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305期|对话联大前主席——联合国80年：全球治理何去何从-张维为、武克·耶雷米奇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但这些年来呼吁联合国改革的呼声也是日益在高涨。联合国可以开启怎样的改革？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又将给出怎样的启发？
在东方卫视10月20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塞尔维亚前外长、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武克·耶雷米奇先生，围绕这一主题开启现场对话。
《这就是中国》第305期
张维为：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塞尔维亚前外长、联合国大会前主席武克·耶雷米奇教授，做客《这就是中国》栏目，一起探讨“联合国80年：全球治理何去何从”这么一个重要的话题。
80年前，在二次大战的废墟上诞生了联合国，它承载了世界人民对实现和平、安全、发展等的美好的期望。但联合国80年一路走来，一直面临着各种挑战和质疑。比方说在安全领域，许多国家和人民都对联合国感到失望，从俄乌冲突到加沙悲剧，联合国都没有什么作为，至少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但我们也要看到，《联合国宪章》仍然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获得各国普遍认同。联合国内各种对话每天都在进行，它还是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发挥了作用。
在发展领域，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消除贫困、粮食安全、保护地球等方向的17项目标。然而，总体进展并不顺利。以消除贫困为例，按照保守的估计，今天全球至少仍有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联合国在人类发展的许多功能性领域内，如疾病防控、民用航空、知识产权、电信标准等等，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换言之，我认为联合国是一个不完美的组织，但也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组织。它实际上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世界。比方说，没有大国的共识，联合国在和平、安全等问题上，就很难有所作为。
然而，联合国必须拥抱改革，与时俱进，争取在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方面更加有所作为。今年9月1日，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这对联合国改革很有意义。
2025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 中新网
在不久前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上，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副总裁冯德威先生提了一个颇为刁钻的问题。他问，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与之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相比，有哪些新的内容？为什么选择在上合组织峰会提出这个倡议，而不是在联合国大会宣布这一倡议？
我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说这四个倡议实际上是各有侧重的，而《全球治理倡议》共有五条，每条针对的都是国际治理中遇到的尖锐问题。它对联合国的改革也很有意义。
第一条，“奉行主权平等”。这不是套话，不是空话，主权平等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内容。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更要强调这一条。它针对的就是美国前国务卿所说的“要么在菜单上，要么在餐桌上”这种主权绝对不平等的哲学。
第二条是“遵守国际法治”，而且强调“全面、充分、完整”地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为代表的国际法治。也就是说，对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不能采用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这是允许的。更不允许少数国家把自己的“家规”强加于人。
第三条是“践行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大家知道“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经过“一带一路”广泛实践考验的中国智慧，是一种全新的而且可以操作的全球治理观和真正的多边主义。
第四条是“提倡以人为本”，也就是说全球治理的效果，要让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民众所享用，而不是少数国家少数人享用。这也是中国过去数十年国内“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自然衍生。
第五条是注意行动导向，它针对的就是西方模式主导下，国际治理中广泛存在的“清谈误事”的状况，它必须改变。我以全球绿色能源转型为例，欧洲人谈得最多，但乌克兰冲突爆发后全面后退，美国则公开放弃了。与此相反，中国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基本实现了能源转型。
当时会场里有一位德国的专家，我说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个面积将近是整个德国的面积，但我们通过长达4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它“锁边”，使之成为中国今天最大的新能源基地之一。我说中国这种行动导向的能力，从长期规划到具体实践，都是联合国改革与全球治理中应该借鉴的经验。
至于为什么在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这个倡议，大家可能注意到，参加中国九三阅兵的外国领导人，许多都来自于上合组织和东盟国家。因为中国与上合组织以及东盟的合作，卓有成效，堪称践行新型全球治理观和真正多边主义的典范。
今天从俄罗斯到中亚，到中国，到东南亚，欧亚大陆这么大一个板块，总体上实现了合作共赢，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过去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曾经被称为“地理诅咒”，面临交通不便和复杂的地缘环境。然而，通过上合组织，以及中国-东盟合作等，特别是一系列基于主权平等、合作共赢的制度安排和大量的实际行动，它们过去的“地理诅咒”，正在日益变成今天的“地理红利”。内陆国有了出海口，经济互联互通使经济蓬勃发展，许多国家成了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
