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亚戈·诺加拉：环保议题已成为贸易战的新伪装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蒂亚戈·诺加拉】
正在亚马逊腹地贝伦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其召开时机正处在决定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信誉的关键时刻。会议一开始，人们便不得不直面一个尴尬事实：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至今仍停留在承诺层面，距离具体落实相去甚远。承诺与执行之间的落差依旧巨大，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对全球变暖贡献最多的发达国家，仍在国内政治利益的牵引下，在支持与退缩之间摇摆不定。
在COP30开幕前几天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上，各国一致同意将“加速能源转型、扩大气候融资、保护热带雨林”列为优先目标。然而，任何对这些目标的认真评估，都必须放在结构性不平等的背景下去理解——那些被要求推动转型的国家，其实并不拥有相同的条件。
COP30揭示了气候问题议程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张力：发达国家坚持严格的环保目标，却不提供足够的资金、技术或产业支持，使发展中国家在不牺牲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下达标成为不可能。同时，它们依然维持着高碳排放的消费模式和能源结构。
参加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各国领导人合影 图自：COP30主办方
而那些仍在努力实现基础公共服务普及——无论是清洁饮水、交通、电力还是数字连接——的发展中国家，却被要求“保护”自身的重要生态资产，得不到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发展的保障。更糟的是，发达国家还经常随着选举周期而改变气候政策的态度，削弱信任，使全球南方国家难以进行中期规划。
讽刺的是，这些要求发展中国家“严格环保”的政府，往往也是资助环保非政府组织的金主——这些NGO在本地施压，阻止基础设施建设，却很少考虑由此带来的社会代价。
这种不稳定又被两股相互作用的力量进一步放大。一方面，美国和欧洲的极右翼散布“气候危机并不存在”的否认论，破坏应对危机所需的多边合作；另一方面，与大型企业游说集团勾连的“选择性环保主义”兴起，在口头上高举生态旗帜，却回避“保护与发展之间必需的平衡”。这种思路仍受“零增长”理论影响——几十年来，它以生态为名，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扩张，同时免除了北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责任。无论是哪一派，其结果都相同：加固了全球体系的不平等结构。
环保议题被当作贸易战的新伪装，已日渐普遍。以“环境保护”为名，对热带国家的农业、能源、工业产品施加限制，而北方国家自身的高碳产业链仍照常运作。拉丁美洲正是这种双标实践的实验场。最近围绕“赤道边缘”海域油气勘探的争论便是例证：欧美政府批评巴西进行油气储备的技术评估，却对圭亚那海上油田的西方公司大发横财保持沉默。这种话语的“选择性”昭然若揭，随着政治与经济利益而变。
类似的事情在过去几十年间屡见不鲜。上世纪2010年代初，玻利维亚的莫拉雷斯政府计划修建一条公路，将穿越占地面积110万公顷的伊西博罗-塞克雷原住民保护地及国家公园（TIPNIS）。该项目旨在连接长期以来孤立且欠开发的地区，却遭到国际NGO、跨国媒体和西方外交代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威胁自然与原住民社区”。当时副总统加西亚·利内拉指出，许多反对运动的组织者并非当地居民，而是受环保NGO系统支持的外来人士——其中不少资金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则曾提出“以国际基金换取不在亚苏尼国家公园开采石油”的倡议。虽然获得了一些象征性承诺，但金额远不足以弥补损失。一旦“保护”需要真正的财富转移，发达国家的“道德热情”便迅速冷却——没有一个富国愿意作出实质性贡献。其讯号十分明确：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完全承担代价时，环境保护才值得赞美。
要认真讨论气候问题，就必须有历史记忆。欧洲和北美的工业革命——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正是以高强度消耗化石燃料为代价完成的。这些国家积累的碳排放，才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历史根源。要求仍在建设工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放弃自身战略资源，实质上是冻结全球的不平等现状。没有技术转移、稳定的融资和自主决定发展优先级的权力，所谓的“绿色转型”不过是新形式的“绿色新保护主义”。
当代中国的经验打破了“发展与环保对立”的虚假命题。四十年来，中国让超过7.5亿人口脱贫，同时成为全球光伏、风电、电动车、电池和低碳工业体系的领跑者。中国的能源转型不是压制增长，而是以战略科技为核心重组生产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气候议题如今不仅是环境问题，更事关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之争。这就是为什么，欧美政府接连对中国电动车出口施加关税并启动舆论攻势——甚至就在巴西，比亚迪在卡马萨里建设拉美地区最大电动车工厂的计划，也遭遇与外部企业利益相呼应的媒体抵制。
