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虚声
来源：虚声（公众号ID：lxlon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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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伟大领袖只能出现在中国呢？这个问题很早就在我的头脑里盘旋，并且也和诸多朋友探讨过。然而真正促使我写这篇文字的导火索主要有两个：其一，近几年国际局势较为混乱，反应出一种大政治家的稀缺；而且整体层面讲，基层大多数的存在感越来越弱，都是精英在闹腾。其二，上周我再次翻阅拿破仑的资料时碰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滑铁卢战败之后的拿破仑，其实并不需要马上退位，他还有一招，可以进行全民动员。但是他没有使出这招，因为他认为法国资产阶级已经抛弃了自己。这有点像垓下战败的项羽，不肯过江东卷土重来。其实拿破仑也好，项羽也罢，他们失败都不是军事上的战败，而是政治上的失败。他们只代表自己的阶层，而脱离了基层大多数。他们一旦军事遭遇失败，就会完蛋。伟大领袖恰好相反，可以获取惊天动地的胜利，也能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他可能是历史上最能承受失败起伏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作为滑铁卢战役的获胜者，英军指挥官惠灵顿认为，拿破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离开法国主动进攻（滑铁卢在比利时），他应该依托法国本土抗战，消耗联军。惠灵顿这个观点正确么？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已经称帝的拿破仑，注定不可能全民动员。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之初，核心力量是巴黎市民。后来革命之火蔓延到其他城市和农村，主力也是市民和农民，也就是基层大多数。但革命成果没有落到基层大多数手中，而是陷入精英阶层内耗。再后来雅各宾派内乱、领袖罗伯斯庇尔杀了丹东等同志之后被造反派杀死，再往后是督政府的寡头们搞独裁，把大好局面搞得稀巴烂，最后拿破仑推翻督政府独裁，搞个人独裁，并称帝。他从没想过把权力和利益分享给法国老百姓，所以也没有获得法国基层支持的信心。因为选择帝制，就是背叛人民。所以最终欧洲的战神在小岛上郁郁而终。拿破仑的悲剧，也就是帝制的缺陷。论帝制，中国的帝制土壤远比法国深厚。毕竟法国帝制，即便从查理曼帝国时代算起，也不到一千年。但伟大领袖却选择走向最基层的大多数。要说中国帝制与西方帝制有啥不同？那便是中国帝制是世俗体系里的帝制，而西方的帝制是神权羽翼下的帝制。伟大领袖出生于农村，年少时种过地、当过农民。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知识分子时代写过大气磅礴的《心之力》，并且用笔杆子驱赶过大军阀张敬尧，同时也体验过“长漂”、“北漂”和“沪漂”的辛酸。可以说作为知识分子的伟大领袖，既展现出磅礴的心智，也体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同时也品尝过人世间的酸甜苦辣。1921年之后，他蜕变为一个知识型的革命者。并且在三年之后的1924年获得了阶段性成功。那时他是国共双方的高层，如果沿着那条路走下去，房子、车子、票子都会自然而然地到来。但是他选择了转身，转向农村最基层。因为他发现，知识型革命者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即基层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话语权问题）。为了研究基层大多数，他写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至今看来仍然是经典，堪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典范。中国帝制的特点1、政治理想层面，有过世界大同的理想。春秋时代的百家诸子，每一派都有理想主义的影子。比如儒家讲“仁之道”，比如墨家讲“兼爱”等等。历史上很多中国人为了家国理想而牺牲自我，这种传统的理想主义，近代也被革命者所继承。为家国情怀而牺牲小我的故事，在红色文化中随处可见。几乎每一位开国领导人，都有亲朋牺牲。伟大领袖一家就有六位烈士。他们不仅是伟大领袖的亲人，也是为改变中国命运而牺牲的革命者，他们身上传承了传统知识分子为家国理想而牺牲小我的精神。这是华夏文明能够延续传承下来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它能够促使华夏文明在关键时刻进行自我革命。伟大领袖本人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经过一番探索之后，他认为要解决基层大多数的诉求，在那个时代仅凭笔杆子无法达到目标，必须要有枪杆子。所以在蒋介石清党之后，伟大领袖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论断。为了抓住枪杆子，他拒绝了瞿秋白去上海高楼大厦坐办公室上班的邀请，带领同志们搞秋收起义。为了起义，他离开了妻子，离开了年幼的儿子。因为那次离开，他再也没有见到妻子杨开慧和幼子毛岸龙。1959年6月25日，夜；伟大领袖回到阔别了几十年的韶山老家，他写的七律《到韶山》中，流露出了当初的情感。其中有一句曾经红遍大江南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国帝制的特点2、政治现实层面，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凡夫阶层是分裂的，这点和欧洲类似。帝制时代的官员并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也没有为民请命的胸怀；大部分精力都用于钻研统治艺术，以及享受统治成果，最终造成了“愚民政治”。所以在明清时代，中国陷入古老的农耕思维不可自拔，最终落后挨打。仅凭中国传统的思想，已经难以解决那个精英与凡夫阶层断裂的顽疾。以近代军事发展史为例，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都类似于私人武装。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有一点近代军事化的影子，最终促进了北洋军阀的诞生。究其原因在于，以上这些军队受传统文化影响太深，官与兵是两个世界，就像现在的印军一样。