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清朝写了三篇，再接着写一篇袁世凯称帝吧，这件事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延续，甚至是清末新政的延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大清失去半壁江山。在失去东北退路以后，面对汹涌澎湃的反清浪潮，大清走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十字路口。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统治中国276年的政权来说，轻易放弃江山是不可能的，而大清麾下最强的武装力量，便是北洋六镇。于是在排挤袁世凯收回军权、重用满人成立皇族内阁的基础上，摄政王载沣派镶黄旗人、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南下，准备一举扑灭革命党，再造大清江山。结果荫昌对军事一窍不通，也毫无统兵实战的能力，彻底辜负了摄政王载沣的期望。皇族内阁的总理是庆亲王奕劻，副总理是那桐和徐世昌，这三个人都是袁世凯的政治盟友，而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统领北洋十余年，是北洋六镇官兵都服气的老领导。载沣遭遇巨大的军事政治失败，又见群臣的意见一致，便在10月14日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到湖北后又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全权镇压起义。随后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11月底便焚烧汉口、攻克汉阳，将革命军逼到武昌城里。同月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山东布政使，让他奔赴济南收取山东。12月，袁世凯派北洋军第三镇兵临娘子关，挫败阎锡山和吴禄贞的晋燕联军。命河南布政使倪嗣冲统兵进入安徽，北洋军第二镇统制王占元统兵逼近潼关。这一系列战事，意味着袁世凯巩固了大清北方局势，随时可以提兵南下，和革命党会猎于江南。所以在1911年底，袁世凯是大清唯一能用的人，袁世凯的一举一动，决定了大清的命运，乃至中国的走向。南方的起义军虽然人多势众，拥有的兵力总数也占绝对优势，但问题是，起义队伍里的实力派如新军统领、咨议局成员、豪商士绅等等，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扩大地方权力，对战争并没有太大的热情。而革命党扎根于城市，论战于报纸，根本没有左右局势的实力，能掀起这么大的革命运动，无非是在汉人对大清不满的历史进程中，革命党“排满反清”的口号，成为最大公约数，团结了大多数地方实力派而已。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起义阵营的目的不同，并没有统一的领导，不能有效调动人力物力。所以在北洋军的几次打击后，起义军便提出议和的要求，说只要袁世凯能调转枪口，逼大清皇帝退位，就拥戴袁世凯做大总统。而经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英法德日美俄等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他们特别害怕南方的反清革命燃起熊熊烈火，扫荡了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些国家也在积极调停南北战争，希望中国保持和平状态，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如果南北战争实在停不下来，这些国家就准备出兵，直接干涉中国内政了。外国对南北战争的立场，导致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特别担心外国出兵干涉，重演一次八国联军侵华。真到了那个时候，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必然受到损害，自己的利益也不一定能保得住。既然外国希望和平，起义阵营希望和平，大清唯一能用的人是袁世凯，那么议和这件事，便是南方、外国和袁世凯的三方谈判。继续在满人帐下做奴才，随时被王公们替换掉，还是顺势而起，做开朝立国的大总统，这个选择其实并不难做。1912年1月1日，南方各省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说就任总统是因为南方各省缺乏统一机关，不利于和大清朝廷对等谈判，暂时就任而已。1月12日，庆亲王奕劻在朝堂提出，民国政府有待清室的条件。1月16日，袁世凯亲自逼宫，说大清皇帝退位后仍保持尊号，享受岁费。1月26日，袁世凯授意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发出通电，请求大清皇帝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清室条件》，带着溥仪退位。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次改朝换代，就这样轻松完成了。原本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等人发现，如果和大清一刀两断，就失去了满蒙疆藏等地的法理依据，中华民国的合法领土，就只有汉地十八省。为了继承大清的政治遗产，他们便出台了《优待清室条件》，允许大清皇帝继续使用尊号，中华民国以外国君主之礼对待，每年拨给费用四百万两，大清王公的世袭爵位称号不变，满蒙回藏的王公世袭爵位不变。通过这些条款，中华民国保证了满蒙疆藏王公的既得利益，换取他们对中华民国的支持，以及大清和中华民国的合法过渡。总的来说，中华民国就是没有爱新觉罗家的大清，但因为政体改变，中华民国没有自古以来的神圣皇权加持，权威远远不如大清。