换言之，中国今天不仅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而且也有许多全球治理的成功经验。而这一切对于推动联合国改革，以及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好，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下面我们请联合国大会前主席武克·耶雷米奇教授演讲。
1 2 3 4 下一页 余下全文武克·耶雷米奇：
大家好，我叫武克·耶雷米奇，来自塞尔维亚。受到张教授的邀请，我很荣幸来到这里。我曾有幸担任塞尔维亚的外交部长，也担任过联合国大会主席。2016年，我竞选过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现在，我是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学院实践教授，明年我将十分荣幸地成为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
我来自一个和中国真正友好的国家，我们非常自豪能与中国拥有坚如磐石的友谊，并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
国际组织往往是在重大冲突结束后才得以创立，它们的建立是为了防止冲突的重演，或者防止冲突造成的灾难重演。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国也不例外，它是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而且，国际组织往往是由那个时代最聪明、最有能力的外交官、政策制定者和律师来设计和架构的，其设计初衷往往是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方能长久地维护自身利益，并将战后形成的新格局固定下来。
它们的结构设计使得这些内容极难被改变，而且几乎没有例外，这些机构几乎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那就是眼前的这个局面，会在未来很多很多年里一直持续下去。
可实际上，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局势在几年、几十年间会发生变化，而机构却依然停留在它们被谨慎的设计者创建时的那个旧年代。现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发展的现实与这些机构之间，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分歧。
联大纪念联合国成立八十周年大会全景。联合国官网
从本质上讲，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改革那些组织，让它们能更好地反映当下的情况，更好地体现当今世界的权力分配。第二，是创建新的机构，或者更积极地参与那些不一定是全球性的，但运作更高效、更有条理的替代组织，而不是那些效率低下、陷入瘫痪，或者出于种种原因无法改革的组织。第三件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做你认为必须做的事，哪怕世界上有许多人反对，或者不认同你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做该做的事。
我预计在未来几年，我们将看到这三者的结合。首先，会有人不断尝试去改革现有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其次，各国还会更多地参与到各种不同的组织中去，具体参与哪个，将取决于你在哪个地理位置。比如金砖国家、东盟、欧盟这样的区域性组织，我们会在未来看到其成员的互动与合作变得越来越紧密。
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世界各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情况还远未结束，仍会有国家选择自行其是；他们坚信，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必须这么做。所以这三条路，将共同构成未来国际交往的三大主线。
作为联合国大会的前任主席，作为一位渴望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人士，作为一个坚定信奉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人，我非常希望改革与协作的第一条路能胜过另外两条。因此，此次中国之行让我非常高兴，这不仅因为中国是当今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更在于新时代领导人主席近期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为世界众多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希望——一个关于未来国际合作的希望，一个必将走向和平的希望。
【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两位都给出了演讲，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非常成体系地讨论联合国这个话题。张老师说联合国这么些年来，还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对话一直在发生，只是在人们看到的地方，大家也觉得联合国没有足够地支持公平和正义。所以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因为我注意到有人说好像联合国完全没有作用，但应该全然不是如此，
张维为：联合国实际上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个是标准，《联合国宪章》就是标准。比方说，美国入侵伊拉克，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被所有国家骂到今天，它很狼狈，你违背了全球共识，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付出巨大的道德代价。再比方说，世界卫生组织为全球消灭天花做出了贡献。
联合国是个常设机构，设有秘书处，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在进行，各国外交官、常驻代表都在互相接触，有接触跟没接触不一样。所以我说至少，联合国对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武克·耶雷米奇：首先，人们很容易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联合国，但我们必须说清楚一点，从根本上讲，联合国，顾名思义，是由国家组成的组织，说白了，它是一个“成员国俱乐部”。而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也就是各个国家，才真正决定着彼此的互动方式：是选择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携手努力？还是会相互对抗，陷入竞争或零和博弈？
把全球危机怪到联合国头上，本质上就像你的篮球队比赛表现糟糕，却去责怪承办比赛的体育馆管理不善。因此，如何开展合作，取决于各成员国的决定。
