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迎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专家警告:都是这些关键因素导致的
文 | 匪不言
编辑 | 升凌视界
长期以来,人口问题多围绕出生率、人口红利展开,死亡议题却少有人关注。
有学者指出,我国将进入人口死亡高峰期,社会应提前准备。
什么是人口死亡高峰?死亡大规模上升,又会对家庭和社会产生怎样影响?

死亡人数已经在抬头,但真正的高峰还没有到
中国人口正在经历一个过去几十年很少遇到的变化。
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0489亿,比上年减少339万人。
全年出生792万人,死亡113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2.41‰。
和2024年相比,出生人口减少162万,死亡人口则增加38万。

把时间往前看,2022年死亡人口1041万,2023年1110万,2024年1093万,2025年1131万。
单看一年会有波动,但放在更长时间里,死亡人数总体向上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楚。
原因并不神秘。
中国正在变老。

2025年,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亿,占总人口23%;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亿,占15.9%。仅一年时间,60岁以上人口就增加了1307万。
国家统计局也明确指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仍在继续老化。
真正需要理解的是,死亡人数上升,并不等于医疗水平变差。
恰恰相反。

2024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岁。
寿命延长意味着更多人能够活到更高年龄,死亡被不断向后推迟。
可死亡不会消失,当大批人口同时进入七八十岁的高龄阶段,年度死亡人数自然会提高。

这就像一条几十年前已经形成的长队。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62年至1970年,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口学者原新也指出,1962年至1975年几乎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2000万,1963年接近3000万。

这些人年轻时,是中国庞大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他们正陆续进入老年。
再往后十年、二十年,他们将逐步进入死亡风险明显提高的年龄段。
所以所谓“死亡高峰”,本质上不是突然发生的异常事件。

它更像是几十年前出生高峰经过时间推移后的必然回声。
复旦学者的研究预测更加谨慎:随着老龄化推进,中国年度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2040年左右可能出现一次明显抬升,到2061年前后达到约1900万的峰值,之后再逐步回落。
所以真正该担心的,不是“明年会不会突然死两千万人”。
而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面对一个长期高龄化社会。

为什么未来几十年死亡人数会上升?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三股力量叠在一起
第一股力量,是人口基数。
死亡人数不是只由死亡率决定。
一个年龄段里有多少人,同样重要。
上世纪60年代那批人口规模特别大。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62年至197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最快的阶段之一,年均出生人口2688万。后来1980年代又出现一轮明显出生高峰。

这就决定了一个事实:
当这些大规模出生队列先后进入高龄阶段时,即便每个年龄段的死亡率继续下降,年度死亡总数依然可能增加。
复旦团队的研究也特别强调,未来死亡高峰不能简单归因于“1963年出生人太多”。
出生队列规模、年龄结构、不同年龄死亡率以及医学进步,需要一起计算。

第二股力量,是高龄化。
老龄化和高龄化不是一回事。
60岁人口增加,主要影响退休、养老金和就业结构。
80岁以上人口增加,才会更直接推高长期照护、医疗和死亡人数。
国家卫健委此前预计,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30%以上,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规模和老年抚养比还会继续上升。

第三股力量,是出生人口不断减少。
这一点特别容易被混在一起。
死亡人数增加不会直接导致人口老龄化,但死亡人数上升和出生人数下降同时出现,会让人口负增长速度加快。
2024年出生954万人。
2025年只剩792万人。

一年减少162万。
于是人口变化出现了一个很清晰的剪刀差:
上面,进入高龄阶段的人越来越多。
下面,新出生的人越来越少。
中间,劳动年龄人口则在持续减少。

2025年16—59岁人口为8.5136亿,占总人口60.6%。这个比例还会继续受到少子化和老龄化影响。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只盯着“今年少生了多少孩子”还不够。
真正需要观察的是整张年龄结构图。
人口问题从来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

今天少出生100万人,影响的是20年后的劳动力。
今天多增加1000万老人,影响的是眼前的医疗、照护、养老金和家庭时间。
死亡高峰也一样。
它并不是一场突然到来的灾难,而是一场可以提前几十年看到方向的结构变化。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能不能预测。
而是看见以后,准备得够不够。

真正难的不是“死亡多了”,而是养老、照护和家庭能不能接得住
从国家层面看,年度死亡人口从1100多万逐渐增加到更高水平,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死亡人数随着年龄结构变化上升,是人口规律。
真正困难的是死亡之前那十年、二十年。
一个人从60岁退休,到真正进入生命末期,中间可能还有很长时间。

其中会经历慢性病、失能、半失能、认知障碍、住院和长期照护。
这才是老龄社会成本最高的部分。
国家卫健委早就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人口老龄化会持续给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带来压力。
现在最先感受到这种压力的,其实不是统计表,而是普通家庭。

过去一个家庭可能有三四个兄弟姐妹一起照顾父母。
现在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等这一代人进入四五十岁以后,往往同时面临父母养老、孩子教育和自己的工作压力。
如果父母只是生活能够自理,压力还能承担。
一旦出现失能,需要长期陪护,家庭的时间成本很快就会超过医疗费本身。

所以未来真正稀缺的东西,很可能不是病床。
而是照护人力。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长期护理保险、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护理院、安宁疗护这些词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共政策。

另一个压力则落在公共财政上。
老年人口增多,意味着养老金领取人数增加。
高龄人口增加,意味着医保和长期照护支出上升。


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缴费人增速却在放缓。
这也是延迟退休、银发经济、养老服务体系改革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之一。
但我觉得,谈人口老龄化不能只剩一句“压力很大”。
中国同样还有一些缓冲条件。

第一,寿命在延长,健康寿命也在改善。
60岁并不等于失去劳动能力。
国家统计局特别提到,现在60—64岁的低龄老年人口规模较大,其中很多人健康状况良好、仍有社会参与能力。

第二,技术正在替代部分人力。
机器人、人工智能、智慧医疗、远程照护,不可能替代家人和护士,但可以明显降低部分重复劳动成本。
第三,老龄化本身也会创造新的产业。
康复、护理、适老化住房、医疗器械、老年旅游、养老金融,都可能成为新的需求。

所以,“死亡高峰”这个词很容易制造恐慌。
真正该看的不是有多少人死亡,而是一个人从健康走向衰老、再走向生命终点的过程中,社会能不能提供足够体面的保障。
复旦研究团队提出人口死亡高峰时,关注点也不是制造“每年死1900万人”的冲击,而是提醒社会提前布局生命教育、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

这才是问题的落点。
未来几十年,年度死亡人口大概率也会比今天更多。
这是年龄结构决定的趋势,很难靠短期政策改变。
真正可以改变的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护理人员,有没有更好的养老体系,有没有让普通家庭不因为照顾一位老人就被拖垮的制度安排。

参考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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