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磊：48小时三次变脸，斯塔默为啥硬气不起来？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张晓磊】

2月28日，美以联手空袭伊朗，哈梅内伊殉难，中东火药桶引爆。

此后48小时内，英国首相斯塔默完成了三次姿态翻转——从“坚决不参与”，到“有限防御松口”，再到实质性卷入。

这套操作折射出“大英帝国”在21世纪依然无法挣脱的三重枷锁：伊拉克战争的历史幽灵、美英“特殊关系”的结构性锁链，以及“防御”与“进攻”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灰色地带。

48小时三次“变脸”：一个精确的政治翻转记录

第一幕：2月28日，英国未参与初始打击，斯塔默称这是“深思熟虑的决定”，政府律师认定美以行动不符合《联合国宪章》自卫权定义。

第二幕：伊朗反击波及海湾多国，导弹击中巴林军事基地，差点伤及英国人员，斯塔默随即于3月1日同意美军使用英国基地执行“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

第三幕：3月2日，斯塔默在议会透露英国战斗机已部署并拦截多个威胁，同时表示“拦截每一枚导弹是不可能的”“唯一方法是在源头摧毁导弹”——这恰恰就是美以先发打击的同一套逻辑，只是换了一层“防御性”的壳。

当地时间3月2日，斯塔默在英国下议院质疑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合法性。 视频截图

这三步翻转并非偶然，而是英国中东军事存在的结构性后果。

英国在巴林、阿曼杜库姆、阿联酋明哈德以及塞浦路斯均设有永久军事基地，构成了与美国全球力量投射深度嵌套的网络。因此，斯塔默口中的“不参与”从一开始就难以为继——你不可能一边在伊朗导弹射程内驻扎数千名军事人员和三十万公民，一边声称自己与冲突无关。

军事存在背后，还有深层经济逻辑：2010年以来英国约60%的军火出口流向中东，与海合会国家年贸易额达570亿英镑。军事基地与军火贸易构成互相强化的循环——基地为军售提供可信度，军售收入为海外驻军提供经济理由。当海湾安全前提被打破时，斯塔默面对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控制参与的深度。

“防御性参战”的法律外衣与伊拉克的幽灵

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此次英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公布了法律意见摘要，声称是在行使“集体自卫权”，武力使用“必要且相称”。但这套论述有致命漏洞。

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从英国基地出发的美军飞机需7至9小时到达伊朗空域，指望美军在任务中途暂停寻求英方法律批准是不现实的——伦敦只能依赖华盛顿的保证。而一旦出现消灭伊朗高级指挥官的机会，任何升级都将牵连英国。

纽约大学国际法教授阿迪尔·哈克更直接点破：美以行动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安理会从未授权对伊朗使用武力，伊朗当时并未攻击美以，甚至在空袭前几小时还在就核计划谈判。英国同意让美军从英国基地打击伊朗境内设施，这一安排似乎是非法的。

斯塔默为何如此执着于“防御”二字？答案藏在2003年。

当时，美国小布什政府用一管“白色粉末”，便言之凿凿地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对这份未经证实的指控，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选择，不是独立核实，而是近乎无条件的追随。他几乎没有迟疑，便决定与“大哥”并肩出兵。

这场战争，最终没能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留下了沉重的代价：179名英军士兵埋骨异域，再未归来；英国的国际声望跌入低谷，国内抗议浪潮此起彼伏。

因此，斯塔默才会在议会直言“已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甚至说出“本届政府不相信从空中进行政权更迭”——变相指控特朗普重演布莱尔入侵伊拉克的剧本。作为前人权律师，他承受不起“第二个布莱尔”的标签。

斯塔默的“防御性”话语策略，本质上是试图在不对称联盟关系中进行一次单方面的“战争性质定义权”争夺。但问题在于，美英关系在实践中从来就不是对等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天平历来压倒性地倾向美国一方，这种不对称性造成了深层的权力失衡，使英国即使在美国政策明显有误时也缺乏打破同盟的意愿。

更关键的是，英国在核武器和关键军事技术上深度依赖美国。一个军事力量的核心装备链条上写满了盟友名字的国家，要在战场上对这个盟友说“你只能用我的基地做防御性打击”——这种要求的执行力基础在哪里？

