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陷入经济衰退的泥潭!
作者:小二胖
来源微信公众号:智库百晓生
曾经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熄火了。
曾经的工业强国德意志,走在了下坡路上。
10月9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发布联邦政府秋季经济预测报告,将2024年德国GDP增长预测从此前的0.3%下调至-0.2%。
2023年GDP下降0.3%,这可能是德国二十年来首次出现GDP连续两年萎缩的情况”。
五家德国智库的联合预测报告预计,德国经济2025年与2026年将分别增长0.8%与1.3%。
德国的PMI(德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已连续27个月收缩,这是近几十年来前所未见的现象。
德国经济深受能源危机、公共投资不足、官僚主义泥潭等影响,经济衰退已成现实。
制造业和能源密集型行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比如德国的支柱产业:汽车行业
根据伊福经济研究所预计,六年后,德国汽车行业将有36.2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其中有14.7万因为退休、21.5万因为裁员。
今年9月,德国大众汽车更是单方面宣布终止遵守了30多年的对员工的就业岗位保障。
这为2025年7月后公司开启强制裁员政策进行法律上的铺垫。
德国大众计划关闭在德国的至少三处工厂,并裁员数千人,以削减40亿欧元的成本,这也是大众有史以来第一次要关闭本土的工厂。
大众汽车公司还计划将工人的月薪削减 10%,取消集体谈判协议中的额外津贴,并冻结未来两年的薪酬增长。
目前德国大众在德国有近12万名员工,其中约一半在沃尔夫斯堡。大众在德国境内有10座工厂,其中6座在下萨克森州,3座在萨克森,一座在黑森州。
大众汽车采取裁员与关闭工厂的举措,根源在于市场需求的显著下滑以及高成本。
具体来说,从成本看,德国的劳动力成本是欧洲最高的,大众部分工厂的成本甚至是竞争对手的两倍。
从需求看,相较于疫情前,大众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年销量锐减了50万辆,这一数字相当于两家工厂的全年产量。
最重要的是,大众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严重缩水。
要知道,中国是大众最大的单一市场,每两辆大众车就有一辆是在中国销售的。
2022年之前,大众还是领头羊,现在已经远远地被比亚迪超过。
大众的燃油车销量在下降,而电动车又明显落后。
今年8月份,中国汽车销量排行榜位列榜首的是比亚迪,而大众位列第二,但销量只有比亚迪的一半都不到。
如果看电动车的销量,那么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销量第一的型号是比亚迪海鸥,大众的ID.3只排到了第27名。
上周,汽车和工业供应商舍弗勒宣布裁员4700人,并宣布将关闭奥地利和英国的工厂,
还有,蒂森克虏伯,计划到2030年将缩减11000个工作岗位,裁员5000,外包6000。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了一组数据,10月份德国申请破产的数量比去年同月增加了22.9%。
2024年1月至8月期间,地方法院报告了14,403家企业破产,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四分之一。
几天前,11月28日,在德国经营着50多家三星和四星连锁酒店,拥有5800间客房,共有1000名员工的连锁酒店Achat提交破产申请,启动破产重组计划。
11月27日,位于德国弗兰肯的百年制针厂Schmauser也宣布启动破产程序,该企业已经有301年的历史。
德国新兴旅行社集团We-Flytour GmbH宣布将于12月2日申请破产。
德国工商会预计2024年将有超过20,000家企业破产。
而与此同时,讽刺的是,更多的德国本土企业计划逃离德国。
Harder Logistics,一家专注于协助德国企业顺利拓展海外市场的搬迁服务公司,其业务正蓬勃发展。
Harder Logistics的负责人马切洛·达涅利表示,在过去五年中,公司成功协助约300家企业完成了搬迁。
这些企业离开德国的原因主要包括:官僚主义、全球第二高的税负(仅次于比利时)、全球最高的能源成本以及人才短缺。
这些企业会搬去东欧,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
吸引德国企业搬去的因素包括补贴政策、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政府的高效率。
德国的官僚主义真不是开玩笑。
比如,德国制度中的繁文缛节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
德国企业获得营业执照需要120天,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
在德国获得建造陆上风电场的许可,大约需要五到六年的时间。
一家搬迁至意大利Aostatal市的机械制造企业,此前在德国购置土地却因缺少各种评估报告而等了四年都无法获得建设许可。
忍无可忍后,这家企业让其意大利的子公司直接联系了当地的市长,询问是否可以在那里新建厂房。
七周后,他们便开始了新厂房的建设。
当然了,能源成本高、公共投资不足、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德国政府自己也知道,面对这种境况,也不得不做出应对。
2024年德国联邦政府正式审议并通过了针对2025年度的政府预算草案,同时宣布了一项包含49项措施的增长计划。
此次预算草案总额为4806亿欧元,其中德国财政部用于投资的拨款达790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
主要包括:鼓励民众更多参与工作、增加工作时间,对外国技术工人实施激励,降低个人税负,减少官僚主义,鼓励私人投资,控制能源价格等。
但是,改革措施能以何种速度推进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这是因为,无论是哪个政党在台上,执政人员基本还是同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