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前段时间有读者说，能不能讲讲我党的基层制度建设，和旧社会有什么不同？我捋了一下，发现这方面的内容，前两年就零零碎碎的写过了，包括国共和中间派的分歧、农村包围城市的逻辑、红军为什么强大、陕北搞工业化、新四军根据地团结士绅等等。感觉我党的事都写得差不多了，再重复写一遍意义不大，我把原文链接放在文末，大家感兴趣的话一会可以点击看看。这篇文章想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底是如何改造旧社会的？新中国到底新在哪里？因为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儒家思想，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近代中国，就失去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失去定于一尊的官方地位，以至于此后三十年，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混乱的，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军国主义、新儒家的信徒都粉墨登场，想用自己信奉的主义来改造中国。但是在二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唯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坚持下来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可以说，自从“伟大领袖思想”被总结提炼出来，就取代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成为中国最高的意识形态，指导着革命运动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改造旧社会。“伟大领袖思想”的精髓很多，但就改造旧社会来说，起重要作用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论。近代中国唯一正确的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是打翻宗法封建势力，那么要改造旧社会，首先要改造农村。而要改造农村，核心问题是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很多文艺宣传作品不同，农民听说要分田地，并不是兴高采烈举手欢迎，恰恰相反，大多数农民是茫然无措的。从个人情感来说，土地是地主私有的，地主把土地租佃给农民，相当于给了他一份工作，一份口粮。在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不清楚地主是剥削者的背景下，农民便不好意思分地主的土地。从现实安全来说，国府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军阀、政府官员和地主盘根错节的关系，给农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旦分了地主的土地，将来国府再打回来，会不会遭到报复？为了动员农民参与土地改革，各地党组织向农村派出工作队，纷纷搞起了诉苦运动，也就是召集农民开大会，让他们一个个的上台讲话，回忆一下自己的生活有什么苦，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想起了自己家原本是有土地的，结果都被地主想办法买走了，只能向地主租地为生。忙活一整年，好不容易要秋收了，结果一年的收成被地主收走大半。诉完苦，农民的怒火便指向地主，有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动力。而且经过诉苦运动，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便彻底破裂，再也没有合作的可能，要想不被清算获得安全保护，以及得到土地获得经济利益，农民只能站到我党的一边。所以有了诉苦运动，土地改革才能顺利推进下去，给农民相对公平的分配了土地，最大范围内做到耕者有其田。农民得到土地便是有了生产资料，批判了地主便是获得政治地位，于是农民真正站起来了，不再是以前唯唯诺诺的样子。而地主失去了经济政治特权，那么农村就出现了权力真空，我党正好建立基层党组织，彻底改变旧社会“皇权不下县”的状态，有了最大限度的动员能力。同时，以地主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也就成了无根浮萍，那些在祠堂里动用私刑、以族长身份对家族成员颐指气使的事，也就随风而散了。到了这一步，农村的封建宗法势力被打翻，农村的土地得到重新分配，农村的治理机构也完成替换，这意味着农村的改造完成了。有恒产者有其心，农民有了生产资料，接下来就是男女平权。男性自然不必多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男权社会，站起来之后，男性的地位基本不需要刻意提升。而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的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禁止重婚、纳妾和童养媳。有了国家法律的保护，再加上拥有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农村女性的地位便开始快速崛起，有了选择丈夫的权力，有了受教育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46年，年仅18岁的申纪兰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土改时当选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带领当地女性离开锅台和炕台，到田里参加劳动，并争取到男女劳动同工同酬的待遇。至于儿童，则是在土改的基础上，把教授四书五经的农村私塾，改为教授现代文化知识的小学，然后大量招收适龄儿童接受教育。例如雷锋原本是衣食无着的孤儿，在土改中分到3.6亩土地，还被乡政府免费送到小学读书。后来雷锋学业有成，陆续做了儿童团长、乡政府通信员，最后被县里送去学习开拖拉机，成为根正苗红的高技术人才。