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二元到内生：农业视角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和机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郑伦
在农耕时代，农业是立国之本。进入工业文明，农业虽占经济总量比重越来越少，但却是所有产业的重要根基，农业与现代经济发展更是有着多层关系。
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四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两个话题成为学界和大众舆论的焦点：其一是持续四十年的增长（其中前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和后十年的中高速增长），这被诸多学者誉为“中国奇迹”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解释。
其二是近十年的增长放缓趋势，这一趋势伴随着后发优势的退却、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城镇化的减速和逆全球化潮流，这让很多人感到焦虑。
如果从农业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逻辑，或许可以在面对经济增长放缓时减少焦虑，并能窥视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
回顾
一般而言，农业之于经济发展有两层要义：第一是经济增长中的第一产业-农业，但是一产增加值在整个GDP增加值的比例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会越来越小；第二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农业的发展是人口增长、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根基。
（图示：农业产量的增长可以带来人口的增长，人口增加带领经济规模的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可以让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商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资本；人口增长、工商业发展、更多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带来城镇化的发展。）
整体宏观层面看
（1949-2019中国人口、粮食产量、城镇化率、GDP及增长率统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粮食的年产量从1.13亿吨增长到6.64亿吨；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但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从343亿元到70467亿元（1952-2019）；人口从5.4亿增长到近14亿；国民生产总值GDP从679亿元到990865亿元（1952-2019）；城镇化率从10.6%到60.6%。这一切离不开基础农业的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吃不饱，到凭票供应，到解决温饱贫困，再到如今衣食富足。我们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以主粮为主的饮食结构到粮食、蔬果、肉蛋奶类更为均衡科学的饮食结构。
人们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得到大幅改善，明显的表现是人均预期寿命从不足35到如今的77，文盲率从80%下降到5%左右。农业发展不仅推高了人口基数，而且为经济发展，工商业发展，城镇化提供了高素质人口。
如今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粮食产量占全球的20%，蔬菜水果产量占全球的39%，猪存栏量占全球的56%，我们用地球不到9%的耕地养活了地球21%的人口，粮食自给率82.3%（2017）。
以上是整体看，由于建国至今，中国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仅相同，农业和经济发展也有着不同的结构模式和逻辑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分阶段来看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分阶段看
蔡昉教授曾把中国经济发展分成了五个阶段：马尔萨斯陷阱、吉尔茨的内卷化、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索洛新古典增长。我们借此划分并简化为三个阶段来分别解释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I 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内卷（1949-1978）
建国伊始，我们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5亿多人面临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状况。人口状况是高出生率伴随着高死亡率，呈现缓慢增长，也就是说是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马尔萨斯陷阱是由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提出并因此命名，指的是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我们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一方面来自战后的和平，另一方面来自农业发展带来的粮食增长。建国后，我国虽然经历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但是我们的粮食产量在这一时期依然是逐步增长的。
这一时期推动农业发展的，既有农业制度方面的，也有农业技术方面的。
建国初期到1952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3亿多农民重新分得了土地，战后的农业生产也逐步恢复；随后农业生产逐步开始了从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运动。尽管从制度方面看，不同时期制度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的，但是来自农业技术的进步对农业发展的推动是明显的。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农业技术：化肥、农药、良种、灌溉和机械化（化肥工业和机械化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农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图示：农业发展带来的粮食增长提升环境承载率，加上和平发展，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口快速增长。）
农业的发展使我们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了，但是受限于这个时期的计划经济、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政策等制度因素影响，增长的人口并没有能够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也没有更多的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镇化率在30年期间仅从10.6%增长到17.9%。
（大量剩余劳动力留在农村，形成一个内卷化的社会）
内卷化（Involution）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研究印尼农业时提出的，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内卷化阶段滞留在乡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将成为下面二元发展阶段的重要资源。
