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去毛主席化真相：原来是美国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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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斐君大视野
导读：
1999年版《辞海》的编者，按有关人士的“理由”和“逻辑”，删改了数以千百计的有关词条，把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实、侵华人物和我国投降派代表人物的罪行、罪责都删除，都给他们“摘帽子”、“重新估价”、恢复名誉，把历史是非搞了个大颠倒。这就使革命史成了一片虚无，其对立面“帝修反”的历史竟重显了“辉煌”。
《辞海》主编夏征农发表《公开信》说，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时达成过协议，关于合编辞书的修改原则是“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见”来修改，把美方“不接受”的内容、词汇删除。比如，写伟大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美方“不接受”，我方就把它删除、取消掉了。《公开信》接着说：“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理”。（见《百年潮》2000年第6期）《辞海》副主编王元化公开发表《对于五四运动的再认识答客问》（见1999年5月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文章，说是“伟大领袖把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自然也就相应为反帝反封建”了。王元化文章进而以“解放思想”之名提出要对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既定观念”作“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和“重新清理”。1999年版《辞海》的编者，按王元化的“理由”和“逻辑”，删改了数以千百计的有关词条，把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实、侵华人物和我国投降派代表人物的罪行、罪责都删除，都给他们“摘帽子”、“重新估价”、恢复名誉，把历史是非搞了个大颠倒。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历史成了一片虚无，其对立面帝修反的历史竟重显了“辉煌”。三、按编者认为“已经过时了”的词汇去掉，“吐旧纳新”《辞海》主编夏征农宣布“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什么词汇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大家不会去用，就可以去掉；有些新出现的词汇要收进去。吐旧纳新，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转引自《解放日报》2008年10月7日第2版）以此为原则，删除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等数以千百计的词条。“吐旧”之余，又“纳新”了唯心主义宗教的词条达十条之多。还将汪精卫、蒋介石、胡适、李鸿章、秦桧等“旧”人物的罪行、劣迹悄悄删除，把他们改写成可供后人学习的“新”人。相关链接：评2009年修订版《辞海》（彩图本）对有关词条的改动（之一）《辞海》1999年版在“伟大领袖”词条中删除、否定伟大领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随即引起全国广大老干部和读者的批评、谴责。首先有上海市的栾保俊、高为学、董乐辅等同志发表文章和写信向中央反映，批评《辞海》的错误。笔者也曾多次发表文章和给中央写信批评《辞海》的错误，并随后写作、出版了《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一书，指出和批评1999年版《辞海》编者对五百多个词条的错误取消和错误删改。以后又得知《辞海》要出版2009年新修订版，再取消“约七千个词条”。笔者又随即发出紧急呼吁信和《〈辞海〉1999年版的错误必须纠正，2009年修订版的指导思想必须端正》的文章。很快得到上海、西安、南京、北京、昆明等地许多同志的响应和支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收到上述紧急呼吁后，也曾给笔者复信说：“来信收到。经研究，已将你的来信转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处理。”现在，《辞海》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已出版，笔者把被1999年版编者错误删改的有关词条，同新版进行了核对，发现新版对有些很明显的错误作了纠正，我们欢迎；但有些错误的纠正很不彻底，还有根本性的错误未见纠正。笔者书中指出的被1999版《辞海》编者错误地删除的很多重要内容，恢复了约百分之七十左右。“伟大领袖思想”这个词条，已经从被删剩七百多字，重新恢复、增写至一千六百多字。例如原被1999版编者错误删除、否定的伟大领袖“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战略思想，开创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道路”现在恢复、重新写进了词条；又如原被1999版编者删除、否定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是伟大领袖的创造和贡献，现在恢复、重新写进了词条；又如原被1999版编者错误删除、否定的伟大领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分析，正确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现在恢复、重新写进了词条。在“非毛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1999年版编者把上述三大重要内容从“伟大领袖思想”词条中删除，显然是地否定“伟大领袖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这实在是错得太明显了，现在2009年修订版作了改正。（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455页，1999年版第1761页，2009年版彩图本第1532页）1979年版写（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笔者在书中指出这是写得正确的，批评1999版编者把它删除、否定是错误的。大家都知道，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军魂，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也是伟大领袖的首创和功绩。也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原则。1999版编者删除、否定这个原则，是绝对错误的。2009年修订版编者现在也纠错，把它恢复、重新写进了词条。