可以说，改造农村的前提是土地改革，一旦完成土地改革，旧社会的一切就烟消云散了，新中国的新事物便逐渐生长起来。城市改造的前提是通过解放战争，新中国接收了大量国府留下来的、官僚资本的、买办资本的工矿企业。1950年1月，政务院发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规定“外侨及其所经营之企业，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令照章纳税”，5个月后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工会可以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交涉，保护工人的工资、福利、伤残补助、生育待遇等利益。这意味着，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便在城市拥有了公有制的生产资料，并能调控私企和外企。重整城市的生产资料，相当于农村重新分配土地，这是改造城市的起点。由于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大量穷苦人口没有收入来源，只能到城市乞讨为生，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乞丐有8000多人，天津是1.5万人，其他大城市也都有数千人。更可怕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些城市乞丐们竟然和小说里的丐帮一样，形成相对独立的团队，对城市街道、住宅区、商店都划分了势力范围，每个团队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乞讨，不能乱窜。在各团队内部，还有严密的师徒关系，师傅教徒弟乞讨的话术、带徒弟们认路，等徒弟出师后，每天乞讨的钱财要分给师傅一半。而且他们还在乞讨范围进行定价，例如金店必须出40元、普通商店10元、市民2元等等，如果给不到规定的价格，乞丐们就要砸门店打人。这样一来，城市乞丐发展出一条暴力产业链，严重威胁着城市治安。于是呢，民政部门发布了《处理乞丐暂行办法<草案>》，统一规划了改造城市乞丐的问题，总的来说是三部曲：2、通令城市附近的县乡，安置农村残废人员，给游手好闲的人员分配土地或工作，阻断城市乞丐的来源。3、对收容所里的乞丐进行培训教育，争取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培训结束，学到技术的乞丐可以分配工作，技术不行的就发给路费，回原籍安置。后来新中国开始治理黄河，北京还送去五百乞丐参加劳动，新疆、宁夏、青海等地方需要移民，全国各城市也送了大量乞丐过去......就这样，通过收容、教育、分配三部曲，泛滥的城市乞丐被彻底消灭。毒品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泛滥，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一百多年了，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还导致涉毒人员极度贫困。为了筹备毒资，很多人就去赌博，想碰碰运气，导致赌博也蔚然成风，以至于很多不吸毒的人也参与进来。吸毒和赌博总要有个据点吧，于是除了烟馆、赌场以外，妓院就成为排名第三的瘾君子和赌棍聚集地。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禁烟。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拨款100亿元，用低于市价的标准，收购平民手中的毒品，减少他们受到的经济损失，另外拨款290亿元来研制戒毒药品，帮助瘾君子们脱离毒品。另一方面，各地政府派出工作队，到农村铲除毒品作物，为了补偿农民的经济损失，还免费给他们提供粮食和种子，让他们回归正途。如果说控制毒品主要是经济手段，那么控制赌博则是令行禁止，没有道理可讲。从1949到1951年间，全国查封大中型赌场一千多家，拘留赌棍两万多人，都按照改造乞丐的流程，先收容，再教育和改造，最后是表现好的分配工作，表现不好的继续改造。各地公安机关先把妓院都登记在册，包括老板是谁、妓女数量是多少、从业多长时间等等，一旦登记在册，这些妓院就不能随意扩大规模，更不能聚众赌博和吸毒。然后，公安机关开始派民警蹲守在妓院门口，一旦发现有嫖客前来消费，便给他们发一张条子，盖上“嫖客查讫”的印章，意思是允许你来嫖娼，但必须正大光明的嫖，嫖的时候要接受人民警察的监督。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嫖客的数量便急剧减少，妓院的资金链断裂，走到入不敷出的困境。这个时候，妓院老板也没动力继续经营了，于是各地政府逐步出台命令，在法律意义上取缔妓院，老板和龟公们扫地出门，妓女们依然是收容、教育、治病、分配工作一条龙。经过新中国的改造，曾经操皮肉生意的妓女们获得新生，有的安置在纺织厂工作，有的做了护士或卫生院，有的移民边疆，有的回乡种地结婚生子。改造了乞丐和黄赌毒，意味着城市治安得到改善，藏污纳垢之所被一扫而空，那么紧接着便是取缔各种会道门，废除普遍的封建迷信。会道门是指藏匿在社会上的白莲教、一贯道等封建迷信组织，他们利用设坛烧香等方式，不仅欺骗信徒的钱财，还和各地的信徒串通起来贩卖鸦片、走私、倒卖粮食，甚至接受国府的命令搞暴动。那些乞丐、赌场、烟馆、妓院，很多都是会道门搞活动的据点。于是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城市改造了乞丐和黄赌毒以后，各种会道门也迎来社会主义的铁拳。1950年，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经过党政机构的严厉打击，以及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到1953年，江苏取缔了23种不同的会道门组织，逮捕“皇帝”和“大臣”十余人，道首2200余人，退道67万人。上海摧毁道坛768个，逮捕道首3974人。广西取缔会道门13种，3.9万人退道。借着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大势，那些巫婆、神汉、算命的、跳大神的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社会开始用唯物主义知识，取代神头鬼脸的封建迷信。