II 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1978-2004）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从此走上了一个长期的高速增长的通道，工商业高速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内卷时期滞留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从农村进入城镇，从农业进入工商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二元高速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2004年左右，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进入下一发展阶段。
二元经济模式和刘易斯拐点：
二元经济模式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指发展中国家同时并存着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和现代工业体系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称为二元经济结构。
在二元经济模式中，传统的农业部门有着大量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部门。
当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即为刘易斯第一拐点。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劳动力开始短缺，但由于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依然大于农业部门，还会持续地吸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但是工资水平会不断提高直至两部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此时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这段时期农业发展体现在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小岗村的“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取代人民公社，改善了激励机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制度改革带来了生产效率和产量的提升，林毅夫教授说47%的农产品产量的提高来自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对激励机制的改善。制度方面推动农业发展的还有统购统销的取消（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步取消），土地流转（2002年开始）进一步增加了要素的流动性。
在技术方面，化肥、农药、良种、机械化等工业化农业技术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增产增收。在这一阶段的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以化肥的生产和使用看，改革前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化肥厂，年化肥产量最高只有几百万吨，如今已达4000-5000万吨/年。农药、种业和机械化等也在这个时期高速发展。
这一时期农业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农（种植）、牧（养殖）、渔的比重从以种植为主的产业结构到约6:3:1的结构，并且在种植业中，水果蔬菜类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这些可以从我们几十年的日常生活得以感知，我们的日常饮食结构已经从传统的8：1：1的粮食：蔬菜：肉食结构转向城市上层阶级以及台湾、香港等较富裕地区的4：3：3模型。这一转变也就是黄宗智教授提出的“隐性的”农业革命。
整体看，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粮食产量近两倍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食物结构的转变，在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人口素质提升（体现在平均寿命和受教育程度）。这种情况下人口总量增长、素质提升，再加上内卷时期滞留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剩余劳动力。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龄(15-59岁）人口在2010年前都是增长的，在2010年达到峰值9.4亿。这些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巨大的人口红利，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个阶段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从1978到2010，年平均增长率为10%。城镇化率从17.9%到49.9%。
III 转折期（2004-）
2004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首次出现“用工荒”，一些学者因此把2004年看作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后，进入刘易斯转折期，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进而向劳动力短缺转变。
刘易斯拐点到来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另一方面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老龄化加剧和抚养比提升。
2010年可以说是人口结构变化的拐点，在2010年劳动龄人口达到峰值，而抚养比也接近谷值，在此之后劳动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加剧，抚养比增长。
进入转折期，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边际收益开始下降，我们可以看到2004，特别是2010年后的GDP增长率的下降。于此同步的是城镇化率增速的放缓（如下图：1978-2004，2004-2010，2010-）。
减速，陷阱还是内生？
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经济增长中和劳动力相关的变量都负增长、投资的边际收益也下降。
除劳动力因素外，经常被提及的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因素还有：后发优势的消失（由追赶型增长向前沿性增长的转变），内需萎靡和投资驱动的增长不可持续，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以及经济发展造成环境破坏对以后发展形成的环境制约等。
然而在这个转折时期，也有好的因素在维持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改革走出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并能激发创新，让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前进的动力，进入内生增长模式。
那么未来是向好还是向坏？或许答案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
农业视角下的机遇
农业发展正迎来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是技术上的，一个是属性上的。这两个转变将从新的角度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技术上：后工业化农业技术正在改变石化农业模式
我们如今的现代农业，即石化工业农业（Industrial Agriculture）是继传统农业之后，世界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石化农业的特征是耗用大量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和原料，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大规模的单一种植或养殖，高度机械化、自动化和规模化的农业模式。
不可否认，这个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农业产量成倍的增长，但是代价却是环境的污染与退化（生态环境的退化、土壤退化、土壤有机质降低、水系污染、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等）以及能源上高投入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后工业时代的农业技术正在从多方面改变石化农业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环境方面的负外部性。