（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22页，1999年版第26页，2009年版彩图本第1936页）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词条中，笔者书中指出1979年版编者写伟大领袖主张要“对党员进行正确的路线教育”，“使红军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是正确的，不应删除、否定。这是伟大领袖的建军路线，也是建党路线，却被1999年版编者错误地删除、否定。现在2009年修订版纠错，把被删除的这个内容恢复、重新写进了词条。但是，应指出：把“古田会议”改写为“古田会议决议”词条，是编者故意缩小其内涵，删除不该删除的内容贬低“古田会议”的，新版没有改正，这是纠错很不认真和彻底的表现。（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286、121页，1999年版第348、145页，2009年版彩图本第761、744页）1979年版写（遵义会议）“确立了伟大领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正确的。却被1999版编者删除、否定；1999版编者错误地删除后改写为“确立了以伟大领袖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2009年修订版编者纠错，现在还是回到1979年版的正确写法：“确立了伟大领袖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证明不能违背事实贬低伟大领袖个人的重要作用。（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064页，1999年版第1286页，2009年版彩图本第3089页）但是，必须指出：有关对伟大领袖和伟大领袖思想方面，《辞海》2009年修订版编者仍有根本性的错误并未改正，特别是对伟大领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伟大领袖本人十分重视和大力进行的反修、防修、防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实践全部抹杀。对中苏两党“十年论战”，对反修、防修、防资本主义复辟是十年“文革”的出发点，只字不提，把1979年版写了的也取消和删除光，同时删除、否定二十世纪的苏共与各国共产党内存在修正主义的客观事实。特别是无视实践已证明不反修、防修、防资本主义复辟的许多国家已亡党亡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自称“反映时代”的《辞海》，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如此大事，不作反映，装聋作哑，这是对待时代和历史的正确态度吗？这是始终高举伟大领袖思想旗帜的态度吗？如不改正这个错误，能不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吗？1979年版的全文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著作名。伟大领袖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编入《伟大领袖选集》第2卷。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反对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伟大领袖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以便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报告对扩大和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扩大党内民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在论述干部政策时,报告说明了培养、识别、使用、爱护干部的问题,并从我国历史上存在的有关选拔、任用干部的两条对立的路线作了概括,指出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在论述学习问题时,报告说明了党要能够负起一系列伟大的历史任务,首先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伟大领袖所作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在党内引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这是一个关键性词条。它是关系到决定抗日战争命运和中国之命运的。这个极其重要的词条，竟被1999年版编者取消、否定，是极大的错误。伟大领袖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转引自2006
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永远的丰碑》）1999年版《辞海》编者搞“非毛化”，为王明在抗日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在删改“六届六中全会”词条同时，取消、否定“六中全会”批准的伟大领袖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这个关键性词条。这是编者违背史实、违背中国共产党先后所作两个历史问题之《决议》的错误。伟大领袖在“六中全会”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是针对王明的错误路线，阐明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和党建等一系列重要原则的。这确实是关系到抗日战争、党和中国之命运的。随后我们党克服王明的错误路线，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发展壮大，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同这个报告提出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导分不开的。现在，2009年修订版编者纠错，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词条恢复、重新写进《辞海》。这个大错误的纠正是绝对必要的。（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424页，1999年版第1723页，2009年版彩图本第2967页）1979年版写的全文是：“抗日战争中英勇战斗创立壮烈事迹的八路军五战士。1941年9月25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在狼牙山阻击日本侵略军3500余人的进攻，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并掩护数万群众、地方机关安全转移，苦战一天毙敌九十余人，但敌人继续猛攻，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迷惑敌人，班长马宝玉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等五人，发扬了高度自我牺牲精神，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路。