既然唯物主义占了上风，那么厚葬、烧纸钱等封建丧葬习俗就没意义了，于是在1956年，教员和同志们在《倡议实行火葬》上签字，推动不留遗体、不留坟墓、只留骨灰的新风俗。新中国成立时，共接收了200多万国府留下来的知识分子，这在当时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为了让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中央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教育是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纠正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改造是逐步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希望把为国府精英服务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例如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认为北京大学有自由散漫、本位主义、思想水平不高的问题，便组织全校教职工，进行了40多天的集中学习，严格整顿北大教职工的思想。经过这次整顿，马寅初又组织北大师生，搞了一次系统的政治学习运动，并请教员、周总理、朱老总到学校讲课，目的就是用马列主义、伟大领袖思想取代旧思想，成为北大师生思考学术、分析问题的价值观。周总理觉得北大的经验不错，便提议北大、清华、南开等19所高校都参加学习改造，等总结出经验以后，再向全国推广。9月，周总理亲自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长篇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高校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放弃旧思想，学习新思想，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而在高校知识分子改造的大潮下，1951年11月，全国文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指出文艺界有脱离实际、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问题。很快，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做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演讲，丁玲、老舍等文艺工作者积极跟进，带头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民建的章乃器带领党内工商界人士，进行了思想改造，民盟的沈钧儒号召盟员学习伟大领袖思想，以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为民盟的核心工作。到1952年底，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完成，以前那些封建思想、买办思想、法西斯思想都被清理干净，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革命的思想成果——伟大领袖思想。教员后来评价说：“这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高校和民主党派是新中国文化改造的一面，戏曲艺人做为人民群众唯一的娱乐来源，则是新中国文化改造的另一面。戏曲是旧社会的下九流，艺人的地位非常低，而且在戏曲行业内部，也有等级分明的制度。“经励科”类似于经纪人，能决定哪位艺人登台演出、演主角还是配角，等表演结束还要抽成，在这样的制度下，除了当红名角以外，大部分艺人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因为戏曲行业的师傅招到徒弟以后，管吃管住教两年，等徒弟能独立登台赚钱了，师傅就可以把徒弟赚到的钱全部拿走，用几年时间回本了，师傅就开始拿大头，给徒弟留小头。所以在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发出“五五指示”，要求戏曲行业立即废除经励科，废除旧社会的拜师习俗，并把艺人吸收到公有制的演艺剧团。这样一来，艺人们就不用受经励科和师傅的剥削，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甚至能按比例得到售票分红，地位、经济和旧社会有天壤之别。其实也好办，新中国设立了很多艺术学校和培训班，聘请老艺术家们任教，彻底打破了“艺不轻传”的旧习俗，培养出大量艺人，效率比旧戏班子高多了。在文化改造的大背景下，他们和相关部门一起修改了戏曲里的封建迷信、淫邪、凶杀、磕头等不合时宜的内容，并加入爱国、工农、理想等正向元素。艺人和戏曲消除了旧社会的痕迹，听戏的观众也有了良好的观感。伟大领袖思想做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成果，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统一战线的方法论，能把各领域的人都团结起来，不论农民、工人、乞丐还是瘾君子、妓女，都是团结的对象。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能动员人民，也能安顿旧社会的闲杂人员，让他们有一份工作，能够自食其力。虽然公有制经济不够活跃，掌握分配权的干部也容易滑向官僚主义，但从国家层面来看，公有制经济是非常稳定的。这种稳定，给新中国改造旧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到1956年召开“八大”的前，新中国各方面的改造都基本完成。差不多的时候，乔羽和刘炽给电影《祖国的花朵》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取名为《让我们荡起双桨》。整首歌轻松愉快，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和十年前炮火连天民不聊生的景象截然不同。也正因为革除了旧社会的积弊，新中国才能轻装上阵，从此走向轰轰烈烈的三十年工业化建设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