袁世凯则风云际会，凭借北洋将领的支持，外国、革命党、大清的互相妥协，摇身一变成为这个新政权的大总统。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共同把袁世凯推到大总统的宝座上，看起来袁世凯得到天大的便宜，实际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是个烫手山芋。在政治方面，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依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实行的是总统制，大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政府首脑、海陆军最高统帅。但孙中山辞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这样一来，袁世凯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便成为虚职，实权属于可以竞选的责任内阁。孙中山等人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就是希望让出大总统宝座以后，还能通过选举组阁，重掌中华民国的军政大权。事实上，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同盟会也改组为国民党，双方始终在扯皮斗争，导致一年的时间，内阁总理就换了三个。这样的混乱政局，非常不利于民国的中央政府统一意志，推行建设国家的政策。大清的最后几年，不论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还是贬黜袁世凯、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大清在向地方实力派收权，重建中央集权制度。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后，各省的督军、市长、议长等实力派，很快就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得到职权范围内的财政权和人事权。这意味着晚清的中央集权功亏一篑，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移到地方。既然地方得到财政权和人事权，便会提出地方自治的政治纲领，并截留税收留在地方使用。这样一来，袁世凯的中华民国，能从地方提取到的财政收入就非常有限。据留下来的历史档案显示，民国初年各省的农业税，大部分被地方截留，中央政府真正的财政收入只有海关关税和盐税。大清时2.9亿两的年度财政收入，民国初年连一半都得不到。民国继承了大清的政治遗产，做为代价，必然要继承大清的债务，所以袁世凯刚做大总统，就接手了大清留下的5.26亿美元的债务，此外还有全部公职人员的工资、全国50万军队的军费、政府和军队的日常开销。以虚弱的财政应付如此庞大的开销，民国政府显然力不从心。所以说，做了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其实是接了一个烫手山芋。袁世凯是在大清朝堂搏杀数十年的政治强人，麾下有全国最精锐的八万北洋军，面对纷繁复杂的民国政局，政令不行的弱势政权，他会怎么做呢？当然是肃清政敌，整顿吏治，重建强悍的中央集权制度。他在大清时期就是知名的改革派人物，不论是编练新军、创建警察制度，还是设立新式学堂、开办矿务总局、协助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主导这些改革事务的人物之一。而且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贬黜回家，正是因为大清皇族要搞中央集权，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很难说袁世凯没有深度思考过。那么民国的乱象从何而来，因何而起，袁世凯也不可能不清楚。所以袁世凯要重建中央集权制度，本质上是和革命党合流推翻大清之后，以汉人的身份接续大清中央集权的路，反过来对付夺权的革命党。因为1913年2月，民国首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理事长宋教仁即将出任内阁总理，组建国民党的责任内阁，并继续在法律层面削弱大总统的权限。
一旦宋教仁组阁成功，便意味着国民党重新取得民国的政权，那袁世凯准备重建中央集权的野望就要破灭，宣统年间出兵打仗、和革命党谈判、回京逼宫也都成了给国民党做嫁衣裳。这不是被人耍了吗，对于袁世凯这种政治强人来说，这能忍？归根到底的说，宋教仁不是死于袁世凯的野心，而是死于国民党和北洋的权力斗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政治强人袁世凯和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斗争。宋教仁死后不久，孙中山就到上海和黄兴见面，提出要武力讨袁，同时报纸上发表《大总统之叛逆》之类的文章，在舆论上批判袁世凯。民国政局走到这一步，袁世凯也知道，政治分歧最终要用军事来解决，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于是在4月份以盐税为抵押，签订了“善后大借款”的协议，向英法德日俄借款2500万英镑。紧接着在5月份，袁世凯命段祺瑞为代理国务总理，并和黎元洪结盟，派一万精锐军队开进湖北，占据了长江上游的有利位置，从而在北、西两面战略包围东南地区。1913年7月“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安徽、广东、福建、上海等地纷纷宣布独立，但短短三个月后，冯国璋便攻占南京，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失败的这么迅速，除了没有直属军队、实力不强以外，根本原因在于，袁世凯能用盐税抵押借到2500万英镑，孙中山却没有抵押物，向外国借不到钱。