当前世界确实存在不少摩擦，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存在分歧，这种紧张关系自然会影响联合国的运作效率。但正如张教授刚才恰当地指出，并非所有事务都受大国博弈主导，联合国每日持续推进着成千上万项日常事务。如果这些工作突然停止，人们才会猛然意识到，没有联合国的世界，将会多么艰难。这有点像我们日常使用的无线网络，平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断网，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麻烦。
何婕：联合国的存在对我们当下世界来说，已经成了像呼吸一样的必要存在。但现在大家呼声最大的是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就您之前演讲中也说，对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安全议题，联合国的约束不多，所以这是很迫切的。
张维为：安全问题是政治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这就导致前面我在演讲中所说的，只要是五大国，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达不成共识，联合国就很难达成安全方面的共识协议，这是它难的地方。这也是真实世界的反映。
武克·耶雷米奇：这也正是当前的世界局势，特别是联合国框架内如此艰难的原因。
地缘政治本质上是国家间关系的体现，尤其是大国、强国之间的互动，而地缘政治本身具有周期性，就像经济周期一样，会经历繁荣与衰退的交替。唯一不同的是，地缘政治周期的跨度更长，往往持续数十年而非短短几年，因此它的变化不易被察觉。
但关键在于改革与变革的最佳时机，特别是需要广泛共识的重大改革，恰恰出现在形势向好的阶段。这就像修补屋顶，你不能等到暴雨倾盆时才动手，必须选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改革的推进需要建立在各国倾向于合作、互信较强的时期，当大家不再把国际事务看作“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改革才有可能落地。不幸的是，我们正身处地缘政治的“衰退期”，在这个阶段，大国之间难以形成共识。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余下全文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像他这样的高大上的联合国大会主席，或者一些其他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很多人是很辛苦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联合国的领导班子秘书长、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组成一个执委会，从古特雷斯担任秘书长后，也建立了集体学习制度，有点像我们的政治局学习，每年两次，我去讲过一次课，那是2018年7月，也是联合国执委会第一次邀请中国学者去讲课。
古特雷斯秘书长对中国非常友好，我讲座休息的时候一起喝咖啡，他说工作太累，世界都抱怨我们联合国什么都不做，但我们整个班子，没有一天是空着的，工作非常繁重，他抱怨地说，你就可以理解这是很不容易的。像他担任联大主席几乎每天都在飞机上，一年要走几十个国家，很累人的。
何婕：普通观众很难理解，联大主席是要忙些什么。您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你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日程安排？
武克·耶雷米奇：我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联合国大会主席，首要一点是，我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那是冷战结束后首次出现竞争性选举。我当时的对手来自欧盟，顺便说一句，我能获胜其实是个很大的惊喜。但胜选这件事让我感觉可以肩负使命，能够以联合国大会主席的身份积极地去做一些事情。
在这个职位上，你可以选择做一位循规蹈矩的礼仪性主席，毕竟大会每天上午下午都有固定的议程，然而，主席手下有许多副手，可以主持这些仪式或会议，而主席自己则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一旦坐上那个位置，你就会意识到大会主席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大到足以决定是否将某项议题列入议程，是否推动表决。因此，在任期一开始，我就决定打破常规，将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观察员的议题，提交大会表决。其实所有人都清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观察员国的票数早已足够，但此前历届主席都回避将此议题付诸表决。所以，如果你决定了某些事情，你可以强制推行这些决定，或者至少可以迫使成员国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某些事情上表明自己的态度。
所以我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关于巴勒斯坦的，还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以及国际刑事司法的作用等等，这些议题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我来自的巴尔干地区以及非洲地区，都极具争议。
因此，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起了一系列公开讨论，这在联合国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作为主席，你可以选择去做那些重要的事，你也可以享受这一年的任期，毕竟任期只有一年，期间会像王室成员一样受到礼遇，还能环游世界，与人握手会面。但我选择去做事，那是非常充实而且紧张的一年。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0日，第十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10日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路透社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像他这样的，在联合国高层虽然是一年的工作，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政治压力，有一定风险的，你时不时会得罪某个大国。
何婕：我先回到前面武克先生说的，他一年其实是非常繁忙，同时也是感受到压力的一年，但是他没有仅仅是到处走，或者接受这种所谓的欢呼握手，他还是投入做了许许多多非常扎实的事情。不妨说说美国和联合国，联合国这么些年来，一直拖欠会费的是美国。另外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乎公平正义的议题中，美国也是经常站在利益的这一边，这个是在这些年联合国的运作中，让世人产生了很大的一种不好的感觉。
