唾沫！穿越大半个世界来毒你 …

仅仅是11月12日和13日两天，两者组合出的新闻，就不胜枚举。

13日下午，济南卫健委宣布，当地疾控中心在一家物流园冷库中的进口冷冻食品及包装上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此前一天，武汉检出3份来自进口冷冻牛肉的阳性标本。与此同时，福州、兰州、南京、上海等地也相继检出新冠病毒。

梳理发现，6月以来，全国已有10多个省市在冷链食品和包装上找到了新冠病毒的踪影。这似乎给我们一个直接的感受，尽管已经严防死守，新冠病毒还是无孔不入，防不胜防。

一时间，冷链牵动了大家的神经，很多人关心，这会不会带来新的疫情？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要解决的是，为什么是冷链？大封锁的背景下，冷链，何以成为全球抗疫中最脆弱的环节？

不过，最近几个月，德国人的焦点都集中在滕尼斯（Tönnies ）集团所经营的肉联厂，这家工厂有6500名员工，工人来自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每天加工2.5万头生猪，他们肩并肩挤在嘈杂的传送带旁。繁忙的一天结束后，工人们涌进六人一间的拥挤公寓。

但到了6月下旬，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里已经有接近五分之一的员工，感染了新冠病毒。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中国海关也紧急暂停了滕尼斯产品的进口。

而德国人则开始反问，在他们国家，怎么会出现如此令人震惊的状况?

视线切换到美国。德州病例增长最快的不是达拉斯或者休斯顿这些人口密集的都市地区——人口密度，似乎并不重要——而是德州北部尘土飞扬的摩尔县。

5月，摩尔县每 1000 名居民中，就有 19 名居民确诊新冠病毒，是当时德州感染率的十倍。

拉动这一数值的，是全球肉类生产巨头JBS公司在当地开办的牛肉厂，每天，队伍庞大的工人要切割5000多头牛。当地卫生部门发现，大多数确诊病例都跟这家牛肉厂有关。

摩尔县都不是例外。有媒体统计，7 月 10 日，美国至少 239 家肉类工厂爆发了疫情，出现了 16233 个确诊病例。到 9 月 13 日，至少有 4万多名肉类加工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世界各地，牛肉、猪肉、家禽等加工厂，一直以来都是新冠病毒的温床，也是爆发疫情的危险地带。在加拿大、西班牙、爱尔兰、巴西和澳大利亚，来自肉类加工厂的疫情爆发，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根据行业来统计新冠病例。而一组来自巴西的数据，揭示了肉类加工厂的惊人事实。

8月底，巴西工会主席Nelson Morelli 在一次网络研讨会中说，他们已经有10万肉类加工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该国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也只有50万，比例高达五分之一。毫无疑问，肉类加工厂是医疗卫生行业之外，感染比例最高的行业。

肉类食品的加工及物流，是全球抗疫中的一块飞地。飞地，是指那些悬浮在外的，无法直接抵达的领土。对于新冠疫情而言，这片飞地，无疑是指那些被抗疫政策所忽视掉的热区（Hot Zone）。

4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并宣称，肉类加工厂是“关键基础设施”，关闭工厂“威胁到国家肉类和家禽供应链的持续运作”。

美国肉联厂一度是全球食品行业的标杆，现在却成了疫情的重灾区，一时间被媒体和公众口诛笔伐。尽管6、7月，几家大厂都纷纷放宽了考勤、允许一定程度的带薪休假，但似乎局面并没有明显缓解。根据今日美国的统计，截至9月，美国已有494家肉类加工厂爆发新疫情，仍比7月份多出一倍。

那么，是什么因素，把肉类加工厂孕育成病毒的温床？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肉类加工厂的工人，有超过50%是移民工人，这个比例在其他行业不足20%。同样，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肉类加工工人，大多是来自东欧的移民。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教授Mense Petermann在疫情期间注意到这种现象，并发表了一份研究，她发现，德国肉类加工厂的传送带，大多被劳务外包团队所承包，这些团队注册在劳务输出国，按照本国的低薪标准和福利待遇招聘工人，每小时3-5欧元，没有带薪休假，连住宿都极其勉强。

