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奥托、戈登·汉森：“中国冲击2.0”比1.0更猛，而美国还在打“上一场战争”

【文/戴维·奥托、戈登·汉森，翻译/东方军事 郭涵】

1999年至2007年间，中国第一次对美国经济形成“颠覆性影响”，全美近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岗位因此消失。后来这被称为（第一次）“中国冲击”（China Shock），其根源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从计划经济朝市场经济的迅速转型。

期间，大批劳动力和资本从农村集体化的土地流向城市里的合资工厂。廉价的中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击垮了那些靠制造业支撑起来的美国小镇，比如弗吉尼亚州的马丁斯维尔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海波因特市（High Point），此前，该市曾自诩是“全球运动衫和家具制造之都”。

二十年过去了，当地的工人仍然未能从制造业流失的冲击中恢复。虽然部分地区重现了增长，但新增的工作岗位大多来自低薪产业。同样的故事在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同时上演——如纺织、玩具、运动用品、电子产品、塑料、汽车零部件。

然而，一旦中国的这场经济转型在2015年前后完成，其冲击的势能也不再积蓄。从那时起，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开始回升——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总统时期持续增长。

既然如此，您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还要谈论“中国冲击”？我们也希望不必再谈论。我们在2013、2014和2016年与苏黎世大学的合作者大卫·多恩（David Dorn）共同发表了系列研究，第一次系统呈现了来自中国进口的竞争如何对美国部分地区造成长期、结构性的就业和收入损失。如今我们想强调的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花太多时间沉湎于过去，准备打“上一场（贸易）战争”。他们真正应该仔细研究的是正在浮现的“中国冲击2.0”

提前剧透：这一次冲击对美国的影响可能比上一次更严重。

“中国冲击1.0”是一次性的事件：本质上，中国当时只是想明白了它数十年前就该开启的发展步伐。美国为此付出了不必要且惨痛的工作岗位流失，但说到底，美国也不是靠在Temu上卖网球鞋或组装AirPods赚钱的国家。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被认为远超1亿人，而美国只有1300万人。如果美国还要幻想能够（甚至应该）同时在半导体与网球鞋制造领域同中国一较高下，那未免也太不切实际了。

正在快速到来的“中国冲击2.0”才是中国从不被看好者转为万众瞩目焦点的契机。今天，正是在美国长期被视为无可动摇的领导者的创新领域，中国正迅速发起挑战：如航空、人工智能、电信、芯片、机器人、核能与聚变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太阳能与电池等。主导这些产业会带来各种回报：比如高利润企业、高薪工作岗位带来的经济红利；通过塑造科技发展前沿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由高科技主宰现代战场带来的军事实力。通用汽车、波音与因特尔公司曾经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企业，但它们早已风光不再，如果它们的产业主导地位消失，会令美国人追悔莫及。

中国山西省的太阳能设施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设施《纽约时报》

今天，中国科技发展的愿景已经在重塑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乃至东欧的政府与市场格局。随着美国一步步滑向“让美国再度伟大”式的孤立主义，预计中国的相关影响力会进一步提升。

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代，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一道，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但新的中国模式不一样了：民营企业正与政府并肩作战。中国搭建了一个灵活（也许昂贵）的创新生态系统，地方官员不再像过去那样仅根据GDP总量的增长衡量政绩，而是被鼓励去发展特定的前沿产业。

比如，合肥原本只是一个贫穷内陆省份的不起眼省会，如今却成了中国的第二大电动车产地。这一转型依靠地方政府出资风投、扶持濒临破产的电动车企业与大力投资当地研发能力实现，合肥仅用五年时间就跻身全国制造业的头部行列。

在中国，这样的奇迹已经多次上演。全球最大、最具创新力的电动车（比亚迪）、电池（宁德时代）、无人机（大疆）、光伏硅片（隆基）厂商，都是成立不到30年的新兴企业。它们在科技和价格层面的领导地位并非源于政府命令，而是源于在产业政策引导下的“经济达尔文主义”式残酷市场竞争中胜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些巅峰状态的“商业猎手”。当美国决策者嘲笑中国的产业政策时，他们设想的具象物类似蹒跚起飞的空客客机或令灯光突然熄灭的索林卓（Solyndra）公司太阳能板。事实上，他们应该想到的是在乌克兰战场上灵活穿梭的大疆无人机。

当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红利耗尽时，“中国冲击1.0”注定会退潮，正如今天人们看到的那样。越南在服装和商品家具产业的增速已经领先中国。但与美国不同，中国并不打算向后看、悼念失去的部分制造业地位。中国将注意力投向了21世纪的关键技术。“中国冲击2.0”不再是一份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战略，只要中国具备应对激烈竞争的资源、耐心和纪律，这场冲击会持续下去。

如果你质疑中国的实力或决心，数据不会站在你这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这是一家由澳大利亚国防部赞助的独立智库)指出：2003至2007年间，美国在64项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密码学）中的60项领先中国，中国仅占领先3项；但根据最新的报告，2019至2023年，中国的排名实现反超，在64项中的57项领先，美国仅领先7项。

美国到目前为止的回应呢？基本上就是关税。无差别地对所有商品、所有国家同时征收关税。这种策略用来打20年前那场已经输掉的贸易战都显得吃力。按现在的方向走下去，美国或许真的会“重拾”网球鞋制造业——如果努努力，甚至可能在2030年前把iPhone手机组装线搬回得州，让美国人从事那些（“洋葱新闻”调侃道）“连中国工人都盼着被机器人取代”的枯燥低薪工作。