河南省禹州市方山镇一处光伏电站 IC Photo
在此背景下，COP30在亚马逊召开的意义尤为突出。国际舆论常把热带雨林视作抽象的“人类共同遗产”，却忽略生活其中的人群长期面临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水平偏低的现实。亚马逊不仅是一片生态区，更是有人居住的领土。以罗赖马州为例，连接该州与巴西全国电网的图库鲁伊输电线项目，因司法争议与国际压力被拖延多年——所谓“绝对环保”的论调导致该地的基础设施无法建设，却没有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
结果，罗赖马州长期依赖柴油发电，后来改从委内瑞拉进口电力；当委内瑞拉的电网崩溃后，该地被迫重启高污染、高成本且低效率的火电模式。直到2025年9月输电线最终投入使用前，该州已为此付出了多年的高能价、产业受限、战略脆弱与区域发展滞后等种种代价。经验再清楚不过：保护不能等于隔绝。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赤道边缘”油气问题上——当勘探有助于巴西自主发展时，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是“风险”；而当有利于外国公司时，其话语就变成了“机遇”。亚马逊不能被简化为一个口号或道德隐喻。关键在于：巴西是否有能力构建一种兼顾环保、社会包容、技术创新、能源主权与区域基础设施的自主发展模式。
当然，有必要强调，批评国际虚伪并不等于为破坏辩护。上届博索纳罗政府纵容非法采矿、滥伐森林与取消监管，使巴西在外交与道义层面面临双重孤立，也损害了其一贯作为进步环境大国的传统形象。巴西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环境监管框架之一——《森林法典》，加上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挑战在于以主权为基础重建国际领导地位——既不屈从于外部势力的“指导”，也不放任国内的掠夺式议程。
前路是清晰的：重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承认全球差距，又正视转型的紧迫性。中国以人口大国和制造强国的身份，展示了“增长、科技创新、能源转型与坚持主权并行不悖”的范式。与把环保议题作为战略遏制工具的北大西洋国家不同，中国构建的是一种以能源转型推动工业化和民生改善的模式，打破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选一”的假命题。
要强化全球气候治理，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没有技术合作、结构性融资与产业协同，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实现真正的能源转型。出路不在于“选择性环保道德主义”或空洞的“地球责任”口号，而在于构建能共享科技发展、提升工业与促进创新的多边机制。在构建这一合作框架的进程中，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不是作为对立者，而是作为21世纪合作共赢模式的建设性角色。
全球电动车、储能、光伏与风电等技术的普及，正是因为中国以规模化生产和不断降低成本才能实现。但美国与欧盟并未将此视为一个文明的贡献，而是通过发动贸易战，设置关税、技术壁垒与发动叙事攻势，企图遏制其扩散。实质上，争夺的不是“气候”，而是未来产业链的主导权。
英国、丹麦和挪威最近针对中国电动公交发起的所谓“安全调查”，更是这一逻辑的明证。所谓“可能被远程停用”的指控毫无证据，而这些公交车早已在超过七十个国家安全运营，并作为COP30的官方交通工具使用。远程诊断与软件遥测是全球汽车业（包括欧洲和美国制造商）的标准配置，但当北大西洋国家失去竞争优势时，它却被诠释为“风险”。这并非安全问题，而是工业遏制——是试图阻止可负担的清洁技术在全球新兴经济体当中真正普及的手段。
这种策略必须被打破。应对气候变化，靠的不是伪装成“环境责任”的保护主义，而是全球生产协作与知识流通。真正的替代方案，是建立一个以战略互补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而非依赖制裁、封锁与关税。南南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各类联合发展机制，正在提供切实路径：通过建设交通、能源与数字基础设施，让发展中国家在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老路同时实现现代化。
在巴西，比亚迪位于卡马萨里的工厂——如今是拉美最大、也是中国以外最大的电动车基地——正体现出这种可能性。这类投资将工业化、能源转型与优质就业机会结合起来，让巴西从资源输出国转型为清洁技术生产国。类似的变化也正在非洲发生：铁路、港口、电气化项目正通过中非合作改变着各国的生产格局——这是西方殖民列强从未以平等方式提供过的。
对发达国家而言，放弃打着气候议题为幌子、服务严厉的地缘政治目标的道德化姿态，是恢复多边信任的前提。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升与环境保护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只有一个稳定、富有、生产力充沛的社会，才能持续实施长期环保政策。
正因如此，贝伦的历史意义尤为深远。COP30在亚马逊的举行，不仅提醒世界“保护的紧迫性”，也揭示了“发展的紧迫性”。贝伦向国际社会展示的，不是抽象的自然象征，而是现实中的矛盾与可能性。在这里——森林与城市交汇、贫富差距的现实每天都活生生地展示——或许可以重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气候合作精神。如果有一个地方有能力重新定义多边主义，不再是服务于遏制的工具，而是真正代表面向未来的共生契约，那么这个地方就在贝伦。