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宁死不屈，砸坏枪支，跳下悬崖。这壮举，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为表彰这一英雄事迹，在狼牙山上建立了纪念塔。”上述这个词条也是关键性的词条。也同时被1999版编者取消、否定。我们只要重读一遍这个反映“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的词条，就会深切感受到这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扬发爱国精神的范例。怎能否定？现在，2009年修订版纠错，把“狼牙山五壮士”词条恢复、重新写进了《辞海》。这个错误的纠正也是绝对必要的。（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823页，1999年版第992页，2009年版彩图本第1303页）1979年版写的这位抗日女英雄负伤被俘后“在狱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斗争事迹，被1999版编者错误地删除、否定。现在，2009年修订版重新把这位中国最著名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在狱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斗争事迹写进《辞海》。这个错误也是必须纠正的。（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944页，1999年版第2340页，2009年版彩图本第2898页）关于解放战争方面，比如看“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等词条。1979年版编者写的是：“（中共中央和伟大领袖决定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进行一次战略性决战……）但东北野战军主要负责人林彪一再拖延，拒不执行。东北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和伟大领袖纠正了林彪的右倾错误以后……（才发起辽沈战役）”。以上“伟大领袖纠正林彪右倾错误”的事实被1999年版编者删除、否定；（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45页，1999年版第54页，2009年版彩图本第1384页）1979年版编者写的是：“（中共中央和伟大领袖要求东北野战军早日秘密入关……）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灭（敌人）。但东北野战军主要负责人林彪拒不执行。在中共中央和伟大领袖纠正了林彪的右倾错误以后……（才得以顺利进行平津战役）”以上“伟大领袖纠正林彪右倾错误”的事实也被1999年版编者删除、否定。（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035页，1999年版第1251页，2009年版彩图本第1741页）以上两大战役词条，1999年版编者都错误删除、否定“伟大领袖纠正林彪的右倾错误”这个关键性事实；2009年修订版编者却不纠正。这是坚持错误。实际上，“三大战役”之间是密切关联的，如果不是伟大领袖“纠正”林彪的错误，打不好辽沈战役，让辽沈之敌逃到华北，不但在辽沈达不到歼敌目的，平津战役也将难打（因为南逃之敌会使华北之敌兵力倍增）。所以“纠正林彪的右倾错误”这个重要事实也是个“关键”，这同“辽沈战役”、直至“淮海战役”的胜利都是密切关联的。伟大领袖是统筹几大战役全局的，他在下达给东北野战军的许多份电报中都要求抓住“关键”和“时机”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东北全军协同华北主力，能够于不久的时间内抓住并歼灭（东北之敌），不使逃脱，则将使全国革命过程大为缩短”，他说：“攻占锦州是东北战局的关键”，他说：“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你们不应动摇你们的决心”；他说：“你们不要迁延太久”，“东北主力早日入关为好”，48年11月18日的电报等于下了“死命令”说：“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二日出发”，林彪还回电要求二十三日出发。（大量电报均见《伟大领袖军事文选》第五卷）伟大领袖就是确实做到全局在胸，善抓“关键”，巧抓“时机”。兵贵神速，在战争中时机是稍纵即逝的，对军事家来说“时间就是胜利”。动摇决心、迁延时间，就难胜利。《辞海》1999年版、2009年修订版编者都不应贬低、否定伟大领袖“纠正林彪的右倾错误”对“三大战役”胜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1979年版编者写的是：“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伟大领袖的指示，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发起淮海战役）”和“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以上这些话却被1999年版编者错误地删除、否定；1999年版编者在删除上述内容后改写的是：“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领导下，发起淮海战役。”被1999年版编者这样错误删改后，在这个著名的“淮海战役”中，“中共中央军委和伟大领袖”的名字与作用都不见了，这个“淮海战役”就与“中共中央军委和伟大领袖”无关了。这岂不太荒谬了吗？2009年修订版编者现在纠错，改写为：“在刘伯承、陈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为书记）领导下，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发起淮海战役。”2009年版编者现在总算作了纠正，增写了“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并把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的名字提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政委的名字之前了。（本来中央在历次电报中的位子排列就是刘陈邓粟谭）但是，仍坚持不写“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伟大领袖的指示，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发起淮海战役）。实际上，1979年版编者写的“淮海战役”词条已经不够完整。有关“淮海战役”的指挥，伟大领袖和中央军委共发出过电报67份，其中有27份写的是“粟张（震）并告刘陈邓谭”，其余写的是“刘陈邓并告粟张”。（见《伟大领袖军事文选》第五卷）足见粟裕在战役中的重要地位。伟大领袖在1960年接见英国军事专家蒙哥马利元帅时说：“淮海战役是粟裕指挥的。”伟大领袖很谦虚，没有说是他自己指挥的。1999年版编者应该知道“总前委”之上还有上级领导，怎能回避得了“中共中央军委和伟大领袖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呢？大家知道,伟大领袖是直接指挥“三大战役”的,在战役期间“伟大领袖共写了二百份电报,战役进行最紧张时,一夜连续写过八份,有的长达二千字。”