后工业时代农业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在模式上，诸如生态农业、生物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朴门农业（Permaculture）、自然农业、森林农业和再生农业（Regenerative agriculture）等这些都是在这方面的尝试。
尽管早期的有机农业和自然农业等给人留下产量低和效率低的印象，但是随着微生物技术、分子生物技术、生态技术、信息技术、复杂系统等技术的发展，后工业时代的农业正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地提高生产率。
以微生物技术在土壤改良方面的应用为例：工业化农业模式造成了土壤肥力退化、有机质降低、土壤微生物退化等问题。这不仅造成产量降低，土壤有机质降低也意味着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利用微生物技术可以高效率地进行秸秆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同时恢复土壤健康的微生物种群，这样不仅恢复了土壤的肥力，同时也增加了土壤的碳固持，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除了在土壤改良领域，在厌氧/好氧发酵方面微生物技术的发展也大大提升了农业及生活有机废弃物循环的效率，把工业化思维中的垃圾变成后工业时代农业的能源和肥料。
还有生物技术，比如生物固氮；生态技术，比如更多地利用生物天敌进行虫害管理，对待杂草不是用除草剂除光而是综合管理（甚至利用）；同时还有现代的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精准地施肥用药，减少不可持续资源的浪费。
整体而言，后工业化时代的农业技术正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地提高生产率。
属性上：农业从单一的生产属性转变成多功能属性
农业作为人与自然连接最为紧密的行业，本应具备多重功能，只是工业化时期只把农业视为生产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单纯的生产功能）。农业除了具备生产功能外，还应具有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功能。
早在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和欧洲就已经开始积极推广多功能农业（MFA-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UNEP联合国环境署在2009年的《十字路口的农业：综合报告》中这样描述了多功能农业：
（图示：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多功能农业，IAASTD，UNEP联合国环境署 ）
农业的社会功能：农业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健康的环境和食物，农业和农村也是社会传统和文化的传承，农业还起着就业缓冲稳定社会等作用。
农业的经济功能：农作物产出及其加工品的商品化，农业一二三产，农业塑造好的环境产生正外部性可以为经济赋能。
农业的环境功能：土壤、水、气候、生物多样性，这些不仅是农业的基础，也是我们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农业可以破坏环境，农业也可以修复环境。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建国初期和经济高速发展期，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农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但是随着2003-2015年粮食12连增，粮食自给率达到80-90%，产量不再是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我们也逐步开始重视农业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功能，从我国近些年的农业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上也能明显的看出这样的趋势。
农业技术和属性转变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我们重新回到经济增长函数上来看：
经济增长函数：Y=F(A,K,L)，
Y代表总产出，可以理解为GDP；A代表创新，K为资本投入，L为人力资本。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创新、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
在二元发展时期，农业通过不断为工业部门发展提供人力资本（L），而当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后，发展到我们现阶段，农业将更多地通过提升社会的创新（A）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形成技术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农业如何推动创新？重点在农业的环境功能。
可持续农业结合合理规划，乡村（包括市郊、小镇）拥有了健康的土壤、优质的水、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优美的景观。
首先是以优美环境为根基的产业，比如乡村旅游、养老、健康医疗、自然教育等产业。优美的环境既是这些行业的核心资产，也可以这些行业提供新的竞争优势，激发行业创新。
其次是好的环境会吸引那些适合远程办公类企业入驻乡村（或小镇）。相比大城市，乡村拥有更好的自然环境，更为低廉的生活成本，更舒缓的生活节奏，廉价而新鲜的食材，这让一些诸如IT企业或高科技企业的研发部门等开始考虑或正在把企业/部门搬离大城市、迁入乡村/小镇。
其实欧美很多高科技企业的总部都是坐落在一些不起眼的小镇，日本有一个著名的乡野硅谷就是坐落在曾经凋敝的乡村-神山町，国内现在很多地方也开始出现了利用乡村环境优势发展创新产业的特色小镇以及乡村硅谷。这样的做法不仅为企业和员工降低了多方面的成本，为员工带来更健康的生活，同时优美的环境更能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意，为整个经济发展注入创新的活力。
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的环境不仅本身就是资产，同时可以为更多的行业和社会赋能、激发创新，形成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总结
建国初期，农业的进步让我们得以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人口成倍增长，但是限于社会制度所困，大量的人口滞留农村进而内卷；
改革开放，制度激活，农业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成为二元发展模式中巨大的人口红利，实现三十年高速增长；行至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同时伴随后发优势退却，环境退化等因素，增长放缓；
农业在技术和属性上的转变为转折期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可以修复环境，农业的环境功能一方面以环境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以环境赋能激发创新，进而形成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参考资料：
1. 蔡昉，中国最重要的是找到新的增长源泉
2.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3. 罗纳德·哈里·科斯 / 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5. 梁建章：保罗·罗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的启示
6.World Bank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Agriculture at a Crossroads-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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