但关税永远不可能让美国重新成为创新的热土。是的，关税确是美国贸易政策工具箱的一部分，但它应当像精确制导武器一样使用，而非像地雷一样敌我不分、滥伤无辜。

美国该怎么做？在十年前开展这项中国研究前，如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我们相信不干涉主义的贸易战略也好过糟糕的替代方案。我们不再坚信这样的观点。美国对“中国冲击1.0”的错误处理教育我们，需要出台一份更优质的贸易战略。那应该是什么样？据称爱因斯坦曾说过，凡事应尽可能简单，但不能更简单。为避免过度简化的答案，我们总结了四条核心原则。

位于密歇根州马歇尔的福特电池工厂

第一，美国决策者必须承认，美国与中国间的绝大部分问题也被我们的商业盟友分享。

美国应该与欧盟、日本及许多签署了自贸协定的伙伴联合行动，比如加拿大、墨西哥以及韩国，而不是用高企的关税惩罚他们出口美国想要购买的产品。如果是一个由美国牵头、不断扩大的自愿国家联盟集体征收电动车关税，其效果将非常不同。

与此同时，我们应鼓励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建设电池与电动车工厂，正如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吸引美国知名企业在华设厂那样。为什么应该邀请这些无情的竞争对手来到美国的土地？中国决策者经常讲“鲶鱼效应”的概念，即一个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企业刺激脆弱的本国企业游得更快，不然就被吃掉。当中国的电动车企业还是“沙丁鱼”时，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就扮演了“鲶鱼”的角色。如今，特斯拉不再是中国市场中的“鲶鱼”，反而越来越像一只焦虑的“沙丁鱼”。

邀请中企在美国生产是否会引发国家安全关切？当然，在部分案例中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需要关注自己的稀土供应，禁止华为的网络设备，现代化改造我们的商船队与港口（依靠技术实力强大的日本、韩国等盟友提供商船与起重机）。但如果美国将中国的领先产业拒之门外，我们就只能指望缺乏竞争力的本土企业闭门造车。

第二，美国应该复制中国的经验，积极培养对新产业的“试验精神”。

比如挑选数个关键战略产业（无人机、先进芯片、聚变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然后“像中国那样投资”，即由美国政府主导的大型风投基金推动。可以预计，这些投资在推动单一公司或项目发展时的成功率会很低，但刺激整个新产业良性发展的成功率会更高。

这样的路线在二战时期就曾奏效（如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在研发喷气式战机、雷达以及大规模生产青霉素等项目上的卓越贡献），在登月竞赛期间（美国航空航天局为载人登月及返回提供的指导），以及“曲速行动”期间（联邦政府与大型医药企业联手研发新冠疫苗的速度，基本上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款重大疫苗的研发速度）同样如此。

这类新兴的产业生态系统也需要配套基础设施：可靠且便宜的能源供应、稀土供应、现代港口运输设施以及充满活力的大学理工科院系。这意味着美国需要放弃对煤炭、石油等落后产业的补贴，恢复联邦政府的科研投入，欢迎而不是妖魔化来自全球的优秀理工人才，只要他们乐于帮助美国实现进步。如今，我们甚至主张在美国设立一个不受党派政治影响的战略投资部门，类似美联储，但管理的并非利率，而是科研创新。

4月2日，特朗普签署所谓“对等关税”行政令 推文截图

第三，选择美国能够取胜的战场（如半导体），或者是输不起的战场（如稀土），通过长期投资来确保带来合适的产出。

美国政治体制的注意力集中程度仅相当于一只嗑药成瘾的松鼠。他们在奖惩问题上如此朝令夕改，几乎从未导致好的结果发生。无论你怎么看待拜登政府通过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像最近的国内立法程序那样，将这份刚刚启动三年的法案砍掉，对新能源投资极为不利。同样，特朗普政府呼吁国会大幅撤销《芯片法案》下设立的（旨在复兴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的）芯片与科学小组，也不利于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国会两党均同意，抗衡中国对于保障美国未来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这种共识似乎带来了一线希望：我们的经济政策或许可能保持某种延续性。

第四，美国必须避免下一场重大经济冲击对本国就业造成毁灭性打击，无论冲击是来自中国还是其它地方（你听到了人工智能这个词，对吧？）。

过去二十年来，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引发的伤痛在经济与政治层面带给美国巨大的麻烦。与此同时，我们也得知，通过联邦贸易调整援助项目扩大失业保险、工资保险的范围，结合社区大学提供适当的职业与技能培训项目，可以帮助那些失业工人重新站稳脚跟。然而，长期以来这类政策的投入力度不够、针对性也不足，且美国一直在朝错误的方向前进。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国会在2022年终止了对贸易调整援助项目的注资。

没有哪项经济政策能够让工作岗位的流失“毫无痛感”——特别是当失业重创了一国核心地带的产业与市镇时。但是，当产业倒下时，最有效的回应就是帮助那些失业工人尽快找到新工作，并扶持那些能够创造净新增工作岗位的小而新企业。关税仅能保护“夕阳产业”那样的落后制造业，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凝视后视镜的同时，我们已经顾不上看前方的道路。而通往前方的里程路标显示，美国的科技、经济、地缘政治乃至军事上的领导地位都在逐渐滑落。应对“中国冲击2.0”意味着关注美国的优势，而不是舔舐伤口。美国必须聚焦于那些由公私合力驱动、极具创新潜力的产业。这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竞赛，中国在十年前就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忙于打上一场贸易战，而是要专注应对当下的中国挑战。

（原文发布在《纽约时报》网站评论版面，原标题：“我们警告过第一次中国冲击的到来，第二次冲击会更严重。”译文有删改，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东方军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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