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深圳的成功可以给香港哪些借鉴？

来源：IPP评论

40年，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市，深圳的崛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奇迹。

深圳是中国的特区，但她的成功并不特殊，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深圳崛起的逻辑，从深圳的崛起则能加深对当代中国发展的认知和理解。

深圳（图源：网络）

一

深圳的成功，有哪些可供其他城市借鉴的经验呢？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

领导力是首要的。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领导力对发展的影响无疑至为关键。西方盛行新自由主义，相信“自由就是发展”，他们把“自由”和“发展”等同起来，并且把“自由”等同于没有政府的干预。

深圳的发展和这一信条格格不入，甚至相反。人们可以说，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成功是因为遇上了哈佛大学丹尼·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超级全球化”的机会。

这个观点并没有错。不过，机会是平等的。放眼全球，在这一波“超级全球化”下，有几个城市像深圳那样崛起了呢？成功的城市屈指可数。

与此同时，有多少城市眼睁睁地衰落了呢？美国的铁锈带城市便是典型。亚洲不少城市要么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受困于国内撕裂的政治而停滞不前。深圳则不同。

深圳不仅抓住了“超级全球化”这个机遇，并且有效克服了两波经济危机（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困境中不断升级自己，超越自己，不仅提前实现小康社会，也提前进入了高收入城市行列。

这背后就是领导力。领导力来自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执政主体。对这个执政主体来说，发展便是责任，责任驱使这个执政主体永不停步。实际上，深圳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再次创造了东亚奇迹。

深圳并不缺乏危机，但因为具有坚强的领导力，每次危机都为深圳提供了新的机遇。深圳的产业升级和危机不可分，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促成了深圳的产业升级。

“中国最强街道”粤海街道夜景（图源：网络）

二

深圳的领导力离不开有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在过去40年里，中央充分授予深圳方方面面的权力，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实际政策操作层面。有了充分授权，深圳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地方创新能力。同时，中央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不然，深圳的地方创新要获得成功会变得异常困难。

深圳当然也没有辜负中央赋予的使命，不仅获得了自身的成功，而且充分展示了区域经济辐射和扩散效应，使更多的地方受惠于深圳的发展。

更为具体地说，深圳处理好了几个重要的关系：

首先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原则，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

实际上，这个普遍原则来自深圳等改革开放先驱的实践经验。作为特区，深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深圳并没有走向西方新自由主义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找到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点。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平衡、亲商与亲民之间的平衡等等。

深圳的国有企业担负了建设一个大型城市所需要的几乎所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回报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民营企业缺乏足够的动机来承担这些建设。

所以，即使是西方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也主张国家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能。政府的作用更体现在政府为企业所提供的优质服务上。“政府更好的作用”使深圳国企强，民企更强。

深圳已经集聚了众多的大中小微型民营企业，它们在政府提供的平台上运作，互相竞争和合作。作为制造业中心，即使就全球而言，深圳的产业完整性和产业链的齐全性也是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

其次，深圳确立了有效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城市层面，一个最难处理的关系便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在当今世界，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了，但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另一些地方，经济得不到发展，社会落后不稳定；也有些地方，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深圳则获得了两个可持续性，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稳定。

历史地看，发展并不等于稳定，大规模的不稳定往往出现在一个社会的高速发展过程之中，或者在获得相当的发展之后。深圳的社会稳定来自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来自深圳居民的真实获得感、来自社会机会的开放性。

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来自不同地方、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具有不同的诉求。

西方总说中国是“一党专制”，社会影响不了政府的政策。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在西方，人们周期性（每隔几年）投完票之后，政治参与就结束了，政治人物要么不能兑现选举时的承诺，要么置民意于不顾。这也是今天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反映出来的是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的仇恨。

但在中国，社会对政策的参与具有连续性，社会对实际政策的影响是那些通过选票途径的国家不能比拟的。

就深圳而言，人们不难观察到，政府的很多决策过程是开放的，政策一方面受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又不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或者特殊的“民意”所挟持，因为政府需要通盘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

这就有效避免了西方社会“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情况，政府不会因为一些利益的反对而不去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

第三，深圳有效处理了发展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发展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在于：发展需要制度创新，但发展的成果需要制度作为保障。因为中央的充分授权，深圳的制度创新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正是这些制度创新促成了深圳方方面面的快速

然而，人们也不应当忘记，制度创新有底线，那就是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制度创新如果不能把握这个原则，便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深圳也有效实现了外部资本与内部资本的平衡。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也往往被忽视。深圳开始时一穷二白，发展从外资起步，没有外资尤其是港资的进入，深圳早期的发展会变得极其艰难。

但在完成早期发展阶段之后，深圳充分重视内资的作用，培养了数量庞大的本土企业。一个城市如果外资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必然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甚至难以抵挡外在环境的变化；但如果一个城市封闭起来，不受外资影响，那么这个城市也难以赶上时代的步伐。深圳在处理内外资本方面是成功的。

三

深圳的发展对其邻居无疑具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

深圳早期的发展获益于靠近香港，不仅仅是来自香港的资本，更是来自香港转移出来的产业。鉴于香港的发展空间有限，香港把那些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到珠三角，然后在金融、教育等服务业集中自身优势。这无疑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是大势所趋。

但近年来，香港为“认同政治”所苦，把所有的事情都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客观上说，香港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珠三角，更离不开深圳。无论是金融还是教育，香港必须有服务对象，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但人为的“认同政治”硬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

在社会层面，“认同政治”导致社会价值观高度分化。香港一些群体尤其是年轻人思想被西方“殖民”，“认同政治”激进化，把自己无限道德化，把“他者”妖魔化。一些人以为掌握了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真理，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认为诉诸暴力也是“正确的”。

这种逻辑体现在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中，而香港尤甚。尽管这种行为与香港的实际利益背道而驰，但因为有西方物质和舆论上的支持，一些人仍然以“道德”来论证自己的暴力行为。

从政治上说，香港的“认同政治”演变成为赤裸裸的“对抗政治”，反对派为了反对而反对。这种“认同政治”直接弱化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甚至使香港面临长期“无政府状态”的极端风险。

分化的社会和弱政府使香港缺失一个治理主体。这种情况下，香港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也使得上述深圳所能实现的诸多平衡变得不可能。

可以说，大湾区建设、深圳的社会主义先行试验区等重大政策议程是香港的机遇。从经济来看，只要处理好和大湾区的关系，香港仍然具有发展和更上层楼的巨大潜力。

香港的挑战是政治上的。如果政治的分裂使得香港不能抓住机遇，不能接受挑战，那么如同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样，香港的衰落是必然的。在大湾区内，香港不孤独，也不能自我孤立起来。香港必须随着大湾区城市的进步而进步。不进则退，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不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取得进步，香港亦然。

香港（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