孙中山曾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日本给袁世凯借了钱，当然希望袁世凯打赢战争，然后获取丰厚的回报，对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并不热心。而这次战争的胜利，最大战果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占领了云南、贵州、广西、浙江、福建、四川、疆藏之外的大部分省份，在全国各派势力中，拥有绝对压倒性力量。至此，袁世凯的地位彻底夯实，他终于可以推行中央集权了。于是在1913年底，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并下令解散各级议会，这样就没人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了。随后袁世凯发布政令，废除各省的自治权，并任命了省巡按使到县知事的各级行政官员，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军政体系。袁世凯是1859年生人，在出任民国大总统之前，始终在大清朝堂做官，不是追随李鸿章和荣禄做事，就是和庆亲王等满洲王公结盟，要么就是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摄政王载沣跪下磕头。在新生的民国政权，袁世凯这代人是老派人物，身上有浓厚的旧时代习气，在他们的认知里，君臣纲常是深深刻在骨子里的东西。那么要重建中央集权，身处民国的袁世凯，就没有任何现代经验可以借鉴，他唯一可以借鉴的经验是被时代抛弃的大清。所以在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以后，袁世凯认为还缺一个东西——皇帝。民国大总统虽然也是国家元首和军队统帅，但和自古相传的皇帝相比，皇帝有“君权天授”的神性，以及两千年历史的强大惯性，在世人的心目中，皇帝的权威远远超过大总统。如果能重立皇帝，用皇帝的权威重建中央集权，是不是比大总统更好一些？就这样，在公私两方面因素的驱使下，1915年12月，袁世凯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称帝，成立中华帝国。但是袁世凯没有想到，他走到这一步，反噬也就开始了。
对于四万万老百姓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态度，只要能驱除外侮守护太平，让老百姓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不论民国大总统还是洪宪皇帝，其实都一样。对于袁世凯来说，称帝是重建中央集权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为称帝意味着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法统，追随袁世凯的，主要是杨度等君宪理论的拥护者。那为什么和袁世凯共事的大清遗老们，不积极拥护袁世凯呢？他们当然拥护君宪制，但宣统皇帝还在紫禁城呢，人家爱新觉罗家276年的江山，论法统论权威，都比袁世凯强太多，如果是拥护君宪，他们宁愿拥护宣统皇帝，也不拥护袁世凯。所以袁世凯称帝，君宪制的大多数拥护者成了看戏的一群人。那些督军、议员、官员、地主豪商们，已经在辛亥革命后摆脱大清的束缚，在民国初年的纷乱政局中尝到甜头，不仅保住了经济利益，还扩大了政治权利。“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重建中央集权，让他们非常不满意。而且袁世凯派到各地任职的北洋军政官员，在拥有地方权力之后，也和当地的士绅名流、地主豪商合流，成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
例如在南京任职的冯国璋，保护东南地方的利益，其实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称洪宪皇帝，就完全破坏了自己施政的合法性，地方新旧实力派们便有了充分的条件，向民国初年的中央集权倾向反扑。具体的做法很简单，他们假意赞成袁世凯称帝，等改元诏书发布以后，更改国体便成为事实，地方实力派们迅速起兵，以讨袁的名义重建地方权力体系。虽然没有全国性的串联，但很巧合，这是全国地方实力派的共识。
1915年12月“改元诏书”发布，同月，梁启超和蔡锷就组织起“护国讨袁”运动，武力捍卫共和国体，袁世凯命四川巡按使、成武将军陈宦征讨护国军，结果陈宦和护国军达成和解。而坐镇南京的冯国璋，既不支持袁世凯称帝，也不支持护国军，领导东南地区和云南、北京鼎足而立。众叛亲离之下，袁世凯深感政治生命已经终结，谋划数年的中央集权也走不通了，1916年6月因尿毒症去世。袁世凯称帝当然是历史的倒退，这篇文章绝不是给袁世凯洗白，我想说的是——袁世凯称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清末新政的延续，是袁世凯这个老派人物唯一能想到的重建中央集权的手段。袁世凯称帝失败，也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一脉相承，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下移到地方以后，对中央集权的抵制。袁世凯失败之后，各省的实力派再无约束，联省自治一度成为主流政治理念。打着联省自治旗号的北洋军阀们，动不动就脱离中央政府的管理，主张联省自治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最终也坑了孙中山。既然乱世是地方实力派争权夺利开启的，那么终结乱世的，便只能是自下而上闹革命，从基层农村开始重建地方权力结构，铲除地方实力派存在的土壤，进而重建中央集权的农民革命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重建中央集权是发轫于晚清，收功于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