（见《中华魂》杂志2005年第11期第56页）1999年版编者竟在参加过“三大战役”的将士还健在的今天，就把“淮海战役”写成与伟大领袖和中央军委无关。撒谎的胆子也太大了！现在这样的改写，又如何呢？还是可由经历过这些战役的同志和专家来研究和评价的。（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964页，1999年版第1151页，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0944页）1979年版编者写的是：“解放军坚决执行伟大领袖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长江南北广大人民支援下发起渡江战役”。这个符合实际的写法，却被1999年版编者错误地删除、否定；1999年版编者在删除上述内容后改写的是：“解放军和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领导下，发起渡江战役”；2009年修订版编者纠错、现在改写的是：“在刘伯承、陈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为书记）指挥下，奉命于当晚以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国为目标发起渡江战役。”实际是总前委之上还有领导，“奉命”是奉谁之“命”，编者不是不知道。却仍坚持不写“坚决执行伟大领袖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长江南北广大人民支援下”（发起渡江战役）。难道为了“非毛化”只能写“奉命”而不能写“奉”伟大领袖之“命”吗？难道为了清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不能写“在广大人民支援下”吗？（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978页，1999年版第1167页，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0510页）十二、再看有关抗美援朝词条方面对“彭德怀”词条的删改和纠错1979年版“彭德怀”词条写彭德怀“曾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并肩战斗，直至胜利，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写得是正确的。但是，被1999年版编者错误地全部删除、否定，只删剩一句：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这就看不见彭德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抗美援朝”之间有何关系了。这不仅是编者否定彭德怀之功，更重要的是编者对“抗美援朝”的否定。2009年修订版编者现在纠错，改写的是：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这只是部分纠错，写了“抗美援朝战争”，也写了“胜利”。但是，被1999年版编者错误删除、否定的“保家卫国”、“同朝鲜人民”和“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仍未纠正。（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817页，1999年版第984页，200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1718页）抗美援朝是一个有全世界影响的重大事件，它的性质和意义绝不容含糊，我们要求修订版编者应该回答这样三个问题：1.为什么要删除、否定“保家卫国”这四个字？“当年美国出兵朝鲜，同时侵入台湾海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我国当年决定志愿军出兵朝鲜的理由和目的。我国绝非“师出无名”。这是个不容含糊的重大原则问题。《人民日报》2009年10月3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进行武装干涉，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2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侵略行径进行严厉谴责和抗议。”“10月上旬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伟大领袖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当年美军不仅“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同时还“侵入中国台湾海峡”，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略行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完全是正义的，其正确性已为实践所证明。其决策者伟大领袖和党中央的英明为世人所公认和钦佩。这竟也受到“非毛化”势力的歪曲和攻击，现在中央党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又一次重申其正确，这是对“非毛化”势力颠倒大是大非、否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者的有力驳斥！《辞海》2009年修订版编者删除、否定“保家卫国”，是不是编者否定美国“侵入中国台湾海峡”是“侵略行径”、否定我们有“保家卫国”的必要？2.为什么要删去“同朝鲜人民”这个词语？难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能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而必须排斥“朝鲜人民”的“协同”和支持吗？3.为什么要删去“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编者是否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又意味着什么？以上2009年版彩图本对不少重要词条的改动情况，我们虽然只列举十几个关键性词条，但是，已足以肯定：一方面证明1999年版《辞海》确实有错误，2009修订版确实有所改正；另一方面又证明了修订版改正错误还很不彻底。现在，笔者指出几点：第一，我们对1999年版《辞海》所作错误删改的许多批评意见已被接受，编者能改正错误，我们表示肯定和欢迎；但是，第二，编者不应该无视人民、读者的知情权，改正错误也不应“搞暗箱操作”，古人云“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我们要求编者应该向读者作说明，为什么本来写得对的被删除、否定？已造成的不良影响怎么消除？要有个交代（国家新闻出版署也曾表示应“进行说明，消除影响”）；第三，对于2009年修订版还有很多没有改正的、改正不彻底的和错上加错的词条，人民、读者都有继续提出批评的权利；第四，2009年版编者应把这次取消的“约七千个词条”向社会公布出来，也好让人民知道这“约七千个词条”是否真的都已“过时”、无“用”、属于应“淘汰”的词条？笔者将新修订版与旧版经过初步对照，已发现新修订版的问题还很多，对不该取消的词条取消或删改了，对该取消的词条反被无理保留。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告诉我们：人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