌的壮阔时代，不由得心驰神往……

老同志虽然未曾造访过70年代的中国，但他有不少好友曾受邀于60-70年代访华，因此他也给我讲了不少听来的一手故事，既有两国革命战友间的感人情谊，也有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趣事：

彼时中巴两国刚刚建立外交关系，在处理一些事务时还略带青涩，参加欢迎巴勒斯坦访华来宾的中国群众多为工农兵背景，彼时传媒信息还不够发达，因此这些群众对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细节还不够了解，只是笼统地知道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一场反抗帝国主义者入侵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在一开始的活动上，观众席上的中国工农兵群众分不清楚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更听不懂阿拉伯语，但是又想要给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巴勒斯坦来宾展现中国同志的热情，于是他们决定听见“斯坦”两个字结尾的句子就热情鼓掌。

但是，在阿拉伯语里“巴勒斯坦”并不读作“斯坦”，而是读作“菲利斯汀”，于是观众席上中国的工农群众们苦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自己想听见的“斯坦”两字，在巴勒斯坦来宾的演讲间隙露出焦急的神情，迷惑于到底什么时候应该鼓掌。

这个故事乍一听有些滑稽，但是我却感动于这种青涩的真实。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反帝国主义国际主义意识与团结的建立，本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本来就要经历一个自然的从零开始的过程。

想想看，一位对于外国事务本来了解不深的中国普通农民，在党的引导和教育下开始认识世界，甚至参与到三轨外交当中，穿越欧亚大陆的万里黄沙，与来自巴勒斯坦的游击队员结成了超越语言、跨越地理、超越文化的精神纽带，难道还有比这更具有浪漫主义的工程吗？

而且，这些对于外事并不熟练的普通工农群众，即使并不了解巴勒斯坦本身，却仍然真诚地想要给远道而来的反帝国主义同志献上热烈的欢迎，焦急地生怕自己鼓掌的节奏不对，冷落了巴勒斯坦的同志，这种质朴而真挚的革命情谊本身，难道不就是最宝贵的东西吗？

说来也神奇，在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教员把革命的火种撒到全世界，启发了亚非拉无数渴望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而作为教员的中国学生，我此刻竟是在世界的另一头，听一位曾被他播撒的火种照亮的巴勒斯坦老同志，讲述关于他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以及那些因为看似细枝末节故而没有被收录进文献，却像金子一样在历史的角落里闪闪发光的、凝结着最真挚的情谊的故事……

在莎提拉难民营光线有些暗淡的破败老楼里，听着这些故事，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诗：“遥思老卒闻君至，感泣如逢故帅颜”。讲的是乾隆朝的名将明瑞在南疆殉国一年后，明瑞的胞弟奎林接替兄长的遗志也远赴南疆。或许是因为兄弟二人长相相似，当身着戎装的奎林走进军营时，许多当年在明瑞麾下征战过的老兵恍惚间以为是明瑞回来了，故而哭成一片。

作为一个95后，我自然从未有幸与教员处在过同一片时空下，可是，在贝鲁特的残破里，我仍然穿越时空为他和他们所动容，当后辈在历史厚重而又奇妙的交叉中，得以通过他者的叙述瞥见他风采的一隅，当后人在散落寰宇的星火前再次与他相遇，当在时空另一端终将成为你的我们再次接过火种，当遍地夕烟下再次吹起猎猎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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