只有伟大领袖在“三湾改编”之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党指挥枪的原则（和枪杆子出政权按辩证法统一起来）；同样是中国人，军阀队伍打仗稀烂，外战外行；经过伟大领袖改造的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朝鲜到印度、从珍宝岛到越南，不论是美苏超级大国的虎豹还是印越第三世界的财狼，从来不落下风。为什么伟大领袖如此与众不同？就因为伟大领袖解决了精英与凡夫阶层断裂的顽疾，而其他人没有。三湾改编那会儿伟大领袖虽然是队伍一把手，但他不搞特权，和士兵一样穿草鞋行军，脚被草鞋绳擦破，忍痛前行。将士们觉得领导太辛苦，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他告诉大家：“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为什么辉煌无比的传统文化会在近代失灵？这个问题困扰过很多人，也是李约瑟之谜的一部分。其实答案并不难：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都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不足以应对工业文明的挑战。这点很难按照之前的平面史观逻辑来解释，我在立体史观中已经反复论证，并且尝试着建立了模型。为了解释立体史观逻辑，我写了《不被理解的伟大领袖》、《民国梦与民国》、《寰宇春秋之美国史》。我相信读了这些文字的朋友，大致都能明白立体史观的逻辑，并由此而明白历史与现实社会运行的规律。在传统思想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体系。按照立体史观逻辑，每一个文明大周期体系都会孕育一个思想繁荣的盛况。当初中国农耕文明成熟时，有了诸子百家争鸣。最终经过一番激烈角逐后，儒家和道家成为主流思想。近代工业文明来临时，西方也有过各派思想大爆发。最终经过一番激烈角逐之后，以个体为先和二元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成为西方的主流；以集体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开花结果。不论是强调个体的自由主义，还是以集体为先的马克思主义，都浓缩了近代西方在工业文明周期到来而产生的思想大爆发之精华。关于西方思想脉络这块，其实我梳理出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思想版图，鉴于篇幅原因，这里就不放了。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按照立体史观的思路写一部东西方的思想演化史，这本书绝对可以帮助大多数人更快更高效地理解这个世界。但遗憾的是，一直被世俗琐事羁绊，没能落笔。那么集工业文明于大成的马克思主义为何没能在西方落地生根？这就涉及到中国帝制的特点3、体制层面，世俗主义为主导。始皇帝横扫六合之后建立中央集权制，便竖立了君权的绝对权威，排除了神权的干扰。中国历史也有分分合合，但极少有神权能主导现实局面的情况。这些地方，缺乏世俗思想系统的统治基础，正如中国缺乏宗教统治基础一样。欧洲之所以能在工业文明周期脱颖而出，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发动了宗教改革，把神权从世俗世界中赶走。但宗教改革不等于抛弃宗教思想，仍然保留了宗教信仰；所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没能在欧洲赢得统治地位。沙俄也信奉基督教（东正教），为啥就能接受唯物主义？因为所有的宗教信仰体系中，东正教的神权地位最低。实际上在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东正教就寿终正寝了。后来沙俄帝国虽然皈依了东正教，但沙皇自称是东正教的保护人，宗教事务管理总局的局长及局内其他高级官员，均由沙皇政府任命，沙皇实质上成为东正教的“最高牧首”（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还被东正教封了圣）。沙俄时代的东正教，神权实际上在为君权服务。革命者只需要摧毁沙皇，就可以建立崭新的社会体制。但即便如此，苏联最终仍然被东正教反噬了。苏联解体之后，东正教的牧师取代了红军政委，这也是俄罗斯军队战斗力大幅下降的原因之一。中国因为是世俗体系，所以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世俗传统可谓是天作之合。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伟大领袖，正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结合的最佳人选。那个时代的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很多人直接被马列主义洗脑，一股脑地把苏联模式往中国套。尤其是王明为首的那群国际派，马列主义经典理论背诵得滚瓜烂熟，犹如封建士大夫背诵孔孟。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现实，就是苏联的基层大多数是工人，而中国的基层大多数是农民。只有理解中国基层大多数是农民的人，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伟大领袖当年放弃升官发财的机会，把精力放在中国农村的原因。正是基于对中国的了解，伟大领袖借助八角楼昏暗的灯光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还不足以诠释他作为政治家的全部，因为所有这一切的根基是土地改革。当然那版土地法并不完善，但却是解决很多问题的起点。有了土地法，农村包围城市的理念才有可能落实，马列主义中国化才有可能实现。随后的日子里，伟大领袖始终坚守思想和政策的核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认可他的人越来越多。长征途中，尤其是经历过四渡赤水之后，劫后余生的同志们认识到伟大领袖比国际派高明。标志性事件就是周恩来从伟大领袖的领导，甘愿辅佐伟大领袖前行。抗日阶段，伟大领袖思想和敌后根据地一起在华夏大地上全面开花。他在陕北窑洞里写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文章，完善了伟大领袖思想的根基。建国之后的工业化大建设时代，打下了全面工业化的基础，他的思想也随着工业化建设的步伐在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当然还是那句话，伟大领袖虽然是历史巨人，但并不是完人。他的不少政策争议颇大，尤其是历次运动。相信在未来很久的历史上
，关于伟大领袖政策的争议仍然不会平息。所以回顾往事，伟大领袖和中国的故事，属于大历史周期的一个特殊存在。类似的故事很难在其他国家重演。或者换句话说，并不是伟大领袖只能出现在中国，而是只有中国才能承载伟大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