张维为：客观来讲，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光这纽约这个市，这么多的国际公务员、官员及其家属在那里生活工作，给纽约创造GDP、创造就业，算经济账，美国是赚钱的。但现在美国还是欠了将近30亿，世界最多；但是美国也很“鬼”，联合国有个规定，具体细节我忘了，大致就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你再不交会费的话，你就要丧失表决权，美国总是在此之前交一点钱。
就在前几天，哥伦比亚总统因在联大的发言而遭美国吊销签证，他在社交平台X上说，联合国应该搬离美国，搬到个更加民主的国家，他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关键是当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跟中国商务部签订了一个协议，把开发计划署下边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迁到上海临港，这是很好的消息。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卫报
何婕：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的，不妨可以把联合国的一些有实质意义的，能够实际性发挥作用的一些分支，先搬到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地方，包括中国在内，也是个非常棒的选择。大家最关注的是，联合国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启动某种形式的改革？刚才武克先生在演讲当中也说到了，中国提出的像全球治理倡议等等，它能给联合国的改革有什么启发吗？
武克·耶雷米奇：我认为中国先后提出的三大倡议，安全、发展、文明，以及今年更具综合性的全球治理倡议，都精准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从本质上看，世界大多数国家渴望的是一种基于主权平等原则的、务实有效的多边主义与合作，就是通过共赢共建，共同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愿景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对此深表认同。
但这是理想蓝图，这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远景目标。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地缘政治衰退期的严峻现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甚至连最基础的共识都难以达成。
每个人都清楚，联合国的未来，将取决于它是否能改革代表机制，尤其是在主要机构中，安理会作为最重要的机构，更需要能反映当今世界的格局。因为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二战的战胜国，如今，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当时并不存在，因为它们那时还是欧洲殖民帝国的一部分，所以没有联合国席位，尤其在安理会方面。
我认为，联合国在20年后是否仍然值得我们信赖，核心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智慧去改革其架构，使其能够反映21世纪的现状，而不是停留在《联合国宪章》制定时的20世纪中期。
张维为：我自己觉得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参考中国模式的做法，从易到难，首先要指出整个改革都是难的，但还是要尽量有所作为。比方说，中国现在提出四个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现在用力非常之多，各种各样的具体行动，有些我觉得可以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一部分，我说过可以成立一个发展理事会，聚焦发展问题，这是大多数国家都关心的问题。
你直接改革安理会，现在非常难，特别遇到的一个逻辑问题，因为五个常任理事国对它都有否决权的，你的改革涉及它的利益，它可以否决你，所以很难，除非五个大国利益都不受损害，这也不容易做到。
武克·耶雷米奇：有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世界没有人会质疑它们是否应该在安理会有代表权，那就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它们确实是全球安全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对吧。
请允许我直言不讳，这是一个问题，安理会有英国和法国，却没有比如印度、巴西或者非洲国家的代表，现行架构的这一缺陷显而易见，这是我之前已经说过几次的，现在我也想借此机会再次强调这一点。
何婕：武克先生说从学者的角度表达，会比较自由一点，我觉得他说到两点，对于联合国未来来说，确实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原来有很多国家当时不存在，现在在了，这些国家有没有可以被代表，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存在。另外一个，就像您说的，五常里面是不是还有足够地有代表性，这确实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张维为：很多问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就是无解，因为程序放在那儿。可以先把发展的事情做起来，把安理会改革暂时放一下，我们可以创造性地做一个发展委员会，把所有的跟发展有关的议题都统筹起来。
为什么我真的主张很多联合国机构到中国来，第一，我们欢迎，我们真的是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有这个文化，有广泛的支持，我们对全世界都非常友好，多数国家都会接受的。此外，中国现在在很多领域都是全球领先的，如反贫困、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绿色能源转型等，领先意味着引领标准的形成或变革，国际组织很大程度就是讨论和指定标准的，你只要通过程序讨论起来，让各种标准逐步形成，多数国家都会赞成的。
何婕：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提出的这些发展标准，不是说我要利用这个标准来为我自己谋利，而是说我可以把这个标准推广到全世界更多的地方，让大家受惠，这是中国的出发点，为了让这些智慧可以全球共享，带着大家都往前走。我觉得中国这么多的倡议，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全球南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来发声，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张维为：中国公开讲了很多次，我们这个否决权是代表第三世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后来我们投票记录也是这样。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余下全文【讨论环节】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老师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的陈域圣。在最近的加沙危机等国际或地区冲突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个矛盾，即使联合国组织和一些联合国工作成员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是战争没有停止，人道主义救援也远远没有到位。联合国在停战止战这一职责上，真的发挥不出作用了吗？谢谢老师。