我们可以围绕两个未被证实、但互相矛盾的假定进行推演：英国假定英美联盟不仅是生存所必需的，而且足以维持其大国地位；但对美国而言，与英国的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对英国在世界上既有地位的背书。1956年，美国阻止了英国在苏伊士危机的自主军事冒险；2026年，美国则把英国拖入了一场英国并不想打的战争。权力的方向反转了，但不对称的结构没有变——变的只是谁在方向盘上。

西方集体叙事的选择性失忆

但伊拉克的教训挡不住“特殊关系”的结构性力量。特朗普24小时内3次公开批评斯塔默：“我们对凯尔非常失望”，“这在两国之间大概从未发生过”。他在白宫记者会上更补了一刀：“我们打交道的对象不是温斯顿·丘吉尔。”这句话对英国人而言，几乎等同于公开羞辱。美英关系据报跌至“历史最低点”。

斯塔默回应得硬气——“判断什么符合英国国家利益是我的职责”——但实际动作却是松口了。

事实上，英美“特殊关系”的公开裂痕并非首次出现（例如去年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此次地缘政治背景使其意味格外深长。

部分原因是两国不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并肩作战，但也因为英国被脱欧所消耗、与欧洲疏离、经济增长乏力并持续削减军事力量，使其在欧洲、全球经济和全球军事存在方面的重要性都有所下降。

特朗普用“不是丘吉尔”来羞辱斯塔默，折射的正是华盛顿对伦敦日益增长的不耐烦——你不能既想要联盟的保护红利，又不愿承担联盟的军事成本。

但斯塔默真正的战略困境在于：“脱欧”之后的英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段关系——离开了欧洲的集体力量，又无法从美国获得对等尊重，只能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之间的空白地带，做一个进退维谷的“全球英国”。

再看英法德联合声明，更是教科书级的“选择性失忆”：对美以率先动手只字不提，却称伊朗反击“令人震惊”。这种基于对美地缘政治依赖的话术并不令人意外，但值得警惕的是，英法德以及欧盟通过“选择性谴责”“罪责倒置”和“防御性介入”的技术路径，构成了对美以先发打击的隐性背书。

《外交政策》杂志对此的评判极为犀利：欧洲人通过发明一个平行现实来调和自身的价值观与信仰。他们继续宣扬规范，但将这些规范应用于一个虚构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伊朗某天早上醒来就突然攻击了以色列和海湾邻国，因此理应受到谴责。

欧洲付出了参战的代价，却没有得到任何塑造战争走向的筹码——既失去了道义高地，也没有换来战略话语权。但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参与了这场叙事共谋，西班牙、挪威、丹麦等少数国家就有勇气直言谴责攻击的本质。

帝国的阴影、国内的撕裂与“防御”外壳的保质期

在英国国内，斯塔默的决定同样带来了撕裂。

右翼的法拉奇和巴德诺赫谴责斯塔默“花了两天才做出最显而易见的决定”；左翼和公众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YouGov民调显示49%的公众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整整一半反对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英国基地，斯塔默是在违背过半民意的情况下做出了这个决定。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伊朗对英国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1953年英美联手推翻摩萨台的历史记忆，使德黑兰可能已将英国在海湾的军事资产视为打击目标——3月2日，英国在塞浦路斯的RAF阿克罗蒂里基地遭无人机袭击。而英国军事分析师指出，英国没有本土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如果一枚导弹射向伦敦，我们无法将其击落”。

1968年，哈罗德·威尔逊宣布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永久撤军，历史学家将此标记为大英帝国的正式终结。然而半个世纪后，英国却在悄然逆转这一政策。

脱欧后的“全球英国”战略将中东和印太重新纳入战略视野，巴林、阿曼杜库姆、迪戈加西亚的基地群被赋予了新的战略使命。但正如前英国国防参谋长豪顿勋爵所警告的那样，“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撒了谎——内部人士知道我们的国防计划是负担不起的……也许英国应该不再做一个世界性的军事力量。”

伊朗危机将这一矛盾推到了极限。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足以使其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却不足以提供独立的防御能力。这是一种典型的“帝国过度延伸”：承诺的多、资源的少，存在的广、防御的薄。当然，对高度依赖全球贸易的英国而言，在这场博弈中的利害关系远不止几个海外基地的安全——它关乎供应链、能源价格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当你的基地里停着别人的轰炸机，当你的战斗机已经在拦截对方的导弹，“防御性参战”的外壳，还能撑多久？

也许，答案不在唐宁街10号，而在战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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