在美国，情况也是如此。上世纪 80 年代，肉类加工业一直是美国收入最高的蓝领工作之一。但后来，工会在一系列罢工中失败，薪资锐减。

于是，这份令人疲惫的、极容易受伤的工作，就被美国公民抛弃了。新的工厂转向移民工人，以更低的薪资待遇，更糟糕的福利水平，雇佣那些来自外国的无证工人 。

英国的食品企业体系，也是依靠劳务承包商和外国工人建立，导致其食品工厂的标准，也远落后于其他行业。英国卫报描述了一个爆发新冠疫情的农场，工人们大多来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他们不通言语，公共生活区狭小不堪，住在拥挤的拖车屋里，人挤着人，任何疫情的爆发，都不足奇怪。

这个充满剥削的环节，正好变成疫情防控的盲区。

首要问题是，在这里，社交距离成了奢侈品。有疾控机构指出，肉类加工厂的最大风险，是工人长期近距离接触。一千人可能会在8小时里持续不断地工作，肩并肩地站着，身体在吊钩或传送带上飞快移动。工作艰苦，戴口罩就无法劳作。加之环境嘈杂，工人们必须提高音量，大声说话，喷溅出更多的唾沫。

另一个问题在于，工厂本身是阴湿寒冷的，这是病毒存活和生长的理想条件，为防止肉类变质，被加大的空气循环，这等于给病毒插上了翅膀。

关键还在于，这些移民工人没有带薪休假、没有合理的医疗福利，得了病，不能得到及时的筛查、确诊和隔离，他们只会带着生病的躯体，坚守在传送带旁。

总之，只要病毒袭击了某一个人，多米诺效应就会开启。

与此同时，病毒颗粒自工人身上脱落，附着于冷链食品和外包装上。随着这些肉类产品被装进集装箱，搭乘四通八达的物流线路，病毒的身影就可能遍布全球，现身世界各处。

科学界的常规看法是，冷链食品及包装，因其寒冷潮湿的环境，理论上是可能传播病毒的，但风险很低。

香港大学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分部主任高本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病毒传播要涉及很多步骤，病毒要在解冻后存活下来，沾到某人手上，进入他们到鼻子或者嘴巴。至此，病毒恐怕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钟南山也在8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进口食品传染比较少见，不要太夸大。”

我们已有的判断，基本是基于一种常规的认识。对于新冠病毒，我们还有多少超乎常识的认知盲区？不得而知。

事实上，在冷链中分离出活新冠病毒的案例，并不多。这个问题在国际也一直被忽视。中国是少数对冷链投入关注的国家之一，6月开始，有关部门就开展了对进口冷链的抽检。

截至9月15日，全国24个省份报送了298万份检测结果，仅在22件样品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病毒核酸载量较低，未能分离到活病毒。

首次分离出活病毒，是在10月份。中国疾控中心溯源青岛的疫情时，从工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装阳性样本中检测分离到活病毒。

根据疾控中心官网10月17日的一篇文章，首次分离出活病毒的意义在于，“首次在实验室外证实在冷链运输特殊条件下新冠病毒可以在物品外包装上存活较长时间，提示新冠病毒以冷链物品为载体具备远距离跨境输入的可能。”

如果这种假设可以成立，6月份北京新发地的疫情，也能找到全新的线索。10月底，北京市疾控中心、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清华、北大等单位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重新追溯了新发地疫情的潜在可能性。

那次疫情中，近一半的确诊患者在新发地市场工作过，有28%的人到过新发地，其余患者都是前两者的密切接触者。基因测序也证实，新发地病毒的突变，跟欧洲更相似，外国输入的可能性更大。这些都是此前我们已知的线索。

这次，研究者把传染源锁定到了地下一层，S14号摊位，7个员工全部感染，5个密切接触的顾客，也感染了。他们的感染时间都是最早的，且之前没有接触过其他感染者。

关键线索在于，这个摊位上，只卖一种进口商品——三文鱼。随后，研究者

这份研究只是提供了推测，认为可能是冷链物流将受污染的食物引入北京，再跳入环境和人体。

至于当时三文鱼身上的病毒载量会不会造成感染，我们不得而知，离最终的结论还很遥远。但冷链传播的风险，不可忽视。

而冷链的问题，并不是某一国的问题。从劳务输出，到肉类食品加工，再到冷链物流运输，在这条产业链里，我们所有人——罗马尼亚的工人，德国北部的工厂、青岛的港口装卸工人、菜市场、你和我——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冷链深刻揭示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大流行的控制，需要一场集体协调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