张维为：你刚才正确的提到联合国很多机构，比方说联合国难民署这些机构都做了很多工作，但以色列几乎是无差别地阻挠，所以这些工作几乎没法进行下去。现在因为美国提供的资金减少之后，难民署很多活动都没法运转了。
我前面讲的这些属于安全问题和政治问题，安理会当中主要是美国，它一票否决，它所有的投票记录表明它没有例外地都支持以色列的。
武克·耶雷米奇：谈到“两国方案”的未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敏感的问题。在我看来，加沙事件显然是我们有生之年发生的最重大的悲剧之一，或许就是最重大的悲剧。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其背后的政治局面错综复杂，而且在我看来，其中一部分相当丑陋，与美国国内政治有关，也与以色列、阿拉伯世界的态度有关。不幸的是，这个持续了数十年的问题还牵涉伊朗等诸多因素。所以我不想深入探讨其中的政治层面，我想谈谈人道主义，因为刚才的提问与此有关。
事实上，这是当前联合国系统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与美国的退出有关，美国一直以来不仅是最大的捐助国，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掌控着联合国体系。目前，既缺乏资金，也对未来没有头绪，因为美国的缺席造成了政治真空，同时还缺乏资金。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密切关注，谁将以及如何填补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空白。
张维为：但实际上损失最大也包括美国自己。比方说，东南亚最近的一系列民调，过去大概是一半支持美国、一半支持中国，甚至支持美国要多一点，然而从加沙危机以来，所有的民调都是对中国的好感上升，对美国的好感下降。
2025年9月23日，特朗普到访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会议，踏上自动扶梯后突然扶梯停止运行。美联社
观众：两位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是毛小梅，来自上海，目前在金融行业工作。我想问的问题是，联合国的一票否决权是否是一种制度霸权？金砖国家等正在构建一种新型的全球化组织体系，这是否会削弱联合国的地位？
张维为：先回答第二个问题，金砖国家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会不会有损联合国地位？严格来讲不是这样，是联合国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应该发挥的许多作用，但现在发挥不出来，所以金砖国家想发挥这样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这是非常有用的补充作用，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联合国宪章》确定的目标。
发展是《联合国宪章》里面也提出来的，你做的不好，我们就来做。基础设施为主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需要基础设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联合国做不了没有做，也没人去做，我们就提出来做。你说这是反对联合国吗？不是的，它实际上是把联合国应该而没做的工作给做了。
武克·耶雷米奇：当否决权导致决策僵局，正如我们当前面临的瘫痪状态，正如我所说有三种应对方式，即改革现有国际组织，转向替代性多边机制，或采取单边行动。其中，第二种方式，寻求替代性组织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金砖机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联合国框架因瘫痪而失效时，理念相近的国家可以通过这类不存在严重分歧的平行机制推进合作，非洲国家可以依托非洲联盟，东盟地区国家可以依托东盟，欧洲国家则转向欧盟框架。
我个人认为这种模式并非最优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恰恰需要真正的全球合作，但如果没有可能，就退而求其次。因此，中国提出的倡议，不仅是全球治理倡议，以及张教授刚才提到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极具建设性的方案，塞尔维亚等国对此表现出极大热情。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大家可能有一个共识，联合国总要改革，只不过每个国家，特别是像包括美国在内的这种世界大国，到底希望联合国往哪个方向改，这个答案是不一样的，而要形成这个共识也很难，非常难，真实的世界，它就这么复杂这么困难，光明黑暗同时存在。
但是我们也在这么复杂的世界当中，中国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努力地走出一条既在原来的联合国框架下，但同时又对联合国的功能有非常好的补充的一条路，这是我们当下能做的。
还要补充一句，多亏有了中国。我想说，在改革议题上，中国无疑是值得信赖的行动者，因为中国本身就是改革实践的典范，今天中国所展现出的所有发展成就，无疑都是深化改革结出的硕果，这一点国际社会有目共睹，即便那些对与中国发展关系有疑虑的国家，也无法否认中国通过改革在发展等领域取得的成功。
因此谈及改革，中国具备十足的公信力，我期待中国能成为联合国改革的引领者，坚持推进联合国体系的改革；即便面对某些国家的消极态度，甚至公开反对，我希望中国提出的改革愿景，终将赢得广泛认同。
何婕：刚才两位都说到了、也引用多次的《全球治理倡议》当中提出那么多点，包括所有国家主权要平等，要尊重法治，确定的法条、讲好的规则就要遵守，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要落到实处、要有实效。中国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参与全球治理，也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贡献。我们这样的思路，也可以为联合国的改革提供更多的启发。
谢谢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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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卫视10月20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塞尔维亚前外长、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武克·耶雷米奇先生，围绕这一主题开启现场对话。