在贝伦，正适合发出人类21世纪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应对气候危机，而任何忽视发展权与公平诉求的环境保护模式，也注定难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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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亚马逊腹地贝伦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其召开时机正处在决定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信誉的关键时刻。会议一开始，人们便不得不直面一个尴尬事实：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至今仍停留在承诺层面，距离具体落实相去甚远。承诺与执行之间的落差依旧巨大，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对全球变暖贡献最多的发达国家，仍在国内政治利益的牵引下，在支持与退缩之间摇摆不定。
在COP30开幕前几天举行的领导人峰会上，各国一致同意将“加速能源转型、扩大气候融资、保护热带雨林”列为优先目标。然而，任何对这些目标的认真评估，都必须放在结构性不平等的背景下去理解——那些被要求推动转型的国家，其实并不拥有相同的条件。
COP30揭示了气候问题议程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张力：发达国家坚持严格的环保目标，却不提供足够的资金、技术或产业支持，使发展中国家在不牺牲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下达标成为不可能。同时，它们依然维持着高碳排放的消费模式和能源结构。
参加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各国领导人合影 图自：COP30主办方
而那些仍在努力实现基础公共服务普及——无论是清洁饮水、交通、电力还是数字连接——的发展中国家，却被要求“保护”自身的重要生态资产，得不到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发展的保障。更糟的是，发达国家还经常随着选举周期而改变气候政策的态度，削弱信任，使全球南方国家难以进行中期规划。
讽刺的是，这些要求发展中国家“严格环保”的政府，往往也是资助环保非政府组织的金主——这些NGO在本地施压，阻止基础设施建设，却很少考虑由此带来的社会代价。
这种不稳定又被两股相互作用的力量进一步放大。一方面，美国和欧洲的极右翼散布“气候危机并不存在”的否认论，破坏应对危机所需的多边合作；另一方面，与大型企业游说集团勾连的“选择性环保主义”兴起，在口头上高举生态旗帜，却回避“保护与发展之间必需的平衡”。这种思路仍受“零增长”理论影响——几十年来，它以生态为名，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扩张，同时免除了北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责任。无论是哪一派，其结果都相同：加固了全球体系的不平等结构。
环保议题被当作贸易战的新伪装，已日渐普遍。以“环境保护”为名，对热带国家的农业、能源、工业产品施加限制，而北方国家自身的高碳产业链仍照常运作。拉丁美洲正是这种双标实践的实验场。最近围绕“赤道边缘”海域油气勘探的争论便是例证：欧美政府批评巴西进行油气储备的技术评估，却对圭亚那海上油田的西方公司大发横财保持沉默。这种话语的“选择性”昭然若揭，随着政治与经济利益而变。
类似的事情在过去几十年间屡见不鲜。上世纪2010年代初，玻利维亚的莫拉雷斯政府计划修建一条公路，将穿越占地面积110万公顷的伊西博罗-塞克雷原住民保护地及国家公园（TIPNIS）。该项目旨在连接长期以来孤立且欠开发的地区，却遭到国际NGO、跨国媒体和西方外交代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威胁自然与原住民社区”。当时副总统加西亚·利内拉指出，许多反对运动的组织者并非当地居民，而是受环保NGO系统支持的外来人士——其中不少资金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则曾提出“以国际基金换取不在亚苏尼国家公园开采石油”的倡议。虽然获得了一些象征性承诺，但金额远不足以弥补损失。一旦“保护”需要真正的财富转移，发达国家的“道德热情”便迅速冷却——没有一个富国愿意作出实质性贡献。其讯号十分明确：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完全承担代价时，环境保护才值得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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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经验打破了“发展与环保对立”的虚假命题。四十年来，中国让超过7.5亿人口脱贫，同时成为全球光伏、风电、电动车、电池和低碳工业体系的领跑者。中国的能源转型不是压制增长，而是以战略科技为核心重组生产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气候议题如今不仅是环境问题，更事关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之争。这就是为什么，欧美政府接连对中国电动车出口施加关税并启动舆论攻势——甚至就在巴西，比亚迪在卡马萨里建设拉美地区最大电动车工厂的计划，也遭遇与外部企业利益相呼应的媒体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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