《这就是中国》第305期
张维为：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塞尔维亚前外长、联合国大会前主席武克·耶雷米奇教授，做客《这就是中国》栏目，一起探讨“联合国80年：全球治理何去何从”这么一个重要的话题。
80年前，在二次大战的废墟上诞生了联合国，它承载了世界人民对实现和平、安全、发展等的美好的期望。但联合国80年一路走来，一直面临着各种挑战和质疑。比方说在安全领域，许多国家和人民都对联合国感到失望，从俄乌冲突到加沙悲剧，联合国都没有什么作为，至少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但我们也要看到，《联合国宪章》仍然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获得各国普遍认同。联合国内各种对话每天都在进行，它还是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发挥了作用。
在发展领域，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消除贫困、粮食安全、保护地球等方向的17项目标。然而，总体进展并不顺利。以消除贫困为例，按照保守的估计，今天全球至少仍有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联合国在人类发展的许多功能性领域内，如疾病防控、民用航空、知识产权、电信标准等等，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换言之，我认为联合国是一个不完美的组织，但也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组织。它实际上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世界。比方说，没有大国的共识，联合国在和平、安全等问题上，就很难有所作为。
然而，联合国必须拥抱改革，与时俱进，争取在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方面更加有所作为。今年9月1日，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这对联合国改革很有意义。
2025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 中新网
在不久前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上，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副总裁冯德威先生提了一个颇为刁钻的问题。他问，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与之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相比，有哪些新的内容？为什么选择在上合组织峰会提出这个倡议，而不是在联合国大会宣布这一倡议？
我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说这四个倡议实际上是各有侧重的，而《全球治理倡议》共有五条，每条针对的都是国际治理中遇到的尖锐问题。它对联合国的改革也很有意义。
第一条，“奉行主权平等”。这不是套话，不是空话，主权平等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内容。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更要强调这一条。它针对的就是美国前国务卿所说的“要么在菜单上，要么在餐桌上”这种主权绝对不平等的哲学。
第二条是“遵守国际法治”，而且强调“全面、充分、完整”地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为代表的国际法治。也就是说，对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不能采用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这是允许的。更不允许少数国家把自己的“家规”强加于人。
第三条是“践行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大家知道“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经过“一带一路”广泛实践考验的中国智慧，是一种全新的而且可以操作的全球治理观和真正的多边主义。
第四条是“提倡以人为本”，也就是说全球治理的效果，要让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民众所享用，而不是少数国家少数人享用。这也是中国过去数十年国内“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自然衍生。
第五条是注意行动导向，它针对的就是西方模式主导下，国际治理中广泛存在的“清谈误事”的状况，它必须改变。我以全球绿色能源转型为例，欧洲人谈得最多，但乌克兰冲突爆发后全面后退，美国则公开放弃了。与此相反，中国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基本实现了能源转型。
当时会场里有一位德国的专家，我说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个面积将近是整个德国的面积，但我们通过长达4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它“锁边”，使之成为中国今天最大的新能源基地之一。我说中国这种行动导向的能力，从长期规划到具体实践，都是联合国改革与全球治理中应该借鉴的经验。
至于为什么在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这个倡议，大家可能注意到，参加中国九三阅兵的外国领导人，许多都来自于上合组织和东盟国家。因为中国与上合组织以及东盟的合作，卓有成效，堪称践行新型全球治理观和真正多边主义的典范。
今天从俄罗斯到中亚，到中国，到东南亚，欧亚大陆这么大一个板块，总体上实现了合作共赢，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过去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曾经被称为“地理诅咒”，面临交通不便和复杂的地缘环境。然而，通过上合组织，以及中国-东盟合作等，特别是一系列基于主权平等、合作共赢的制度安排和大量的实际行动，它们过去的“地理诅咒”，正在日益变成今天的“地理红利”。内陆国有了出海口，经济互联互通使经济蓬勃发展，许多国家成了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
换言之，中国今天不仅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而且也有许多全球治理的成功经验。而这一切对于推动联合国改革，以及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好，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下面我们请联合国大会前主席武克·耶雷米奇教授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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